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当于企业处在“招股”时期，所以经理班子能够和董事会保持一致，对股东――老百姓――是很客气的，群众路线在共产党内是能够贯彻得比较好的。
把蒋介石打垮之后，相当于企业已经投产了，经理班子对于股东（老百姓）的优势就很明显了，考虑这样的质变已经发生，所以毛泽东才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牢记“两个务必”。在九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样的质变过程还是感到伤感，他说“我们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住，所以进城是好事。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这就说明了作为社会分化的一般规律是：在有求于股东们的时候，经理班子能够自觉走群众路线，在掌握企业管理大权的时候，经理班子拥有“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优势，“损害股东利益以自肥”就对他们很有诱惑力，这个时候董事会、股东和经理班子的矛盾就容易突出起来，按照孟子的说法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针对性非常明确，就是要对经理班子搞“有罪推定”，这是股东实施监督权利的逻辑基础。不过事后看来，这个经理班子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动还是很有贡献的，与国外的政客们相比，与今天的官僚精英群体相比，表现都要好得多，这是指工作业绩而言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经理班子对股东们的态度是大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最不好，在这个方面刚刚好印证了董事长的指责是恰如其分的，股东们在董事长号召下起来造反也是对的。
在1953年之后，毛泽东就不想再兼任总经理了，想要专门当董事长，结果高岗不同意经理班子的布局，要求“轮流坐庄”，最后是董事长出面帮助经理班子摆平了这一挑战。董事长的愿望最后是在1958年12月的《人民日报》公开发布，1959年4月的人大会议上面完成程序的。不是如中国精英主义者所说的是因为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才退居二线的，而是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毛泽东就主动退出经理班子的。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又有彭大将军1959年出来要经理班子做检讨，威胁到经理班子的管理权威，结果在经理班子的央求下董事长亲又自出马处理，帮助稳固经理班子的地位。经理班子在党内处于弱势地位，全仗董事长支持才能稳定掌权。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工作关系没有理顺，经理班子常常越权决定董事会应该讨论的事情，例如毛泽东骂薄一波他们在税收上面“搞公私一律平等”是擅权，还骂国家计委和组织部是“独立王国”，其实都是经理班子和董事会关系处在磨合期的缘故，这个板子打的有道理。毛泽东还骂商业部是“破坏部”，说他们一搞征购就等于是破坏生产，这个其实是董事会决定的结果，因为要搞工业化，收购上面压级压价的事情，实际上不过就是剪刀差实施的结果，问题是出在缺乏足够的工业品去与农民进行等价交换，不能怪经理班子，所以这个板子打的有些冤枉。
实现发展目标就要求更有效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管理，加强管理的力度和范围必然意味着经理班子的工作量增加，犯错误的机会上升，因此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经理班子总是要降低发展目标，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所谓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论”就很容易了，这个主张就是让资本家去搞工业，让个体小农自己去管农业，经理班子的事情就很少了，工作就剩下当官做老爷了，就很舒服。董事长和股东门显然都是不满意的，这就引发了在过渡时期的争论。从1956年八大到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理班子已经没有办法规避繁复的工作了，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推进工农业发展已经铁定是经理班子的事情了。按照董事长的说法，这个时候经理班子的情形是“在有些人看来，我国建设只能慢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们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经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长不上来啦，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资产阶级右派不同，他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是他们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们民族长期被压迫而遗留下来的自卑心理。他们只觉得自己矮得很，别人才是丈二金刚。他们不知道，解放了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最多的资金和最大的技术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由于大经理们老是想着要减少工作量，因此被董事长大骂，说他们“右倾”到离右派只有50米了。
这个时期董事长和经理班子的分歧在于：董事长认为中国资本不足、人力资源丰富，因此发展不能走西方那种主要依靠资本去整合人力物力的道路，中国的快速发展空前在于充分动员人力资源，需要在资本不足的现实中间动用政权的整合力量，才能整合丰富的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的快速发展。董事长强调的方式与欧美日不同，当然是极大地增加了经理班子的工作量。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有限的剩余也必须集中使用，在各种目标中间进行排序，突出首要目标集中配置资源。目标如何排序和资源分配重点，以及人力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赖支持平衡发展，尽可能兼顾发展目标的多个方面，这在董事长的《论十大关系》中间已经得到解决，八大政治报告就是以这篇文章为蓝本的。农业不是资源分配的重点，将长期缺少化肥和机械的帮助，而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组织力量，集中大量人力资源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抗旱除涝条件改善等去促进产量的增长，满足工业化的要求。
