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25周年
纪念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体认中华民族历史命运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作者：老田
1、中国式道路不是什么
中国式道路---适度发展---是源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不是西方的左翼思想和异端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实践，与西方的主流精英主义思想和丛林法则的文化核心源流更是根本对立。
从延安整风到中苏分裂这两件思想定型性质的大事中，可以看到中国平民革命的性质和使命，与经典的共产主义是如何不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排除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精英主义）的合法地位；反对教条主义，排除了僵化正统的马列主义，剩下从中国革命和现实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就是呼应久远的文化源流的东西。
在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和苏联党的分歧集中在“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否成立的问题上。本来按照正统的马列观点，阶级是一种具有共同地位的社会经济集团，其经济基础已经在革命胜利后被消灭，所以阶级也当然不存在。但是毛泽东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却不是传统的和经典意义上的马列思想，在毛泽东看来由于“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尚未实现，追求社会分化与优势地位的精英主义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代表这一精英主义愿望的阶层就是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在传统的资本家和地主阶层的经济基础丧失以后，最有希望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就是这两个阶层，而苏东解体和中国最近20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是这两个阶层最为积极地制造社会分化和鼓吹精英主义制度合理，毛泽东的预言和远见确实是被广泛证实了的。
反对精英主义，主张精英阶层在社会整合中具有第一责任的思想，就是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在孔孟看来社会整合是社会教化的基础，孟子反复诉求统治阶层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才能够达到“仁者无敌”的王道境界，没有社会整合和整体协调做基础，社会教化是无法保证效果的。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传统文化的核心源流的分量是无与伦比的。《矛盾论》与老子思想的内在渊源，《实践论》和知行合一的密切关系，统一战线、人民战争最好的注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目的是要达到孙子所说“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思想资源固然是直接来自先秦，在中国建设时代的思想仍然是具有同一特征。
2、中国式道路的难点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历史命运
中国式道路---适度发展---在社会上成立的难点在于：精英阶层在总体上总是忠于精英主义的。他们从维护和制造自身优势地位出发，必然是追求社会分化的旗手，排除平民主义和适度发展。
中国式道路---适度发展---拒绝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取消了少数人的特殊优势地位，出现全民一致的平均主义，而且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中华民族刚刚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控制之下挣脱出来，特别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发动了捍卫精英主义制度的冷战，这些注定了中国没有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不可能不在抑制精英主义上矫枉过正，因此这个时代反而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文化核心思想资源的现实意义。
适度发展的实施对于平民阶层的利益是相对关照的，中国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传统大家庭制度的解体，而这个解体过程是自然发生的，是因为穿衣吃饭两项最繁重的家务劳动已经社会化了，传统大家庭婆婆带领妯娌姑嫜纺线织布、舂米做饭，在家务劳动上进行分工协作的经济合理性已经消失，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些家务劳动了。正是因为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已经不存在，就在自然而然走到了核心家庭时代。这个过程在毛泽东时代只用了十多年就完成了，考虑到经济恢复占用了三年时间，仅仅在“一五”造就的略具规模的微薄工业基础之上，如果不是在资源分配上的高度倾斜，是不可能这么快完成这一过程的。到1970年代初期，大陆有75万个以上的大队，当时每个大队都有两台以上的碾米机（加工稻谷）或者磨粉机（加工小麦），对制造行业而言，意味着平均每年的产量都在10万套以上；同样是在1970年代，按照人口发放的布票，已经可以让妇女摆脱几千年来夜夜纺绩的辛劳。
从清代末年的边疆危机开始，中国精英就一直做着“强国梦”，但是等到恢复时期过后开始实施强国梦的时代，中国精英又失去了“放弃小我”的精神。这就是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深刻分歧和内在对立，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从事情的本原上看，中国精英多数都表现出一种“叶公好龙”的习气。
正是在战争恢复时期结束以后，着眼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时代，精英们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们铭记中国百年屈辱，继承几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强国志向，采用高积累方法和大跃进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高积累方法的必然要求是压低消费，不仅是压低比例而且是要压低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费，精英们的消费层次因此无法体现，出现全民一致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为工业化节约资源。
