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互动中，毛泽东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魄力，使得他领导下的弱小中国，总是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对应行动，最终迫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了与中国为敌的打算，最终选择与中国和平共处。在这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美国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一败涂地。而中国则在此过程中改善了国家周边的安全态势，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断绝了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心腹大患的海上敌人来源。在经济上中国由于独立自主进行建设，也在战略上得分很多，在战术上则付出了一定的生命财产代价，与美国相比，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目标都顺利达到了：改善了国家安全态势、提高了国际地位、完成了工业革命进程。而美国在与中国为敌的每一个步骤和动作，最后都是事与愿违，在1970年代最终不得不放弃与中国为敌的政策。
今天中国的宵小之辈和狗苟蝇营之徒，就是在以战术眼光来看待战略问题，并非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的。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最符合白人民兵小布什定性的“头号战略对手”身份。
一、美国对于共产党和新中国态度及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美国设想的战后世界图景中，中国应该仍然维持解放前的地位，作为资源流出地区供给农产品、成为工业产品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很显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字塔中，中国必须处于底层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通过革命而赢得民族独立地位，并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试图摆脱金字塔底层地位的严重“造反”事件，与美国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完全矛盾的。所以美国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政权，更加敌视由毛泽东领导所代表的民族独立诉求和国家发展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大使赫尔利就在美国国内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与共产党合作。在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尽其所能为蒋介石的战争机器输血，在战争开始阶段，美国不惜亲自出马一方面用和谈、调处名义争取时间，一方面帮助蒋介石把军队输送到战争前线。在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权战争经费的一半以上仰赖美国供应。在战争已经出现明朗的结局之后，美国撤回大使。当战争在大陆战场已经结束之后，美国转而极力扶持“中国民国在台湾”，并于1954年与老蒋签署共同防御协定，在联合国里一直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阻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至今为止美国仍然是台独的后台。
其实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规划的世界蓝图中，欧洲的竞争者是必须被毁灭的。虽然美国工业竞争力成长，已经和德国一样，感到难以容忍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主义世界秩序，但是美国拒绝与德国一起通过政治努力来改变旧秩序，希特勒德国实际上就是在美国这一阴险毒辣“驱虎吞狼”的计谋下，发动了在全欧洲范围里为美国消灭竞争对手的战争。这样就很容易理解美国战前的所谓“孤立主义”了，这个孤立主义一方面拒绝后来的“自由世界”盟友使其感到孤立，一方面纵容希特勒的军事扩张行为；如果再回头看一下美国在1930年代的“道斯威计划”，那显然是惟恐希特勒德国的力量不足以毁灭欧洲的缘故。日本的工业实力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了，环顾世界，美国在经济上消灭合格的竞争者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精确实现了，全球资源就放在美国的手边，有一种予取予求的态势。
只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得美国在全球获取资源的范围真正缩小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国家利益”上的损失。反观欧洲，战前美国的竞争者德国和法国是一片废墟，英国也是奄奄一息，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53%。而美国在1933年就已经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了现实。东欧各国人口、疆域、资源都不足观，战前还有的是资源净输入地区。日本的垮台使得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没有对手和阻力，但是偏偏在美国已经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对美国极其“友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之后，中国“沦陷”于共产党之手，美国原来可以指望的利益都已经成为泡影，怎么不叫它们痛彻心肺。
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战略与战术后果
在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之后，美国迅速明确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为自己在军事上利用台湾制造舆论，并于1950年6月27日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本来只是朝鲜的一场内战，由于美国的大规模介入，结果使得朝鲜战争国际化。1950年10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作出决定，派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1950年10月19日平壤陷落，这一天的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鸭绿江。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靠近鸭绿江的温井两水洞地区，与南朝鲜军队遭遇，打了入朝作战的第一个胜仗，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志愿军把防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在战争的后勤补给和远程火力方面，志愿军处于劣势。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之时，从军队的进攻能力来说，志愿军则占据绝对优势，美军在上甘岭之战中一败涂地，而志愿军发起的金城反击战却达到了“改直三八线、改善防御态势”的目标。在3年的战争中，志愿军耗费作战物资56万吨，战争经费62亿元，不到当时中国一年的工商税收数量；而美国耗费作战物资7300万吨，战争经费830亿美圆，超过美国当时的年度财政收入。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真正见识了“纸老虎”的真面目，对美军极为蔑视，认为其战斗力甚至远远不如蒋介石的军队。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处于全面溃退态势，麦克阿瑟曾经叫嚣要扩大战争打击范围，美国总统甚至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而毛泽东在决策介入战争之前就准确预料到：如果志愿军有失败的可能时，美国将有可能扩大战争，希图通过制造战争恐怖来提前结束战争；相反如果战争进行比较顺手，美国扩大战争也无法根本改变战争结局，那么战场将会局限在朝鲜。麦克阿瑟的叫嚣，不过是跟《水浒传》中的泼皮牛二一样，因为打架输了感到颜面无光，拼命想要找回场子而已。当然反应跟牛二一样的人决非麦克阿瑟一个，杜鲁门也算是半个，后来在越南战场上越陷越深的约翰逊表现也差不多。最后他们都是很清楚的，战争结果已经提前注定，他们的作为不过是存有侥幸心理，期待上天关照好运气，找回场子。