知识分子的问题，就相当于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的工作状况。梁漱溟想要找一种最廉价的方式装好人，去代表农民反对支持工业化的剩余提取，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还是在继承这个陈词滥调，实际上这个问题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是有共识的，基本上是与共产党整体作对。而且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按照近代史的百年黑暗看，也是违犯股东们利益的，不过是希望就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差别进行投机而已，所以受到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共同反对。当然梁漱溟的品质，还是高于今天的知识精英们，因为梁漱溟实际上主张无须工业化，中国古来就是以农业立国的；而今天的知识精英们的卑鄙在于：他们认为必须工业化、同时又拿提取剩余支持工业化说事，他们不仅仅是要装廉价的好人，还有一层很恶毒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没有对老百姓好过，你们老百姓今天又不是我们精英主义制度的股东，还想要我们对你好，门也没有。所以文革的目标是双重的，除了要求经理班子认同“权力公有”之外，还有一重含义就是要实现“话语权公有”，公共关系部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不能为“五张皮服务”搞“傍大款”。
在文革之前，董事长对公共关系部的工作很不满意，说他们专门干些“傍大款”的事情，不论是老大款、新大款还是外国的大款都傍，唯独不表现股东的形象。董事会江秘书曾经调阅全部军队题材的电影，说68部影片中间只有7部还说得过去，主要问题就是完全不提“股东的投资”，专门对经理班子里面的一些人吹吹拍拍。最后江秘书亲自抓文艺，搞了八个样板戏，用“红光亮”“高大全”“三突出”等手法表现股东门的投资，由于这些根本损害了公共关系部诸君职业利益最大化，后来担任过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的巴主任说“一听到样板戏就要做噩梦”。今天的电视屏幕真的又回到董事长说的套路上去了，都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在哪里翩跹起舞，而且还老是不肯下舞台，惹得小资们都很不耐烦了，他们借用番邦蛮夷布迪厄的话，说这完全是“文化卖方对文化买方的垄断和敲诈”。
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董事会对经理班子还是很相信的，认为公共关系部的知识精英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不想为股东服务，要为五张皮服务“傍大款”；而经理班子的问题，是水平不行，不善于为股东服务。但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董事会发现经理班子的问题很大，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出政绩）竟然达到了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地步。所以就发起了对经理班子的整顿运动，在高层经理人员中间是由毛泽东直接讲课，最后的成果是大家都同意董事长的意见，都说还是要坚定地为股东们服务，反对“全民国家全民党”，高层经理的一致意见体现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面。在基层为了整顿小经理们的问题，于1963年开始进行“四清运动”。
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分裂是在四清运动期间，大经理刘少奇先生为了赢得小经理们的支持，就迎合他们的想法，把整顿的矛头对准股东而不是对准下层经理人员，在理论上表述为“四个交叉”，在实践中间执行“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四清工作队下去农村划新富农，这样小经理们当然就比较高兴，拥护大经理刘少奇了。但是股东很难就那么高兴了，最不高兴的是董事会。
刘总经理的“划新富农”迎合了小经理们的需要，贴身秘书王光美同志的创造力也跟着发挥了一把。桃园经验出来之后，中间层是很高兴的。因为根据桃园经验进行四清，就等于把原来“僵化”的考核评价制度全部推倒，对干部的考核完全看在运动中间对上级的态度（当时就是对四清工作队的态度），是否主动检讨自己的问题，是否主动与上级配合去检举同事等等。这样的过程最受中层经理们的欢迎，等于让他们放手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完全听话和驯服的人安插到主要岗位上去，尽可能减少自己以后的工作事务。经理班子通过转移运动方向去打击“股东”，以及借助桃园经验去实施“驯服工具论”，董事会大为恼火，结果就在1965年1月发出了“二十三条”，指明我们运动的重点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要整群众，也不是要搞驯服工具论建设各个级别的独立王国。
许多人说董事长因为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才发动群众运动想要夺经理班子的权，这个完全是瞎说。董事会的意图无法贯彻的原因，不是因为大经理们的地位上升威胁到董事长，而是因为经理们想要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向使用权力的缘故，大经理们的所谓“威信”完全是建立在迎合小经理们愿望的基础上。与企业中间经理们的工作必须得到董事会授权和支持一样，新中国的经理班子实际上没有董事长的支持就一天也做不下去，因为跟老军头们一比，他们在党内完全是弱势群体，老军头们要把他们赶下去的事情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高饶事件、另外一次是彭德怀事件。这两次都是仰赖董事长亲自出面才摆平的，董事长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由于历史无法重演也因此无法复制，不管是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还是先前的“刘邓黑司令部”，都不曾对董事长的地位构成过真实的威胁。
