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专栏记者魏城在自己的最新一篇专栏里谈论了中央电视台前不久刚刚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话题。他在开篇写道：“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2006年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2集系列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他们甚至会说，播放这套片子的意义，可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播放另一套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意义相当。”
他还提到，目前，海内外正在热议这套政论片，褒贬毁誉，分析揣测，其激烈和热闹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18年前《河殇》播放引起的轩然大波。
我还并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但通过报纸相关文章和魏城的这篇观后感我大概知道了它的面目。于是，我发现他对这部片子存在过度阐释的倾向。
要是说那些西方的学者政客们做出如他的观点一样的评价我还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地道的中国人，怎么会这么轻率的就被一种美国式的一厢情愿的简单思维所左右？我很不理解。
的确，《大国崛起》也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关注，但并不具备魏城所说的那种伟大的、勘作历史标志点的性质，它只是改变了一下姿态和话语方式而已，这和10多年前《东方时空》所开创的电视话语方式一脉相承，没有多少区别。
看看国内的评论就能知道这一点，《大国崛起》讲了很多普通的外国历史故事讲了许多国家发展的基本成因，和中学课本上的似乎没有多少超越……。而本片摄制组执行总编导周艳也说：“更多的呈现历史，在历史当中能够让大家有一些感悟是我们最大的动机。”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魏城所说的，“它并不忌讳使用民主、宪政、自由主义等等通常是持独立观点的学者才会使用的词汇，它也让许多西方学者、政治家直接面对中国观众阐述他们自己对本国崛起的见解。”因为民主、宪政、自由主义这些词汇早已经在我们的官方历史教材中出现了多年，我的记忆中，中学的历史课本中的确充斥着这些词，怎么能说是“持独立观点的学者才会使用的词汇”呢？这些普适性的观念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引进中国，不可能再被退回去。
中国确实是一个容易被别人过度阐释的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艺术，无一幸免。听说宋祖英都被提名“格莱美”奖了，看来老外还真是好糊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民歌是怎么一回事，让中国的文化部门忽悠的云里雾里的。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过度阐释还有情可原的话，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幻想和空想阶段，和蒋委员长时期相比没有什么进步。
其实，柏杨先生早在1981年不就告诉过他们吗？中国的文化就是酱缸文化，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的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
当然，鸦片战争以来，经过西方文明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在这个酱缸中缴起了一些波澜，但还没有掀翻这一坛子酱，它还是有无穷的威力，任你多么璀璨的文明珍宝，只要放进来就不是原来的面目，成了一块黑石头。
我基本同意魏城在文中引用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那段话，他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崩溃其实最早源于中国：“仍然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共产主义在越南取得胜利仅仅三年之后，试图继续推动文革的激进毛派被击败仅仅两年之后，邓小平便在1978年让他的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当时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条路将会延伸多远，确实，世界其它地区也花了很长时间才体会到，10亿中国人已经悄悄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但请注意，人们在思想深处的抛弃并不能代表在政治上的抛弃。我在一家体制内的单位，对这一点还是深有体会的，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对党章中写的自身信仰并没有多少怀疑和厌恶感，至少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这样。
这就够了，这种金玉的外表就足够了。其实说起来，中国官场所遵循的法则并不是师承于伟大的马克思，而是继承与更加“伟大”的古老的中华传统。
魏城先生不是也说了吗，他对《大国崛起》中前苏联的部分有些失望，原因在哪里？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官方传媒在对待这类问题时向来是这个口径，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你用过于超前、理想且充满期待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当然觉得它所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不可理解。
因此，不要对这个酱缸的恢复纯净报有过于乐观的想法，即使在这个世界是平的的时代，将其涤荡清澈也需要不知多少辈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我们离那一天还远着呢。
读者：李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