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许在早些时候就知道，他的同事们打算建立官僚机构，以削弱党中央主席的权威。他无法在党内掌握足够的力量来阻止这些变化，他只有在党外寻求支持。
1956年4月，毛泽东向来自全国的省委干部讲了一次话，他说：“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一。”同时，他又声称，在所有党派成为历史之前，都需要有多党合作制度的存在，因此，我们应当让民主党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只要讲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即在人民内部，共产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５月２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赫鲁晓夫和中共都十分清楚，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对苏联传统领导模式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认为对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从党内去解决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如建国后的一系列整治措施，都难以收到长远的效果。因此，毛泽东决心进一步引进外部力量，对执政党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中共各大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鸣放”，然而，第三党和无党派人士对这一口号毫无反应。毛泽东指出：“要发泄合理的冤并加以纠正、消除误解，就必须进行公开的批评。”
当时匈牙利正暴发起义，这使毛泽东重新振作精神去说服党的其他领导人“欢迎对共产党及其工作进行公开批评”的政策。但是，当他们仍没被说服时，毛泽东并没就此罢休，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推动这一批评斗争的开展。
在武汉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说：“第一还有没有小脚女人？第二在现在的基础上搞一个全面发展的规划。我想编一本书，希望你们能提供材料。中国有句老话：‘湖广熟、天下足’。林彪在华中局，我曾对他说，希望他带头，但看他送来的通讯，没有做到，失望呀。这就使我想起，到底是我的主观主义，还是下面仍不认识？看来是先要明了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方法，才会下最大的决心；情况不明，方向不对，下决心是胡闹。我上井冈山之前，同几个朋友走访了罗霄山脉各段。经实地考察，才下决心，以进可攻，退可守的罗霄山脉中段作为根据地。现在中央的东西很可能在中间被隔断，不能直达人民的心里，中央的政策就是最正确，也不能变为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面对会议代表，毛泽东轻松地说：“现在不按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了。”
但毛泽东说完后，仍是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宣布休会。毛泽东对梅白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有争议，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以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第二天接着开会，毛泽东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使我高兴，我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6年末，他与第三党派的领导人开了４个小时的会。在会上，他表示希望他们都公开讲出各自的意见，同时向他们保证，谁也不会因此受到追究。态度诚恳，不由人不信。
后来，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政治意义又作了深刻的说明。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观念提出来的，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他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小时期后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
1957年2月，长沙第10中学的语文教员李淑一女士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复信，并写下一首游仙体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赞美，词中的“柳”即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早年参加革命，1932年去世。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再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批驳反对百花齐放政策的各种意见，发表这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说：“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有两种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矛盾，需用强制的方式加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不应用强制的方式加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通过说服、改正错误、消除冤情的方式加以解决。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即用恐怖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矛盾。
毛泽东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也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之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决定，使第三党派的领导人们大受鼓舞。与批梁漱溟和反胡风斗争时相比，此时的毛泽东是判若两人。
毛泽东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先要整顿三风。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来了“毛毛雨，下个不停”，似和风细雨，与会者听到毛泽东的比喻哄堂大笑，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说到：“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表种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一句话，即打破不能批评执政党的迷信，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以此来增加执政党员、干部的环境压力，促使他们永远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精神。
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他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
确定共产党进行整风，实际上从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已开始酝酿和提出了。从1956年起，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重要讲话，号召要扩大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党的八大之后，经过８个月的酝酿准备，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还指出，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主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
在整风初期，党中央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队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党外人士对我党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第八办经联委召开了25次工商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国务院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打消了顾虑。他们对党政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词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外交学会张美若批评共产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民革”的邵力子、刘斐，“民盟”的杨明轩，“民进”的王绍鏊和“致公党”的黄鼎臣等提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关去实现，不能代替行政布置工作。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等。
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的一些抨击，无疑反映了那些抨击者的真实想法。在国民党时代曾任云南省省长，后来又在共产党的北京政府做官的龙云将军，批评了毛泽东主义的“一边倒”及与苏联结盟的政策。陈叔通说：“现在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罗隆基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三害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罗当时为森林工业部长、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副主席。当时任交通部部长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说的则更有意思，他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超过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有３年或４年的任期。斯大林有多少年呢？谁又知道毛主席想任多少年呢？”