实际上根据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的说法，美国之介入越南和朝鲜战争，是作为美国在1940年代没有影响到中国内战结果的后续动作。看来牛二要针对的对象还是很清楚的，美国那帮子政客也是前赴后继赶着要当牛二。虽然美国在战后一再宣称欧洲是战略重点，但是长期都是把军事力量的重心放在中国的周边，并以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参战规模的军队，发动和介入这两场战争。其实对于美国政坛上那一帮子牛二们的心态，中国人把握得还是很准的，在1965年，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说，我们等美国人打过来，已经等了16年，等得头发都白了。（这个话刚刚好可以与朱熔基说入世谈判是“黑发人谈到白发人”相对照）
在美国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道路之后，中国一方面透过第三方警告美国人，如果美军胆敢越过北纬17度线（这个17度线是中国政府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中签字承担责任的），中国将派地面部队参战。后来美国果然没有敢越雷池一步，中国也就相应地没有地面部队参加越战。由于美国空军轰炸越南北部，中国就派出高炮部队帮助进行防空作战。在越战期间，中国援助越南的武器装备足够武装200万人，此外还有500万吨粮食的援助。修建10号公路（胡志明小道）也主要是中国的工程部队承担的。越战期间，中国先后有32万人参加对越南的援助，最多的时候有17万人在越南，最后有5000人的伤亡。在此十年间，中国对外援助处于高潮（包括对阿尔巴尼亚和非洲诸国的援助），最多的一年（1970年）对外援助数量约7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8%，一般年份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
三、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条件
由于与中国的敌对关系乃是实际利益的损失，因此美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幕后政策制订上，战后都已经把中国列为头号敌人和对手，因此才有美国人所说的“韩战”与“越战”。这两场战争打下来之后，美国发现大事坏了，美国在战后最初本希望把欧洲和日本边缘化，成为美国产品的倾销地，尽可能抑制欧洲的工业力量恢复，后来发现欧洲的左翼政治和文化力量急剧攀升，当时法国有80%的知识分子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欧洲有失陷于共产主义制度之可能，这才不得不转而对欧洲的资本家集团改而进行扶持，借以避免出现欧亚大陆一片红的局面出现，这就是冷战和马歇尔计划的底蕴。由于在亚洲需要与中国为敌，也只得扶持日本。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也仍然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实施，在美国和欧洲日本之间实现分工，美国在生产资料产品和高科技军事装备方面上占据绝对优势，并供应全世界，欧洲和日本发展民用工业和轻加工业，在欧洲和日本满足以资本为中心整合其内部的人力物力，来逐步实现缓和社会矛盾并实现经济恢复的前提下，尽力延长竞争对手的成长时间，这个政策本来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成效的，但是韩战和越战破坏了这一美梦。
在这两场局部战争中，美国的许多重工业部门不得不集中力量用于满足军事定货需要，结果先是世界乃至国内的民用品市场让出来了，养肥了欧洲和日本的轻工业部门，接着美国的重工业部门也在战争结束之后发现，大部分市场已经有强大的竞争者存在了。资本主义的铁板一块，就这样被打入了楔子，经济争端和政治分歧跟着就来了。从19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金融和贸易争端就日益频繁起来，两个世界变成了三个世界。无论是在什么层面上什么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民在这两场战争中所做出的牺牲，是具有世界性的全局意义的。
由于美国和欧洲日本的竞争态势加剧，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盘剥，相对轻微一些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的地位。而中国以近乎无限的人力资源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结果却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态势恶化，养肥了第一世界并促使第一世界实现了更高程度的整合，恶化了第三世界的资源分配地位，特别是今天中国本土的不可再生资源流出已经极为严重，每年中国资源流出大约占全部开发资源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就是说中国每采10煤、每炼10吨钢，都有3吨半左右流出国境用于帮助欧美日实现其富裕和发达。特别是这种发展战略带来的严重资源流出，不仅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达不到与资源供应水平相适应的高度，降低了国民福利水平；而且恶化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下降，与第三世界的真正朋友关系疏远了；还由于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发达地位的一个重要角色---需要中国维持目前的发展模式以加剧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价格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因对发达国家而言兹事体大，所以已经形成了欧美日联手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神圣同盟”，中国在国家战略安全方面，也因此遭遇了更加困难的处境。总而言之，三个世界在1980-1990年代已经还原成为两个世界，而且这个时候的第三世界不仅是一盘散沙，而且中国已经有幸成为西方国家共同压制的对象。
1971年尼克松在关岛的讲话中说中国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国真的在经济力量上足够强大，达到美国不敢小看的地步，而是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再当牛二，也是找不回场子的。以前与中国为敌的成本和代价已经太大，美国已经无法承受这个的后果了，所以才有这个关岛讲话的。
在美国人感到必须痛改前非的时候，中国民众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国家安全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上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工业国，由于中国当时执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金属加工机床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多于美国，仅次于苏联），中国从一个流行“洋针、洋线、洋油、洋铁”的国度，变成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中国人民全民动员搞“节约闹革命”，以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两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国主要工农业品按照实物指标，在1970年已经列为世界第三位，到1990年中国的同一指标还是第三位，1995年才变成第二位的，不过不是中国发展快超过了别人，而是苏联解体的结果带来中国的位次上升。国际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压倒多数票，实现了驱逐蒋介石集团，并进入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由于美国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与中国为敌的政策，近代以来让中国人民感到防不胜防、总是从海上对中国安全构成根本威胁的强大敌人，暂时从中国人民的睡梦中消失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于1970年与斯诺谈话时，除了透露尼克松想要来中国的消息之外，还准确地预言到尼克松将会于美国举行大选的1972年到中国来。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