作者：老田
在过去五十年来，共产党政权底下的当权派总是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看作铁板一块；或者把毛泽东个人作用格外突出出来，把当权派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取向刻意淡化，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作为局中人毛泽东对此有非常深的感触，他曾经转述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一句话来形容，这已经广为人知。此外在1968年，毛泽东还说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两报一刊五一社论《乘胜前进》）他还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并且断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之后还是这样。”（1968年4月2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在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在新中国已经消失，然而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仍然存在。这个新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是两个群体：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这两个群体也是对在新中国恢复精英主义制度最有兴趣，毛泽东在1957年称之为“思想上的阶级”，这个阶级实际上在现实中尚未形成，只有在他们追求的优势地位被制度化之后，才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也就是所谓的潜在“复辟势力”。毛泽东虽然本人是思想上独树一帜的人文学者，同时也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首脑，但是与这两个群体都有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长期站在这两大精英群体的对立面，来批评指责他们，并发动一系列运动试图改变他们。毛泽东与他们的矛盾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或者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是体现了阶级和路线分歧的内容，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一下新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的发展轨迹与演变过程。
一、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
在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着推进精英主义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平民革命特色，在革命中知识精英群体选择了看客或者反革命的位置，结果在革命成功之后，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边缘化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知识精英群体和官僚精英群体存在着长期的分离与隔阂，而且由于知识精英群体掌握着的话语权，一方面对执政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构成挑战（表现为邓小平和彭真积极的反右扩大化要求），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平民革命的思想遗产相对立（表现为与毛泽东的对立）不能真正自觉地为捍卫多数人利益而言说，因而带来长期的摩擦和磕磕碰碰。
1、反右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矛盾的大爆发
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城市工作部改名为统战部，统战部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滞留香港的知识精英群体的佼佼者接回，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新中国中央政权做准备工作的。在具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集团时，共产党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关系是相对融洽的，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将要受到严峻的考验。
知识精英群体拒绝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多数人利益优先原则，他们总体上希望的是一个政治上可以进行轮流坐庄或者实现公开分赃的欧美精英阶层民主的政治模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然而在战争年代备受考验的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深知不能抛弃多数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无法舍弃或者背弃对工农的解放承诺，足以促进精英阶层整体化的民主协商政治很快就有名无实，知识精英群体对共产党的不满也日益外露。1957年的大鸣大放就为他们表述自己意愿提供了机会，这一表述应该说是不彻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毕竟都是高手过招，相互知道对方的后手和引而不发的部分，结果这个事件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成为打击右派的由头，反右扩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体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评和挑战。在这一次运动中，陆定一布置收集并编辑的右派言论，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地要据以同意部署反右运动，得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之后，共产党高层官员中最积极的是邓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单位下指标和比例，邓小平则积极地通过自己掌握的党务体系，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当权派则在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积极性驱使下，积极地加以执行和贯彻。这一次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扩大化，各地的当权派都非常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有利于巩固自身优势地位的“反右扩大化”政策，扩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体的目标在内，此后再也少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当权派的了，当权派的从此可以比从前更放心地为所欲为。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提意见远远没有知识精英群体的眼光，也没有他们那样具备良好的表述能力。