在北京大学，鸣放的年轻人每天都要贴出数以百计的大字报，以便于阅读和引人注目。他们有些人要求释放作家胡风，平反在反胡风斗争中的无辜受害者。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年轻教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光是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这种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说：“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立即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一场由整风转向反右的部署正在酝酿和发动了。
从５月１日全党发动整风不到１个月，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
一些言论说“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中国再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矛头已直指毛泽东。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的事件，且有蔓延之势。
1957年5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毛泽东的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毛泽东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的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为自己适得其反的计策感到懊恼。为此，毛泽东准备狠狠还击。于是，毛泽东制定了“引蛇出洞”的计划，用毛泽东话说：让毒草滋长出来，然后，予以锄之，作为肥料。
同月，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共产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并指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批评的指示》一文中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了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出反动面目。
根据这一指示，从５月中旬到６月中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多次党内指示，制定反击右派的策略。其中心就是要让右派任意鸣放，使其充分暴露，党员和左派暂不发言，准备后发制人。
毛泽东说：“有人说我们是搞阴谋，我说，我们不是搞阴谋，我叫你们帮助党整风，叫你们鸣放，谁叫你们反党，向党进攻夺取政权。我说过，不要这么闹，闹了不好，这是事先打招呼的，这是不是阴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民主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资产阶级那么办，怎么说我们搞阴谋”。
毛泽东又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制；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垂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办事，你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们的面貌；三是来而无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
毛泽东首先抢占舆论阵地，这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6月26日，周恩来警告那些非党人士，要是他们继续批评政府，就要被归入人民公敌的行列。7月1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和进一步升级。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据说是毛泽东写的文章。文章指出：牛鬼蛇神只有在他们“跳出来”，自我暴露之后，才能被扫除。
“六八”指示对反右派的斗争进一步作了严重估计，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七一社论中，更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并指出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同时把右派分子的性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派”并称“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在党内一系列指示和社论的号召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迅猛地发动起来。
7月7日，毛泽东又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强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指出：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并说：“正在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时间，不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毛泽东说：“这次一整，可能要整出几十万右派，我们还是老办法。一是一个不杀，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右派就是反革命，我说不要叫反革命，不好听，就叫右派吧！二是大部不抓，三是就地改造。我常说，人是需要改造的，你看，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造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
就这样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
５月中旬，毛泽东指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右，全国大约4000人。过了十天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再扩大一倍。根据毛泽东的判断：“在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大约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3％、5％到10％，依情而不同。”根据1956年统计，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人左右。按这种估计，1％就是５万人，3％就是15万人，10％就是50万人。从５万人到50万人，悬殊很大。这种随意性和主观臆断，成为以后全面“深入挖掘”右派的思想根据，成为以后一些单位划右派的指标。
到９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６万余人。
被毛泽东点名的罗、章是右派的老祖宗，是死不投降的右派。后章伯钧从行政三级降为七级，罗隆基从行政四级降为九级。
与毛泽东在师范的同窗好友高希舜也被划成右派，因为他赠予毛泽东一幅画，其中一幅《荣华下之哈巴》，画的是绝丽的牡丹花下卧一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用以劝谏毛泽东要远小人而近君子。毛泽东开始并未在意，并认为此画构思别致、立意深远，甚是宠爱就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后来，康生对毛泽东说：“此画是攻击你的，非常恶毒。”高希舜立即成为阶下囚。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
毛泽东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就这样，凡是共产党员的全部被开除出党，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有些人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从５月１日发动整风到６月８日反击右派，在不到40天内，在指导思想上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经历了从整风到反右的重大转折。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958年1月8日，毛泽东又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这样做的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959年9月，摘掉一批确定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共4.5万人。
1962年夏，中央统战部开始察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甄别。但由于“左”的影响，这一建议不但未被接受，反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摘帽子70％-80％面太大，仍应坚持每年摘帽子10％左右，并更严肃地批评甄别平反的提法，否定在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问题。
从1959年到1963年，累计为30万人摘帽。但自1962年以后，再也无人提出为错划右派的平反改正。一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解决和彻底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