这其实就是要求人们为了国家强盛为了民族振兴的长远利益，对当前利益作出牺牲，普通民众是拥护的，因为工业化的结果对他们的利益是关照的。按人口发放的布票，对于农民而言是从夜夜纺绩中解放出来，对于精英们来说是从此要穿打补丁的衣服。所以精英阶层反对适度发展的战略和平民主义路线，是有独特的阶层利益做依据的。
如果没有精英阶层负第一责任，没有政治上人与人关系的相互协调做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就是一句空话，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得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整体协调和适度发展；同时如果没有上下同欲的态势，国土防御就是一纸空文。所以实现适度发展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必须与平民阶层的利益相协调，精英阶层必须放弃追求先富快富的欲望，社会资源需要向解决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分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教化效果，整体协调态势才能形成。
所以适度发展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利益的协调，在于知识精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于精英阶层在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在于精英阶层成为平民主义而不是精英主义的拥护者。只有在这样上下阶层相互协调的态势之上，才能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前提和保证，才有一个稳定的上下同欲的社会基础，再考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现实，中国的防御态势就可以非常有效而且经济成本极低，国土防御战略就非常有效，国家安全基本上就不受战术打击威胁和常规战争的威胁，在国防上只需要注重战略威胁问题即可。
从中国精英阶层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且还曾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实施者。老蒋时代“保甲连坐”就是中国精英阶层极端自私，忽视民众愿望的最佳注脚。五四时期中国精英主义者向西方寻找出路，从此就钻在西方的故纸堆里不肯出来，到今天还如此。这一特色注定了中国精英阶层是革命的旁观者，是建设时代的问题小孩，而不是一股力量。这同时也注定了中国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1949年以后的可悲命运，但是精英们到今天仍然拒绝反省，仍然看不到给他们带来可悲命运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
1950年代初期，以批《武训传》，批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为起点的知识精英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希望知识精英主动通过学习，放弃精英主义思想，领会中国式道路的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动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可是思想改造运动最后演变的结果是人人都蒙混过关，对自己思想深处的精英主义思想不做任何反省和触动，根据一些知识精英后来的回忆，在做蒙混过关的检查时，甚至到了牺牲尊严和面子、完全说假话套话的地步。这在另一个方面也揭示了思想改造是无法通过纸上学习完成的，也无法在和风细雨的会议讨论中完成。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不再是采用那种学习总结的会议形式了。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左与右还只是思想上的斗争，改正了错误思想还是好同志，不是敌我的划分。可是毛泽东还是失望了，这种方式仍然不能成功，因为知识精英新的抗拒方式是在检讨后的沉默和消极。仍然没有能够自觉自愿认识并走入社会，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为建设新中国发挥聪明才智和担负起领导作用。
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开始从孔孟那里寻找突破。这个过程没有能够长期进行下去，1965年的战争动员态势，使得抑制艾奇逊所期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成为必须。打倒学术权威和扫荡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精英的执着和狭隘，对中国式道路的抗拒和排斥，终于在一场最无法精确控制的运动中被提起被清算。接着是下放，下放倒是具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外在条件，但是这种条件是被精英们视作苦刑，视作随时结束的阶段性过程，缺乏主动完成人格修养过程的内在意愿，所以这个过程同样是劳而无功。考虑一些精英分子在美国洗三年盘子之后，有相当比例的人士倒是完成了心灵历程的事实，可以认定思想改造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洗礼中，意志得到锤炼，最终能够促使个人意志的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使得个人能够在并不勉强的情况下服从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如果今天使用解雇加竞争下岗方式，也许对付这些精英主义者就有成效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是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西方的知识精英倒是多数人比不过大陆同行，看起来解雇制度和生存压力还是对精英主义者有巨大成效的。
在中国精英主义者看来，从1952-1976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简直是暗无天日，不仅社会优势地位没有实现，而且还常常成为被进行思想追究的对象。他们总是乐意把这些运动看作一个个孤立的政治大批判过程，但这是不正确的看法。这些运动在逻辑上都是一个要求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逐步升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从思想改造到思想斗争（反右），从思想斗争到要求与工人农民进行结合（五七指示和下放改造），从行为改造到文化大革命（视同阶级敌人），最后还宣称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追究程度上是步步升级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式道路的关键所在，精英阶层必须主动地向平民阶层让步，社会管理和国家建设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短期过渡，而是不可更改的长期道路。因此尤其需要精英阶层做出表率，做出深刻思想和认识转变，不是简单的口头承诺，不是忍耐和等待，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根本思想转变。