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许多官僚精英群体按照保护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惯性，特别愿意把这一次运动理解为反右运动的新高峰，这样他们可以再次打击足以对自己的滥用优势地位构成可能挑战的知识精英群体，从而更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不管四清23条和16条规定的运动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在哪里，运动的方向就一定是要指向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初期牛鬼蛇神再次遭殃的根本原因。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在内部会议上评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说，炮打司令部是要打牛鬼蛇神，不是要触动湖北省委。这其实就是今天人们常常提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也正是因为两大精英群体之间的隔离和矛盾，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的主力军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教育和科技界的人士，特别是学生。文革之所以顺利发动并发展到后来的规模，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精英群体与知识精英群体这两大精英群体相互隔离的状况有紧密的关系，而且官僚精英群体中的多数人总是把知识精英群体看作是对自身既得利益的最具有威胁的群体，并常常给以刻意打击，借以保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的现实有关。
2、毛泽东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分歧及其被利用
毛泽东希望通过旧有知识精英群体的学习和思想改造，最终能够建立起与中国式道路相适应的思想格局的历史使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个思想格局既与正统的马列主义相区别，也与西方的主流思想相区别，就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然而自五四运动以降，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群体一门心思就陷在西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总以为只要这样就足以整合中华民族的人力物力，在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目标。这个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完全相反。其实在共产党内部，也是存在着这样的类似分歧，从陈独秀思想上的“二次革命论”和实践中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后来的王明等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都是这样的书生意气，不看现实。
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知识精英群体拒不接受中国革命的血写的教训和经验。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汇报会上，在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中国革命只有在把大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实现人力物力的整合与动员，达成中国革命的目标。新中国在建设时代，经过五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已经证明只有多数人的利益才能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达成发展目标。这一点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是拒不接受的，他们的眼光是盯着自身的优势地位，并显然认为只有把自身的优势地位建立在为“五张皮”服务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毛泽东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泽东要坚持中国的血写的遗产，而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希望快速的优势地位建立，这刚刚好与毛泽东把握的思想存在尖锐的矛盾。
因此真正的问题乃在于思想的革命，而这又无法通过学习或者外在的强制来实现，这需要个人的自觉努力和真诚接受，需要的是个人意志力量的成长和良知的觉悟。所以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从批判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批判武训传到批胡风，从反右到文革，都是这一试图促使知识精英群体完成思想革命进程的不成功的系列环节。每一份资源都不会被浪费，毛泽东对知识精英群体的不满，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不受批评和挑战，成为官僚精英群体打击知识精英群体的借口，最大目的当然是万马齐喑。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需要的是知识精英群体的思想革命化和革命精神，完成新的思想格局建设使命；而官僚精英群体需要的是“万马齐喑”和“莫予毒也”那样一种使自身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不受到任何性质的质疑、批评和挑战的逍遥状态。当然即便是毛泽东明确做了相反的表示，官僚精英群体由于控制着国家行政权力，并且实际上也控制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和文化阵地，也一样能够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文革初期，官僚精英群体就公然敢于与毛泽东对着干，仍然转移运动方向，把打击矛头对准知识精英群体。结果文革后来是毛泽东和部分知识精英群体结盟，搞踢开党委闹革命。
当然官僚精英群体还是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毕竟是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以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跨了，而以林彪或者“黄吴叶李邱”为象征符号的军队系统当权派上台，最后造反派组织力量固然是在前两者的联合打击之下迅速解体，知识精英群体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出现这一结果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意外，虽然毛泽东把自身的全部砝码压在造反派一边，明确表态运动和矛头要对准党内当权派，但是由于在力量对比上的不足，运动中间特别是运动的初期和后期，还是按照当权派的意愿实现了打击目标的转移。
