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25周年
纪念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体认中华民族历史命运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作者：老田
在今天全球化的喧嚣之中，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尤其不肯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的道路，如果有“中国式道路”存在，那么她与西方的道路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需要不同和如何可能不同？实际上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的现实存在依据，鼓吹所谓的“人类普遍价值”，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全部理论特色。
笔者以为，“中国式道路”是存在的，而且存在了至少两千年之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的祖先为今天的人们确立了一种无可回避的道路选择，这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命运，并且是无可摆脱的宿命。从孔孟经由毛泽东的艰难实践，使人们能够看到这一道路的大致轮廓。而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抗拒这种宿命，并且曾经一度被命运拖着走，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还在抗拒她。
一、中国历史命运的设立过程
在古代的“德治”基础上，中国完成了民族大融合过程，实现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统局面。正是在大一统的基础和人口优势上，汉朝与匈奴持续近300年的持久战，最终以汉朝的胜利而告终。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的思想传统，得以不间断地流传下来，并指导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之久。
中华文化的思想渊源和西方绝然不同，中华文化的关注中心是“道”---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而西方文化的中心是意识形态---有说服力的说法。“道”以社会整合为基础去追求整体协调，在社会协调的基础上通过辅助教育手段追求社会教化的实现；而西方意识形态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有说服力的说法”，以直接方式求取社会教化的结果，以降低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而西方社会秩序却是基于丛林法则而设定的，只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只有在绝对必须时才在最低限度上予以照顾。正是因为西方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从理论上讲“说服力”应该以“科学性”为基础，但是只要是能够实现降低维护统治秩序的成本，连宗教这样的蒙昧手段也可以不加选择地广泛使用，所以对意识形态而言，科学性只有在必须时才是一个指标。
与西方文化总是体现为“意识形态”不同，“道”追求在社会整合基础上的社会认同，是以认同感而不是以说服力取胜。虽然“道”也要受到精英阶层利益主导的牵引与偏移，但是作为一条现实道路，“道”有最低的底线不会被突破。而意识形态却永远不会有什么底线，这从欧洲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中挣脱出来后，却一头扎进极端现世主义的泥坑的历程中，可以明白无误地解读出来。所以意识形态既不需要底线也不会有不变的判断指标，有的的只是目的，维护丛林法则的正当性，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却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用于喜庆活动，而不是象火药传到西方后那样主要用来制造枪炮，服务于征服和杀戮，以建立起精英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进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夺，没有沿着西方的殖民开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达到之后就中止了这种没有正当效益维持的活动。而西方却沿着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营中，获取航海活动得以继续下去的利益，英国的冶金（制造镣铐）、酿造（甜酒给非洲酋长交换奴隶）、毛纺、武器和造船业都是在奴隶贸易中兴旺起来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就是在奴隶贸易中繁荣起来的，直到英国在制造业方面出现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正当的远洋商业在一开始是没有利润的，有利润的都是非人性的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和海盗行为等等，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国无节制的海盗行为所断送的，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末近代大工业兴起后这样的现状才得以改变。
西方（主要是英国）在完成了对传统的手工业大国---中国和印度---的非工业化改造之后，欧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西方开始具备条件走出原始积累阶段，开始主要以牟取工业品对农矿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优势地位，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的急剧扩大，而财富通过剪刀差又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富裕和发达开始全面领先世界其余地区。
在二战之后，世界贸易已经主要是工业品的贸易了，但是西方已经完成了企业的集中和垄断进程，得以在垄断地位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排除世界其余地区对有限地球资源的争夺，使得自己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确立了牢固的优势地位，使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更加领先于世界其余地区。西方以“剪刀差”和“垄断利润”为手段，集中世界财富的大部分于少数地区和少数人，这一历史进程中技术只是一个被用来实现优势地位的手段，但是却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刻意包装为“技术带来发展”，这一结论也为全世界的精英阶层所信奉所接纳。因为技术确实是实现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的好方式，至少比原始积累手段要好得多、也要有说服力得多，是所有国家的精英阶层为实现自身优势地位均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所以现代化理论被中国精英捧上了天。