在这个漫长的25年中，体现了人类为解决共同的永恒难题，为了解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毛泽东做出了特殊的努力。毛泽东具有非常持久的耐心和毅力，总是热切地期望中国的精英阶层，能够率先走出这一步，为‘中国式道路’能够持续下去造就一个社会基础，但是毛泽东终于失望了。精英阶层不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损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在历史上总是表现为活不下去的民众揭竿而起，最后把旧精英集团干掉，新的精英集团在事实的打击面前，能够有所收敛，出现一个短期的‘小康治世’，时间长了精英们老毛病又犯了，矛盾积累开始为下一次起义做准备。
毛泽东和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王道”和“礼教”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区别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是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是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是难以调和和妥协的，走平民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上就必须确立道德主义和整体协调的风尚；与这个目标相比，精英主义是天然自发的破坏力量，因此社会教化必须以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为前提，以社会整合的实现求得社会教化的成功。如果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不受资源制约，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能够实现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大多数，或者中国具有第一世界地位，能够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那么可以认定错误将在毛泽东那一方，是毛泽东应该改弦更张；如果中国在西方的道路样式上没有成功机会，那么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别无选择，必须洗心革面。
精英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眼热心跳，对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垂涎三尺，环顾在毛泽东时代自身的处境，实在是不胜落寞凄凉之感，对毛泽东的憎恨和仇视也因此难以遏制。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都是不愿意睁开眼睛来看一看，中国和西方社会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对于精英主义者而言反正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不富贵，毋宁死。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上，产生了一种大陆特有的“伤痕学术”，这种“伤痕学术”往往标榜科学性和非意识形态，在表面上还有时表现得要与政治划清界限，但是在实际上“伤痕学术”不是他们所标榜的那一切。伤痕学术不是反政治，而是反向政治，完全是从自身的幽怨出发，从自己的小圈子利益和愿望出发，去取舍现实去援引在中国本土没有任何根基的学术样式---精英主义学术样式，这样的学术如果不脱离中国实际才是希奇。秦晖和他的农民学就表现得非常典型，他完全是拿着农民讲政治，拿着政治讲农民，这样得学术怎么可能有实际价值，当然理论价值还是有的---能够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做注解。
中国精英阶层拒绝中国式道路的心灵苦痛，在被命运拖着走的时代是非常酷烈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要摆脱自身欲望的役使，不是一个可以自然实现的过程。孟子提到“反身而诚”的道路是痛苦的“苦其心志”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只有在自愿自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效果，看一看那些经历下放和下乡的精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就知道外在的被动的接受，是不能完成需要主动的人格养成过程的，相反许多中国精英在美国的餐馆里“自觉自愿”洗了三年盘子之后，反而实现了这一心路转变。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国今天的精英主义者都是孔子不想与之接谈的狗苟蝇营之辈。毛泽东殷切地希望中国精英阶层完成人格养成过程，深切领会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是非人、不是禽兽的道理，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精英们宁愿选择象狗一样的忍耐和钻营生涯，也不愿意实现心灵的主动转换，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具备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道路”的领导阶层。没有完成人格修养过程的精英，其大多数必然是一个精英主义和丛林法则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平民主义制度的破坏者，是精英主义制度和社会分化的建立者。这些人永远不会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摆不脱“软弱性、依附性和动摇性”特征的可怜虫。今天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说，精确地证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他们仍然不是一股正面的可以依靠的建设力量。
二○○一年九月九日动笔十八日完成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