在毛泽东时代，许多知识精英群体为了过关，就特意说假话套话，甚至装扮极左以图蒙混。不仅有个人的心理创伤，而且对社会也毫无贡献和价值。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知识精英群体就是这样选择风险最小的路径，来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至于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则丢到九霄云外了。毛泽东如果想要依靠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来完成文化革命或者是思想格局的创新，不也是太难了吗？最后毛泽东对他们感到彻底绝望，说把他们养到老算了，改而希望通过培养工农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完成文化革命---重新建设新的思想格局---这一历史使命。
3、精英阶层的整体化
在1970年代清理完四人帮的“黑爪牙”之后，在1980年代又进一步清理了“三种人”，许多军队出身的老干部，都在1980年代陆续进入干休所或者顾问委员会，退出权力核心。由于这样的清理过程，仍然无法足以根本保证邓小平放开手脚大搞“改革开放”。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更大规模的换班，由于邓小平个人权威的不足，加上毛泽东选定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否定，因此需要在组织路线上实现开创性的调整。这就是在“知识化和年轻化”的名义之下，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进入权力中心，而且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竭力膨胀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本来原来政府做一个决定原来只有30个人有表决权，邓小平通过这样的方式提拔300人进来，这样的原来的权力结构就不能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过程具有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把不听招呼的老干部老军头边缘化，把他们在既有的权力中心的决定性影响冲淡；一方面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原来站在体制外对官僚精英群体通常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群体，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实现了融合。这样精英主义道路不是经过论证和说服过程，而是通过权力中心组织路线的保证下进行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不做调整的情况下，迅速改变执掌国家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性质，来改变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结果还没有到艾奇逊所指望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地改变国家性质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愚蠢的知识精英希望彻底否定毛泽东，而邓小平显然比他们高明，知道毛泽东绝对是不能彻底否定的，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作为一个符号象征，代表着共产党曾经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时代化身，这是一份无法简单复制的巨大财富。一个最狡猾的继承人，总是希望继承财产同时赖掉债务，而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对工人农民的承诺无疑就是这样一笔债务，相反毛泽东那一辈共产党人，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在人民心目确立的威信，无疑是执政所必须的巨大无形财富，这一财富对于没有选举那样的程序合法的执政者来说，就是其执掌政权的全部合法性来源。
二、中国官僚精英群体的构成及其内部矛盾
中国的解放和蒋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国的政权建立提上议事日程。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然通过延安整风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地域的彼此分离和作战任务的相对独立性，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人财物在管理上，还是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山头主义。
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组建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而各个地方局和省政权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体组成人员的来源上看，华东局各省主要是三野军转人员为主（陈毅、粟裕部下），东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刘伯承邓小平部下），西北局、华北和内蒙是一野和华北兵团专业人员占据优势（彭德怀部下和聂荣臻、杨成武部下）。由于战争年代的军队内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风，因此这个深刻地影响到人员组成上的派系和势力分野。此外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乃至旧政权留用人员，也占有相对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区往往还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实际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就同时开始了基于权力和位置争夺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除了和西方国家一样，往往以政策主张和信念为依据划线之外，还要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的群体分野，也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些具有政治权力斗争性质的争夺，往往被共产党自己界说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长期忽视了对参加者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诉求，而主动参与的一面。实际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间，就有许多当权派利用这次机会搞党同伐异，最明显的表现在河南省，原来的淮阳地区和商丘地区合并之后，商丘地区的干部在省委第二书籍吴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阳地区过来的干部打成右派；而吴芝圃自己则在中央刘邓等人控制的组织部系统的支持下，一举把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掉。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纯粹是“五风”干部联合起来，在上至中央的“五风”源头刘邓等人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通过“指鹿为马”测试之后进行的大规模清洗和换班。“四清”演变成按照“桃园经验”展开之后，也是一次试图建立和强化上下级之间父子或者猫鼠关系的努力。这些权力斗争过程，都是依托垂直的组织系统，在同级或者下级之间进行的清洗过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结良好的组织体系，在文革期间被学生造反派抨击为“黑帮”。