技术带来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技术差距是被有意识地用来制造优势地位的手段，而且在实现优势地位的过程中的一切反抗必须及时地使用武力予以清除。所以技术带来现代化的前提是在自己成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把其余的地区边缘化，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持全人类的富裕和发达。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精英阶层既没有把西方中心世界进行边缘化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中国所谓“融入世界”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西方进行边缘化改造的过程，中国的民族企业（特别是国企）的举步维坚，打工仔的艰难生存处境，就是中国经济被边缘化的状态下的一种极为正常的生存状态。当然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中国精英阶层还是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优势地位，制造出精英们比较满意的社会分化和鸿沟，精英阶层得以享有比平民阶层优越得多的生活标准。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并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中国人在从前具有建立世界优势实力的时候，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放弃了这一努力过程，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也不能说是具有这样的转变，具备建立中国的中心地位同时把世界其余地区边缘化的意志，所以中国不能或者无法选择西方那样的道路，因为中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中国全体人口的富裕和发达，同时中国又缺乏足够的意志和力量去把世界其余的地区进行边缘化改造，从而使得资源向中国集中，所以中国人将不得不选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发展之路。这已经是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是无法反抗的命运。
今天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常常从晚清闭关锁国时代，抱怨当时的精英阶层没有把握机会改写中华命运的历程，明显是后悔已迟。热中于实现现代化的后悔，至少也应该从明代“郑和下西洋”开始，理想的状态是下西洋的活动不要停下来，一直继续下去，就象西方发现美洲一样，然后对落后民族来一个大屠杀，把亚非拉都抢在手里。如果正常的贸易难以取得利润，那就象西方人一样先做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如果从中国人制炮竹烟花时期开始后悔，那就更好了，试想如果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不是用于喜庆活动，而是用于制造长枪大炮，天下还不是中国人的。
反过来想，如果中国人一开始就是西方人那样的德行，今天中国这一片大陆恐怕没有什么汉人，早就是匈奴人的一统天下了。如果中国人不是注重总体协调和自我克制，中华民族决不可能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对匈奴形成50：1这样巨大的人口优势，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来修筑长城，并依托长城这样的“别马腿工程”与匈奴骑兵进行了近三百年的持久战，最终战而胜之，战败的匈奴人转移到欧洲正好来得及为罗马帝国送终。
在秦汉之际，匈奴“控弦之士常三十余万”，这样的力量足以横扫整个欧洲和中近东。如果中国没有在以道德主义为核心源流的传统文化照耀之下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没有能够在中原大地占主导，中国历史的演进形式就不可能与欧洲有丝毫的不同。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也必然会如欧洲那样在中国实施，中国结果也必然如欧洲一般四分五裂，中华文化决不会单独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例外地流传下来。
作为一个个人，其生命受到自然生理条件的限制是必然灭亡的，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华文化，却在中华民族的种族和文化传承中不朽。只有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如果历史重演，我相信还是西方人会在丛林法则的主导下，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并获得贩卖鸦片和奴隶发财的机会，获得屠杀印第安人和独占美洲的机会。
英国女王还曾经和商人合伙投资海盗行动，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队中获利4700%，女王分得的利润就达25万英镑之多。嗣后女王又把这笔钱投资于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获利业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无论是多么荒淫无道的中国皇帝，有可能去经营这样的业务吗？中华文化是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其核心源流是来自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她有最基本的底线是不会被突破的，而西方文化---基于丛林法则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底线。
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是一个空头承诺，不是谦谦君子的毛病发作，而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和体认，是从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第三世界的现实出发的。我们的祖先放弃了称霸世界的道路，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继承下来。而且对于我们而言，最经济合理的能够实现民族最大利益的道路就在于：采用防御态势和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只要是抛弃了精英主义，称霸就是不必要的浪费和牺牲，是风险和成本极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和收获微薄的不理智行为，于人于己都是利小弊大。同时防御在毛泽东那里向来都不是意味着消极防御，而是积极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需要把握“有理有节有利”的尺度。
以今天技术的发展水平而言，已经可以让人在一种比较理想的富裕状态下过活，但是生活水平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也越多，以地球有限资源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也就越少。如果按照西方的生活和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在和平可以确保的前景下全人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态难民；根据美国的生物圈二号计划、NMD计划的规划思路看，更为可能的结果是发展为战争，战争的起因和争夺的焦点都将在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将集中在消灭对方的人口，以舒缓全球人地关系的紧张性。任何政治和外交手段都将无法解决这样的利益争执，由于核武器已经掌握在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各方手中，战争的结局将导致全人类的共同毁灭。
