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看，毛泽东在哲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都是有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而且毛泽东思想的起点和叙述结构都与马克思有着根本区别，毛泽东基本上是一种结构分析法（就是从宏观到微观），而马克思则更多时候近似于微观分析法，这是后来改革精英们以马批毛得以实现的原因。而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间的问题和现实视野方面，他们的差别更是根本性的。毛泽东自承毕生大事为二：一是中国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两者都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设想和条件有着重大差别。
一、三个方面的理论对比
认识论上的对比
毛泽东把哲学从西方的“益智游戏”中间解脱出来，高度实践化，限定为认识论和历史观，毛泽东承认唯一的方法论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论。而矛盾论本身只是承认一种日常现实，是对社会处在竞争状态中间的把握，可以在“大同社会崩溃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的状态下，直接得到把握，无须经由论证。由于大同没有了，社会就总是处在竞争中间，这其实就是矛盾论（或者竞争论）的依据。这样就可以忽略西方的思想发展里程，也同样无须自然界的现象进行类比说明，自然辩证法也不需要，直接就在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把握中间中间求得。
在竞争社会中间，竞争到底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还是在集团层面进行，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实践检验了。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竞争都是群体竞争为主的，一个社会总是分化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野主要是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不同。精英阶层的强势地位，除了有形资源掌握多之外，还有控制无形资源的话语权去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因此强势群体的竞争优势并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还在精神层面。
矛盾论在竞争社会里面表现群体竞争关系，这个竞争关系可以借助克莱因国力方程来帮助理解，克莱因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
克莱因原来是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力量问题，我们为了表示竞争优势的形成原理，把有形资源构成划分为掌握国家机器（军事力量）、经济资源（资本和分配权），把无形资源划分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总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资本和社会剩余分配，在有形资源方面，平民阶层是永远处于劣势的。但是在无形资源方面，竞争意志的强弱，最终是要和个人生存处境相联系的，而组织程度可以合理归结为平民阶层能否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问题，在高认同条件下，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会急剧下降，最终在无形资源方面的胜出，这个条件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兵必胜”。
这样在一个国家的内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竞争力对比关系公式就是：
阶层竞争优势＝（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在这个公式里面，文化资源和话语权没有直接表示出来，而是通过影响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来实现的。其中政权的理论除了体现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体现为影响组织程度，依托政权的精英阶层在通常情况下组织程度要高于平民阶层。通常情况下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地位是绝对的。
社会剩余的分配最终会形成特定社会的利益格局，如果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体现在利益格局中间，那么他们的竞争意志就肯定会下降，对精英阶层的秩序认同感上升，其实这就是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当时面临的形势：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可以指望在资本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经济要求，所以阶级斗争手段和暴力推翻资本家的优势地位并非必须，后来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出笼，其实就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实现同时伴随着竞争意志的瓦解过程。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其实就是工人竞争意志的下降，这样一份修正主义的思想格局的出现，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手段的选择。所以竞争意志是自身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函数，是文化资源影响的函数。如果反抗的机会成本和风险很高，那么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意愿肯定要受到抑制，反过来统治力量有限，势必就要鼓励反抗的产生，所以竞争意志还是反抗风险与成本的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竞争意志＝f(1/利益格局)×（1/力量格局）×（1/思想格局）
上面公式的含义是：如果平民阶层得到的利益越多、与精英阶层的差距越小，那么竞争意志就越是下降（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国家机器越是强大、对反抗的镇压达到“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程度，那么竞争意志越是难以凝聚；如果平民阶层越是信奉精神的鸦片，老是相信精英阶层许给的“安乐窝”幻想，相信自己的处境就是天生的“命”，不想着起来反抗，那么显然竞争意志就难以凝聚，精英阶层的思想格局越是被接受，那么竞争的意志就越小。
一般而言，由于精英阶层总是执行“枪打出头鸟”政策，组织平民阶层进行竞争和反抗的人总是优先予以镇压，例如《中国农民调查》里面的上访代表就是如此，所以组织成本的克服需要有牺牲精神的人挺身而出；同时，组织和管理成本还与个人追求利益实现的通道有关，如果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显然对于集体竞争的兴趣就会下降，组织和管理这些人就困难得多，如果个人已经无法单独追求目标实现，就只有转而追求集体努力了，例如杨献珍在解放前好不容易谋到一个中学校长职位，结果还受到别人的勾结起来排挤，就一气之下去了延安，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无法在个人努力的渠道上解决一些基本问题，那么反抗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就会急剧下降，组织效能就会急剧上升。那么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就是个人努力是否成功的函数，在个人努力无法生效的情况下，“毫不利己”的人就会大量涌现出来，毛泽东“老三篇”也更容易深入人心。这样的时代，按照老子的说法就是“哀兵必胜”，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时代个人努力已经无效了，个人只能是主动融入集体努力的努力过程），精英阶层的优势就是被压倒了。毛泽东说“小米弭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坦克”，基本原理就是在这样的忧患时代，平民阶层在竞争中间所具有的无形资源方面的优势太大，精英阶层在有形资源方面的优势无法抵消。