1950年代，对中央一级权力分配格局不满的情绪，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群体中，并且以有军功的干部对无军功干部的高权位不满表现出来。因为中央政府的组建主要是以刘少奇薄一波系人马为主，因此对中央一级政治权力分配的不满，往往就表现为对刘少奇等人的非议。1953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势力，要求重新划分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的诉求。当时的背景是毛泽东在内部吹风中已经提出要退居二线，而且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面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这样高岗等人就认为自己虽然不敢与毛泽东比，但是和刘少奇还是有得一比，应该轮流坐庄。当时出面支持高岗的明里除了饶漱石之外，暗里还有一野的彭德怀等人。而极力支持刘少奇一方的除了邓小平、陈云之外，还有周恩来。在这一次斗争中，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阵线非常分明。最后取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毛认为刘少奇政治上比军队干部强，最后支持了刘少奇他们一方继续掌权，某些人就借机对挑战者高岗等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
1959年的庐山会议，被一些有心人描绘成毛泽东不容许不同意见，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彭德怀于7月14日递上万言书，万言书中的内容就其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远远不如庐山会议前期所讨论问题的深度，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开列的19个讨论问题的范围。信中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认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泽东，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自己在会上讲话，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过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还说马克思曾经预言说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也是同一性质。许多人喜欢把毛泽东描述成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大独裁者，但是毛泽东已经出版的书信、讲话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种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即便是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也常常附带说明如果有不同意见请提出反驳。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挑落马下，显然与他的万言书无关，更与冒犯毛泽东没有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在邓小平时代春风得意的“党内高层非毛化专家”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会上，毛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１９３页）根据王震后来的回忆，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就跟斗地主一样，这些“斗地主”的参加者，恐怕不是出自毛泽东的授意和安排，结合毛泽东和李锐的说法，那些基于政治利益的主动性并且“有恐慌感”的人，恐怕还是大大地有所表现。而且后来给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定性是“高饶反党集团余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帮助下闹了一场风波”，已经跟信件完全没有关系了，而是在算老帐和新帐，而新帐却是与信件内容无关的彭德怀在国外访问的表现，如果还说有什么疑问的话，恐怕就是毛泽东必须为“有恐慌感”的那些人吃定心丸，继续为他们掌权创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说1953年是高饶等老军头，在政治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出击，要求重新划分中央政治权力格局；1959年看起来象是有些人充分把握机会，反过来对老军头进行的主动出击，以维护既定的权力格局的稳定性。
相反中共当权派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性，不仅表现在中央一级，而且在地方也同样，并且相互对垒干部群体也是大同小异。1950年代陶铸和赵紫阳在广东大搞反对地方主义小集团，牵涉的人数多达5万，这在相当程度上把广东省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了一遍。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南下干部反对非南下干部（主要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包括留用的旧人员等），就是权力格局中心的强势集团，发动的要求得到更多权力的清洗运动。在湖北曾经长期存在南下干部，揪住新四军五师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这显然也是要在政治上矮化对手，因而具有权力再分配性质。
在文革期间，一些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矛盾和争夺比较严重的地区，都发生了后来称为“特大冤案”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事件。在这些冤案中，没有例外的是一些人被淘汰出权力中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趁机补充进来，并占据空出的高位。如云南的赵健民特务案，有3万多人挨整，14000余人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间的第二大冤案。这个案件实际上也达到了重新划分云南省政治利益的目的，着手实施的实际上就是从前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部下，得益者也是他们，而被打下去的多数则是留用的旧人员和原来的“边纵系”人马。因为云南的卢汉是起义的，云南政权中间留用的旧人员比较多。此外“内蒙古人民党冤案”号称是文革最大冤案，实际上起作用的也是军队转业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矛盾，同时还伴随着汉族干部和蒙族干部的矛盾。这个案件的幕后人物实际上也指向杨成武，后来杨成武在接受权延赤采访的时候，也大致上如实地指出了云南和内蒙冤案的积极制造者和矛盾利害关系双方（参见《龙困与微行》）。没有例外的是，优势群体打击弱势群体，目标是重新划分政治权力格局，参加者并非都是由于秉承上面的所谓“错误指导思想”，而主要是出于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诉求。