从根本而言地球资源是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所以全人类如果想要避免成为生态难民或者避免在核战争中共赴黄泉，最终都必须选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作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前提是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中国因为人均资源少、人口密集分布在一块环境自净容量有限的季风大陆上，而且又没有垄断利润作为资源大量输入的基础，也没有在国际分工中转嫁环境负担的可能，经济发展所遭遇到的资源报酬递减和负面的环境代价急剧上升的结果，会导致发展的成果被迅速抵消的局面提前到来，因此中国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选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在这一道路上，富裕和发达是没有的，要创造一个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丰衣足食生活机会的条件，还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走这一道路必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这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决定的），在舆论和政治上需要揭穿西方丛林法则的神话，这样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样才能争取到这个最大利益，而且这个最大利益和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是不矛盾的。
二、二十世纪在艰难曲折中体认中国命运的过程
以1950年为界，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建设的目标。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国建设目标都不是人们所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历史和现实设定的，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不可能人为地制造出来，而只能是在社会现实中去寻找。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采取“割断了历史，抽象掉现实”的“科学”方法，来看待中国这一段历史和建设进程，然后再随心所欲地得出精英们所想要的结论。
去掉各种洋八股理论，回到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当时面临的是三大迫切问题：一是民生极度困难；二是需要保卫中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这个问题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展为民族生存问题；三是民族工商业成长没有出路。这三大问题既是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人口长期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可能依赖任何外来的帮助实现经济进步，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一过程，而中国工商业落后民生困难，资金积累来源不足，除了号召人们发扬克己精神“节约闹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另外高招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快速起步呢？因此解决这三个问题在建设方略上最终也指向同一手段---就是必须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大跃进”就是这种以动员手段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方略。所以“马上得之”还需要“马上治之”。
1、民生极度困难与农业条件的改善
因为中国处于季风气候区，水旱灾害频繁，所以民生极度困难的解决，需要根本改善中国的农业条件，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水利事业的大发展。经过毛泽东时代近30年的全民动员，修筑了近20万公里江河堤防，8万多座水库，在旱灾多发区黄淮海平原上修建了300多万口机井，才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由于黄淮海平原农业条件的根本改善，一举扭转了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毛泽东时代30年的努力成果，与中国的季风气候相比，与中国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不匹配（北方水少地多）的现实相比，与中国人口密集而耕地资源紧张的现实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的全民努力来继续改善之，需要社会资源分配向农业的倾斜，来抵消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样才能造就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丰衣足食”机会的条件。
2、民族工商业的成长障碍
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不仅有非对称关税的束缚，而且还有各种特权阶级的帮助。中国的士绅阶级---和德国的容克地主反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张一样---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是买办阶级的社会基础，是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的帮凶和同路人。正是以士绅阶级为基础的满清政权，帮助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民众身上搜刮了16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各地的劣绅还常常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贩卖鸦片的本地头人。最后对民族工商业起决定性市场排除作用的是“厘金”，为镇压太平天国筹集地方军费，一个名叫雷士（左言右咸）的人于1853年在扬州仙女镇开始“设局抽厘”，次年这个“宝贵经验”被清廷下诏推广，旋即在全国各地铺开。这个“厘金”只对国货征收，因为根据条约对洋货只能是“值百抽五”，而且限定在进关时一次清缴，洋货在国内通行无阻，而国货则须过关缴厘。最终厘金之高，足以把国货从国内市场上清剿出局，最后只有李中堂大人当后台的企业的货物，才能得以幸免“厘金”之害，所以国货最后也只剩下各种“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这种“洋务运动”失败了倒是应有之义，不失败才是奇怪。