这样组织程度就可以益公式表示如下：
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f（1/个人努力）×（“老三篇”的接受程度）
对于全球竞争中间的弱小国家而言，对于国内的平民阶层而言，由于在有形资源方面不可逆转的劣势存在，为捍卫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在无形资源增长上面下功夫，在精英阶层掌握着大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形资源的情况下，平民阶层必须增强竞争意志的作用，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错觉，否则将难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天天讲”，其实就是要砥砺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
科学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社会只有两种形态是可能的，这是由于管理成本决定的，要么是多数人认同的利益格局，在认同感下管理成本下降，整体利益依靠精英阶层不过分提取剩余来实现。要么是精英阶层拥有足够的控制权与支配能力，这又决定与平民阶层的反抗被降低到一定限度之下，这要求物质财富的相对充裕，缓和社会矛盾。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隐含的就是社会整合的实现全部可能的两种方式：要么是平民阶层高度认同的低成本管理、要么精英阶层掌握更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份额集中起来的强大支配权。
其实在毛泽东那里，不需要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和被决定，这一对关系无非是强调和重视了特定时代，精英阶层提取平民阶层社会剩余的依据，这个依据通常要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如此而已。这远不是社会如何可能的决定性要素，在毛泽东晚年对于这些范畴的认识益发深刻。
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巨大差别
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毛泽东的思想线索方向有三：利益关系统筹的资源分配方式、劳动力充裕和资本短缺、人力物力整合方式依赖整体利益被充分认知。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依据在于：社会剩余不受强制精英们的提取是认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键，认同感只能是由此而来，高度认同感条件下管理成本信息成本将急剧下降，整合人力物力进行建设效率更高。
毛泽东对比在中国特定资源条件下两种整合因素：高度认同感条件下必然的低成本管理、高度控制下的高烈度反抗的对比关系。毛泽东强调的整合因素其实就是中庸――精英阶层不走极端，政治中庸、经济民本和人的改造与进步。典型的儒家式中国式道路。
二、多数人立场的把握和到达――叙述方式的差别
马克思和毛泽东高度重合的部分是注重多数人利益的政治方向，但是采用的叙述路径大为不同。
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价值皆为劳动创造，利润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财富都是利润的积累，因此世界财富在起源上看均属于劳动者。马克思在相对隐蔽的基础上是以产权为出发点的，革命就是实现自身的产权。这使得马克思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一种微观分析的起点。
而毛泽东直接诉诸“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从宏观转入微观。毛泽东讲造反有理，讲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从平民阶层不能信托精英阶层，需要自己主导自身的命运。而平民阶层把握自身命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可以在无形资源上去弥补竞争弱势的认知和意志作用。强调的是获得足够的支配权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在竞争中间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最后认为竞争的关键，或者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掌握问题，因为最后决定竞争胜负的支配权是综合的，在生产资料占有之外，更重要的支配权存在于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把握。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强调要由平民阶层自己来掌握国家机器，自己来把握话语权，毛泽东强调复辟的极大可能，根源在于毛泽东看到了政权和话语权结合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设和维护，而是政权和上层建筑的掌握。
毛泽东强调平民阶层必须要有竞争的意志和组织技术，而且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更重要的在于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掌握。由于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践遭遇了重大挫折。毛泽东和马克思有一个重大落差，就是毛泽东晚年实现的思想突破：继续革命。
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间的问题和视野
中国革命不是马克思指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间，整合人力物力的因素，不是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对垒阶级的压迫带来的反抗成本和风险下降和整合成本下降，这就是个人失去追求利益实现的可能，必须经由集体的努力来实现，是在认同感极高的情况下带来的整合成本极低。这其实就是竞争的无形资源（竞争意志＋组织技术）超越了有形资源的不足，结果是“小米加步枪”赛过“飞机加坦克”。毛泽东在平民阶层有形资源不足的现实竞争条件下，格外重视决定竞争优势的无形资源（竞争意志＋组织技术）的作用，被一些番邦蛮夷如迈斯纳说成是“唯意志论”。
管理成本下降和整合成效上升的前提有二：反抗成本和风险急剧下降；个人努力失去可能转而认同集体努力。革命队伍管理成本的急剧下降和竞争意志的急剧上升（这其实是哀兵的典型特点），是革命胜利的关键。
比较毛泽东的认识和孟子的说法，是有意思的，孟子说“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反面教员，革命胜利的条件将难以具备，驱使人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桀纣”总共有三拨人：日本侵略军、美国人、蒋介石，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几十次说要感谢他们，显然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成效就是一个“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效果。
在建设时代，毛泽东时代不仅没有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而且资源分配关系紧张带来的社会关系紧张仍然存在，这使得社会竞争或者矛盾仍然突出，因此精英阶层倾向于滥用优势（竞争意志强、竞争优势明显），而平民阶层在弱势地位上麻木和让步将不知伊于胡底，为此毛泽东极端强调平民阶层必须觉醒，奋起抗争，力争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中国特定竞争条件和视野里，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和现实力量对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设想的完全不同，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注意事项。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间，毛泽东强调的整合的因素是多数人对整体利益的认知和主动寻求过程，在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成效，相对而言，毛泽东不强调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
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