而且文革的方向最后决定性地被误导为清查历史问题，明显地与老军头势力强大的影响直接相关。毕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屁股比较干净，而且历史也容易说清楚，或者说比较清白，这样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对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带来严重的不利。毕竟政治就是被定义为基于整体利益的操作和安排，对整体利益的背弃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抓叛徒就是要抓那些背弃整体利益的人士，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非常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三、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聚散离合
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为新中国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基础，军队干部由于山头主义和军功辉煌，游击习气和单纯注重军事，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地方经济和政治工作上，也不太愿意接受纪律和约束，结果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而且在政治上相对于文官的不成熟也表现得很彻底，这显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内高层权力划分的一个重要认识基础。特别地在当时解放区各自分割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党务系统在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与在延安的中央具有紧密的联系，七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鲜明地提出“刘少奇代表白区党的正确路线”，已经是为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在铺路了。特别地有许多人热衷于提到刘少奇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彭真率先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并把这个作为毛泽东任用私人的证据；其中至少有一点是真切的：那就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和彭真的高层政治地位是不稳固的。因为与他们竞争的对立面是具有军功的老将们，他们格外需要毛泽东的鼎力支持，因为他们的致命问题就是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和平民革命中，没有能够在战场上确立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后来他们在执政的过程中，往往非左即右，也是因为背后具有老军头们辉煌军功下无言的政治竞争压力，他们需要不断地以言说和行动来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需要让人们看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及其施政成果。
许多人喜欢颠倒是非地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清除刘少奇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权力斗争，实际上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能够在共产党高层站稳脚跟，完全依赖毛泽东的支持。如果毛泽东什么时候撤除对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就一定会成为弱势一方，被老军头们清洗出局。1953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就试图达成此一目标，实现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最后是因为毛泽东的明显支持，刘少奇才得以稳住其地位的；1959年对彭德怀具有恐慌感的，当然也不是权力地位低于彭德怀的人，也肯定不是老军头们，他们彼此之间向来是互不买帐的。1966年底中央召开军队干部干部会议，会上将军们发言调子非常激进，毛泽东在会后说这样的会议不宜再开，再开刘少奇就要成为反革命了。特别地是在文革中揪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高级干部被打倒，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确实实现了重新划分，这实际上是完成了1953年以高饶为代表的老军头，希望重新划分中央一级政治权力格局的未竟事业。而且重新划分的受益者，就是后来出来掌权的军功高的将领群体，在通常情况下本来就是应该他们掌权的，只是因为毛泽东的缘故，才让刘少奇他们占先了。后来说江青乱点名批判老干部，因此造成许多老干部受迫害，实际上那些人已经是必然要倒了，他们在失去了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之后，他们不可能在老军头眼皮底下还能够坐稳自己的位子，政治竞争的胜负完全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在1967年2月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的那次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是以要张春桥保一下陈丕显为由头，为老干部的既得利益和老干部第二代（“联动”）受冲击鸣不平，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而冲冠一怒，当然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兔死狐悲之情；李先念主要是为“联动”被定性为反革命鸣不平；这两个人与陈毅相比，明显在眼界和胸怀上都不够，基本上没有超脱狭隘的个人视野与小圈子感受。而陈毅则非常有意思，他提到一个久远的、最终影响了解放后国家权力格局的历史安排：“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毕竟是延安整风确立了党务和政务体系干部，具有相对于军队干部的优越地位，进而在解放后的国家权力格局中占尽优势，陈毅的反思确实到了追根溯源的高度，胸怀和视野是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不能比拟的。
然而在文革中后期，军队干部确实成功地排除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成为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的主要力量，然而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政治稳定上，军队当权派的政绩远远不能叫人满意，特别是军代表主持进行的“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完全不讲政策和法律界限，导致人望尽失，在民众中间激起的民愤，超过刘邓在文革前17年期间积累的民愤总和。这样一段老军头们在前台主政的历史，反过来在事实上证明了毛泽东主导的延安整风所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是正确的，看起来陈毅的看法还是没有超脱自身个人利害的局限，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还是要承认是毛泽东而不是陈毅把握住了最根本的事实。