董事长支持经理班子的全部基础在于：他们要比老军头们更少“坐江山”的意识、更多服务于股东的意愿。四清运动中间大经理们的努力证伪了董事长的判断，董事长撤回了自己的支持，各级经理班子中间的许多人就是在党内强势群体的清算运动中间垮台和挨整的，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都是因为党内强势群体出来夺弱势群体（前经理班子成员）权力造成的。根据权延赤采访杨成武的说法：文革第一大冤案“内人党冤案”是华北兵团的老底子去清算从前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文革第二大冤案云南“赵健民特务案”是刘邓大军的老部下去找“边纵”的岔子，因为整的人太多太厉害，怨气积累太多，新任云南军区的头儿姓谭的后被挨整的人刺杀。由于董事长的个人筹码分量太重，结果这一次董事长和经理班子的分裂，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平衡，许多前经理班子成员在政治上失意挨整，其实是回归原有的弱势地位，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自动”的与共产党内部的力量对比一致，前经理班子多数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与四人帮完全没有关系，四人帮在军内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既影响不了从前刘邓大军的老人也指挥不了华北兵团的老人。而从前的党内弱势群体作为经理班子的核心力量起作用，则完全是董事长个人强大作用的结果，并且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重新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下实现的，所以文革期间陈毅就明确表示了对延安整风的不满。
董事长到这个时候一看，知道该说的道理都说了，该做的思想工作都做完了，你们这些个大经理们在当面都同意说我们还是要为股东们服务（即站在95％的人民一边），在中苏论战过程中间都一致表态反对“三和两全”，但是下去就不照着办，而是把经理班子的愿望放在第一位考虑，把中间经理层的爱好又放在整个经理班子利益的前面，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个“黑帮”，结果当然是想要最小化支出、最大化收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企业瓜分掉，不顾股东们的投资想要瓜分企业，就被董事会命名为“走资派”。最后内部调整程序都已经使用完了，董事会决定摊牌，要股东们自己起来说话，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经理班子不顾“二十三条”的明确运动对象定位，试图把打击矛头对准公共关系部的知识精英们，湖北的王任重按照刘少奇的部署说这次运动要打30－40万右派，经王任重计算武汉高校学生中间右派比例为5％，结果造成了董事会和公共关系部结成同盟去反对经理班子的历史条件。
在文革结束之后，经理班子发现首先还是要与公共关系部搞好关系，也要与以前自己一贯给予打击的对象（地富反坏右）搞好关系，目的是要在董事会散伙之后去共同对付股东们，只有实现了经理班子（官僚精英群体）、公共关系部（知识精英群体）和地主资本家们的高度团结，瓜分股东们投资形成的巨大财产才有可能，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的目的不是民主，而是瓜分，只有把企业瓜分掉，才能实现经理班子和公共关系部的利益最大化。
今天公共关系部的人，拼命说文革的坏话，这是有道理的，文革高度肯定股东门审查经理班子的权利，严重妨碍了瓜分进程。“四大”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董事会肯定股东权利所必须配套的手段，经理班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其实在全球立法中间都是很正常的、是特别适用于优势群体的“有罪推定”原则，例如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就完全不体现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规定耐用消费品的保修期制度显然也是针对卖方信息优势的一个补救措施，不体现“无过错不负责”的惯例，限制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优势。许多人对公共关系部职员们的表现不理解，因为他们曾经是跟着股东们和董事会一起行动的，现在则与经理班子保持高度一致，这其实也很好理解：那有永恒的朋友呢？只有永恒的利益嘛！只要是能够跟着经理班子捞一票，谁还傻乎乎地关心什么事实和真实呢？所以凡是对知识精英群体的作为方式提出疑问的，就说明你很“老土”。自由派掌门人何家栋说“桃园经验是一份真正体现共产党人党性的好文献”，你也不要奇怪，利益所在就是真理所在，如果违反利益最大化方向就算是几何公理也要遭到反对的。
董事长原来说走资派，许多人并不知道到底何指，今天人们终于知道了是指公共关系部的人和经理班子要瓜分股东的投资，所谓“反修防修”就是要股东门起来捍卫自己的产权。本来“评法批儒”被人指称是瞎说，但是公共关系部的知识精英们，近些年来真的复辟了一套“新礼制”，而且严格服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规则。本来按照番邦经济学是要“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的，董事长要求经理班子花钱要服从“政治标准”（为了多数人利益）、技术标准（综合平衡）和努力方向（以改善股东劳动和安全条件为核心的“四个现代化”），今天公共关系部的主流经济学分部硬是制造了一套“新礼制”（由舆论主导的“习惯法”），按照他们制造的“拉动内需”之说，乱花钱都是不错的，从此那些个经理班子的人越发胆大包天，有了“新礼制”竟然就没有了“成文法”，宪法刑法变得对经理班子一丝一毫的制约都没有了。本来是没有人不鄙薄“影射史学”的，但是历史怎么就这么残酷，生生的把“瞎说”变成了“预言”和“先见之明”，呜呼！法家安在！
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