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一点个人的回忆。我第一次替邓小平作翻译是1985年8月28日，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问：知道霞飞路吗？我说，是淮海路吧，他笑着点头。那次他是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穆加贝很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都有点不耐烦了，对他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将用国家机器来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还对他说，自己希望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您一定可以看到。邓笑着说，要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可能还要和他谈判谈判。
邓小平的特质
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个方面：
一是眼光，二是思路，三是清醒，四是大气。
-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他在南巡中反复讲：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00年不动摇。他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今天我们还在走。他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公有制可以有各种形式，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即使一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
-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却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回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状态。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对华国锋的评价就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他南巡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经济手段”。一下子把纠缠了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问题说清楚了。
-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巡中，他反复讲：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世默先生前两天在《纽约时报》上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评价很到位，整个西方民主的立论是一种信仰，即人是理性的，人的权利是绝对的，现在信仰象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结果是民粹主义盛行，美国民主的路也就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衰退的结局恐无法避免。
-大气：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
别人看到的是危机，邓小平看到的是机遇
结合上面谈的邓小平的四个特点，我来谈谈南巡讲话的背景：先看外部世界：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西方世界欢呼雀跃，历史终结了。我们内部一片悲观，红旗还能打多久？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在经济领域内，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都停滞不前了，发展速度下滑了。但危机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他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好像觉得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20天，他就开始南巡了，他有话要说。
这里大家要了解一点背景：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的，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7次访问苏联。他见过几乎所有的苏联东欧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东欧首先是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我1990年曾去苏联，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百分之九十的柜台是空的，剩下的百分之十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巡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曲解了邓小平的思想。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的领导人素质差。我曾问过我原来外交部的同事，邓小平私下有没有评论过戈尔巴乔夫，邓私下是这样说的：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话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都非常同意。苏联本来有一手好牌，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国家解体，经济崩溃。
在南巡讲话前，邓小平对苏联、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1989年9月4日，他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观察。在这些国家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两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50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990年7月11日，他对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说，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的很。1990年12月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巨变，苏联则是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 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一步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经济的补充，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你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你。这是一步险棋，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强势政府和巨大的市场，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成功，他们不是“利用”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
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好了许多倍，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的前景非常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再过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西方现在不愿意承认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模式，到了那个时候，他将不得不承认，否则没法解释中国的成功。
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回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外交部翻译室内部定期讨论一些翻译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the Chinese model”还是 “the China model”，最后定下来用 “the China model”.
以我自己的了解， 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他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1页)。１９９０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他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8页)
三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他1985年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 他在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他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261页）。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其实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定要坚持，这也是对邓小平南巡的最好纪念。中国模式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已经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竞争。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我自己走访百国的经历也使我得出了和弗格森教授一样的结论：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斜。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这个时代需要中国话语的崛起，让我们一起来推动中国话语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