毛泽东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借陈伯达提倡“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发难，发动了“批陈整风”，而这个陈伯达就是在1968年担任中央专案小组的组长，专管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把全国革委会内部的群众代表和造反派几乎一网收尽，从而为军队在地方全面掌权清除了障碍。因为当时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已经是死老虎了，而造反派有群众基础是活老虎，军队干部要全面掌权，必须在权力中心清洗造反派的势力。造反派群体则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了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深受其害。陈伯达则在这个过程中为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队势力出掌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站到了亲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的对立面。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黄吴叶李邱”五人被迫做公开检讨，而且这些检讨最后还指定要送交毛泽东本人过目；在1973年底毛泽东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果断终止军队干部全面干预地方政治的局面，这一段历史是军队干部群体用自己的行动，雄辩地证明了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是正确的。
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关系与工作合作上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明显超过对彭德怀等粗人和武将，对刘少奇的才能与工作魄力也评价在武将之上，因此毛泽东很早就产生提前交班以培养威信的想法。但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工作上的分歧，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同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立支持，刘少奇将不可能到达他曾经到达的位置，而且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也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坐稳，在对付高饶和彭德怀的事情上，毛泽东明显有为刘少奇清除对立面、为其树立工作威信的考虑。如果这两件事毛泽东放手，站在中间立场上，刘少奇由于自己固有的短处，将无法顺利过关。一是刘少奇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和人望不足以与对立面抗衡，二是刘少奇的工作方法也为对手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和靶子。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在于刘少奇更能够领会和贯彻建设新中国的合适政策。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不受威胁，固然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资历和声望在起作用，同时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内政外交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没有人能够可以和毛泽东的见识相比拟，毛泽东在党内的牢固政治地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牢固基础之上。这也使得毛泽东能够超然于党内派性斗争之上，担负一个最后仲裁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因为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路线上既没有搞极左以表现自己的压力，也没有走极右路线去取悦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这是因为毛泽东自己的地位牢固，不需要通过在路线、政策乃至高级职位分配上作交易，来赢得内部和外部的支持。毛泽东有了这样的地位之后，他个人也似乎刻意追求一个超然的身份，到“体制外”去监督“体制内”人士如何行政，因此在建国初期就主动提出要退居二线要到“体制外”去，后来王明在莫斯科告状说毛泽东一贯反共产国际，在国内常常是逼迫80％的干部作检讨。权力斗争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拉一派去打另外一派，王明告状涉及的事实，恰好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最好阐释，如果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人离权力斗争最远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超脱党内权力纠纷，毕生注重的是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甚至毛泽东不认为需要以组织路线去贯彻自己的意图，即使是在文革前夕，毛泽东仍然对重要职位分配和任命还是不插手，对陶铸调中央文革小组的任命仍然是邓小平物色和推荐的。许多人把毛泽东说成是热衷于搞权力斗争和权力欲特别重的人，然而事实却是毛泽东对政治和思想的注重，远远超过了对组织路线的注重，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也仍然很少介入和过问人事安排问题，这类事情通常是有周恩来或者林彪系将来着手安排的。
在共产党内也从来没有成长起来一个足以威胁毛泽东地位的权力中心，毛泽东关心的全部问题就是中国应该走何种道路，如何保证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得到最后落实，毛泽东显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乃在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否则即使一代人问题解决了，下一代人还将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毛泽东真正热衷的事情，是要实现“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不是着眼于组织革命和干部大换班。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虽然从解放初期开始，就对刘少奇的某些工作方法不满，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原因，对于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这样的战略性安排，毛泽东则通过长期耐心的教育和说服工作，来促使党内高层人士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实现转变，并通过周期性的整风和整党工作来保持优良作风。直到刘少奇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挽回、并且刘少奇也表示不打算悔改的四清运动期间乃至文革初期，毛泽东才痛下决心把他换下去。