实际上“厘金”的表面是兵害，背后是社会正常秩序丧失的结果，中央政权无法维持统一秩序，是地方割据局面形成或者是中央依赖地方武力来维持统治秩序的结果。民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秩序混乱达到了新的高度，兵害之烈也是空前绝后，民国元年第一件事就是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形成许多军政一体的地方割据势力，只要是手上有一支军队就俨然是党国秩序的化身，就具有征税抽厘的权限，一些中央和地方军阀已经提前数十年收取了老百姓“应该负担的国税”。在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严重的兵害已经妨碍民众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更不要奢谈什么资本积累和产业进步。
3、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方面面临严重威胁的根子在于内部
正是因为民国政府的空前无能和腐败，无法担当起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国家政权基本职能，无法实现国家力量的集中使用和调配，因此无疑是具备了被侵略的最佳机会。事实也证明了日本人的判断是对的，民国政府上层不仅没有与民族同甘苦的意愿（老蒋名言：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而且也缺乏足够的战略意志来进行国家动员以抵抗侵略，在战场上也是消极被动作战，几乎没有一场正面战场的战斗不是面对面的消极防御，战争进程基本上是按照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要求来进行的，最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伤亡竟然超过300万！这样的战争指挥从统帅到将军都应该上军事法庭，只有极其个别的如张自忠可以例外看待。即使在这样的国家危亡之秋，国民党政府依然“官是官、民是民、兵是兵”，各自互不协调，缺乏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的效果。在抗战期间，一支新军从四川步行经贵州上前线，途经贵州的一个镇子休息，这个镇子的店铺竟然全部关门，新兵竟然连水都喝不上，这样的士兵在战场上怎么可能具有使命感和士气，这样的官府机构怎么可能担负起动员和领导民众的责任。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被侵略，世界还哪有适合于被侵略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如果还要存在，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
4、中国精英阶层的总体失败与中国精英主义道路的破灭
中国产业成长的艰难，民生凋敝和民族生存受到威胁，不仅这三者互相渗透和包含，而且都来源同一个原因。鸦片销售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洋货泛滥排除了国货成长的机会，士绅和买办阶级的政策压制是基于和帝国主义者利益相同，中国腐朽政权和地方势力体现在“厘金”上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方向也完全不协调，排除这些障碍只有一个最后手段就是---平民革命。历史已经证明，精英革命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的---辛亥革命和后来1920年代的大革命现实，就是精英革命必然失败的典型案例。不彻底扫除这些恶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左右和干扰，中国工商业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中国就无法得到发展的机会，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就都没有出路。而中国的精英阶层却与这些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人脉联系和利益纠结，这正是中国精英阶层最终边缘化自己的决定性原因。
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精英们就试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开始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梦，“制夷”梦破之后又继之以改良变法，再继之以精英革命，但是没有一次不失败的。这个问题在孙中山那里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认识，他在遗嘱中说“积四十余年的革命经验，深知要求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个“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苏联，孙中山还特意给苏联人留下一份遗嘱。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集中体现了他由精英革命道路转向平民化的毕生经验。但是继承其地位的精英阶层（国民党右派）又回到精英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是不可能执行这样的遗嘱的。历史又进入不必要的循环，民众又受了不必要的多年苦痛，中华民族受到生存方面的重大威胁（在抗日战争中），最后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完成这一平民革命的。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搏斗的历史。中国精英阶层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过程中，从热切鼓动到观望、从观望到倒退反动，使得中国的平民革命经历了一切曲折和波澜，没有任何侥幸和捷径可走，是世界革命历史中最艰难曲折的一条革命之路。这一革命的过程极端漫长，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精英阶层就已经丧失了对形势的主导意愿，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帮凶阶层，所以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国内外所有最凶残敌人的大同盟，中国革命的敌对阵营显得空前强大。这一革命的逻辑终点是以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为标志的，这一革命历时110余年，中华民族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无数的英烈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终于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5、中国式道路---必须给大多数人以出路的适度发展之路
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团结多数。社会和国家管理必须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数人对基本管理制度产生认同，否则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是即便是暂时可行其管理成本也必定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之中，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是没有根本出路的，它需要大多数人长期不断克制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必须被满足的欲望，为精英阶层的奢侈欲望被优先满足作贡献；由平民阶层主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作让步，这样才能保证最坏的社会局面不出现。不是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反而是平民阶层负上全部责任，这样的社会管理和国家制度设计怎么可能有出路。