用权力斗争来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一个方面显示了右派的无知，也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对于右派里面极其个别的骗子来说，这是极为高明的策略，毛泽东是共产党内积极因素的总代表，妖魔化毛泽东成功的话，就足以从根本上丑化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起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执掌的党务和政务权力，是始终没有得到军队干部的全力支持的，这在1980年代邓小平上台之后仍然可以看出来。当时经过1970年代毛泽东搞十大军区对调、强调“权归政、兵归营”的弱化，加上经过解放后三十年时间的自然淘汰，邓小平仍然无法整合残留在权力中心的老军头们，更不用谈驾御这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了。最后邓小平不得不采取“中和与冲淡”两大政治技巧来处理这个棘手问题，首先是在知识化年轻化的名义大量地提拔年轻的干部，本来开会只有30人举手，邓小平不得不请300人来举手，以减少老干部左右政治局面的能力，削弱他们在权力中心的决定性地位，在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就内含了这样一种政治权力格局的非正常换代功能，直至最后直接地让一批老一辈军队干部进入干休所和顾问委员会休息。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可以说是从来不注重思想和政治路线，偏重以组织路线来保证自己的施政方略。特别是邓小平长期主管的组织人事和媒体宣传两个方面的工作，在五十年来更是劣迹斑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对党政系统工作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1980年代两个总书记都是被邓小平自己亲手提拔上来，再亲手打下去了，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方法：偏重以人事和组织安排来贯彻自己的意图，而不耐烦做长期的政治思想工作。
四、简要回顾共产党内高层思想分歧与路线斗争轨迹
由于中国革命是一场社会底层平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哀兵奋起”的搏斗，不是一场埋葬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平民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而为多数人所畏怯，缺乏持久战的意志，因此转而注重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希图一举竟全功的左倾主义乃至于盲动主义很有市场；这些人在认识上就表现为在革命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心态。由于马克思在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留下了后门，许多人就前赴后继地对此进行再认识和重新发现，并加以利用，从陈独秀和托派的“二次革命论”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论”“补课论”“社会主义制度异化论”“唯生产力论”等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充斥着共产党内，这是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教条主义。这个至关重要问题和相关争论，应该说在大革命失败和红军进行长征这样的惨痛教训打击下就已经结束了，在党内高层是形成了充分共识的，在解放后刘邓等人所做的“重新认识”过程，是背弃了共产党内已经形成的共识，至少是没有认识上的根据的，而只是个人利害关系和地位变化起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和根本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关心和力量动员，就无法完成社会人力物力的动员，完成革命的使命和建设的起步。多数人的利益优先本身，才足以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去努力奋斗，不需要经过少数人的优势地位，再给多数人利益提供未来和保证，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年代是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面对的世界是无法对外转嫁矛盾的现实，以资本为中心整合要素，以竞争为旗帜，不能够顺利实现资本积累过程的完成，只能是激化国内矛盾，无法整合国内的人力物力实现对外竞争的优势，反而会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盘剥对象，适足以成就别人，损害的只能是自己，这是解放前和改革后的教训所在。
因为毛泽东时代采取平民主义的发展战略，社会分化受到有意识的抑制，经济上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因此精英阶层的优势体现是不明显的，或者说与精英阶层掌握的政治和文化优势相比，他们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却相对不明显，因此精英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两个群体在争取推进精英主义和扩大社会经济分化上，是积极的而且也常常是很主动的，这是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依据所在。中国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精英阶层总是试图建立或者发展主张精英主义的思想格局和利益格局，并要求相应的政治力量格局，就是当时号召人们警惕的“党变修、国变色”。因为中国平民主义发展战略的全部保证力量，就是共产党政权的人民性，而要实现复辟其起手要当然是掌握政权的人，这其实就是“政治挂帅”或者是“突出政治”的内涵，毕竟这是双方争夺的要点，是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实现或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
根据权延赤采访毛泽东身边卫士和工作人员的资料，毛泽东平时刻意与党内高层保持一定的距离，只和党外一些人保持相对密切的往来，毛泽东有意自外于党内派系斗争，在高层人士之间保持等距离接触，也是为了防止自己被派系斗争作为筹码而利用。毛泽东与党内当权派代表人物的重大分歧，不属于精英阶层内部矛盾，而是具有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的阶级对立性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主义之争”，因而具有“不得不争”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他自己是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海的孤僧”，有人说是斯诺翻译错误，不过也许不仅仅是翻译错误，毕竟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在精英阶层内部总是少数，要不然孔夫子发现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惯例，就不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间成为一个难以突破的惯例了。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稿
二○○三年九月八日修改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忌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