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精英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方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话；那么由于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因为共同富裕在资源制约下没有可能，中国有没有把世界其余地区进行边缘化改造的意志和力量，所以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这种制度认同将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的结果，是一种广泛的路径失落---因为正道直行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普遍产生了强烈的穿墙打洞挖地道的冲动。精英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里也一定是多数人没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义的。精英阶层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求取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被充裕的物质财富所缓和。“伪道德效应”的成立条件是能够给特定区域之内的多数人口提供以现实出路，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
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精英阶层的富裕和发达必须排斥普遍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把广大民众的贫困生活水准固定化、长期化，才能为精英阶层的富裕生存状态节约有限的资源空间，这是中国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中国民众的内在逻辑。正是因为现实如此严酷，所以中国精英不仅不能走极端，反而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中国精英阶层必须走出精英主义的狭隘利益羁襻，转向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
第一个层次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在这个层次上适度发展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在这个层面上适度发展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模式，是政治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就能够用无形资源去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适度发展理论渗透到国防和外交这样的军事战略层面。收敛态势防御对世界和平和裁军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与西方的“前沿压迫”以策安全的军事战略相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用于改善国民福利，而且可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自动加强和升级。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盲目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已经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在毛泽东时代，适度发展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作为平民革命的宝贵政治遗产，作为革命时代对民众的解放承诺，毛泽东一生都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95%的大多数服务，要抑制5%的特权阶层，政治上要求精英阶层向平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是非常明确的。同时毛泽东时代国家安全形势非常严峻，1965年国家计委的四月提纲就已经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了形成“上下同欲”的态势，对精英主义和特权思想的追究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目的就是要造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因为中国技术和经济资源有限，无法进行远程军事部署采用前出压迫战略来追求单边安全，而且苏联在军备竞赛方面的盲目追赶，也证明了前出部署的负面效果极大，不值得去刻意追求，中国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能够为“国土防御”战略的有效实施确立必要社会基础。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目标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最后都指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而这个工业基础在毛泽东时代还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对工业化的重视和执着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时对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的重视，特别体现在社会消费品的生产上，在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方面，适度发展战略都是异常明确和毫不含糊的。
必须指出，适度发展之路不仅要在物质上给大多数人以出路，也要在精神上给大多数人以出路，所以反对精英主义提高整体协调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遗产也是可资借鉴的，目的在于把人们从孔子所说的“患得患失”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以达到老子所说的“虚其心、实其腹”的境界。根据笔者自己的亲身体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在普通民众中间开始慢慢有了这种效果，人们多数乐于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都具有充分理由对未来持有乐观期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精英主义者而言，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寻寻觅觅找不到建立优势地位机会的黑暗时代，这一点非常正常，本来就是毛泽东追求的政策效果---为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必须抑制少数人先富快富的利益。今天绝大多数工人农民非常怀念毛泽东，而精英阶层特别是主流知识精英却把毛泽东视同寇仇，这也是毛泽东选择的政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不值得奇怪。
二○○一年九月九日动笔十八日完成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