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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斗士毛泽东●第十七章 事与愿违

2009-12-07 13:12 伟人 ⁄ 共 884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毛泽东也许在早些时候就知道,他的同事们打算建立官僚机构,以削弱党中央主席的权威。他无法在党内掌握足够的力量来阻止这些变化,他只有在党外寻求支持。

1956年4月,毛泽东向来自全国的省委干部讲了一次话,他说:“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一。”同时,他又声称,在所有党派成为历史之前,都需要有多党合作制度的存在,因此,我们应当让民主党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只要讲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即在人民内部,共产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赫鲁晓夫和中共都十分清楚,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对苏联传统领导模式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认为对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从党内去解决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如建国后的一系列整治措施,都难以收到长远的效果。因此,毛泽东决心进一步引进外部力量,对执政党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中共各大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鸣放”,然而,第三党和无党派人士对这一口号毫无反应。毛泽东指出:“要发泄合理的冤并加以纠正、消除误解,就必须进行公开的批评。”

当时匈牙利正暴发起义,这使毛泽东重新振作精神去说服党的其他领导人“欢迎对共产党及其工作进行公开批评”的政策。但是,当他们仍没被说服时,毛泽东并没就此罢休,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推动这一批评斗争的开展。

在武汉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说:“第一还有没有小脚女人?第二在现在的基础上搞一个全面发展的规划。我想编一本书,希望你们能提供材料。中国有句老话:‘湖广熟、天下足’。林彪在华中局,我曾对他说,希望他带头,但看他送来的通讯,没有做到,失望呀。这就使我想起,到底是我的主观主义,还是下面仍不认识?看来是先要明了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方法,才会下最大的决心;情况不明,方向不对,下决心是胡闹。我上井冈山之前,同几个朋友走访了罗霄山脉各段。经实地考察,才下决心,以进可攻,退可守的罗霄山脉中段作为根据地。现在中央的东西很可能在中间被隔断,不能直达人民的心里,中央的政策就是最正确,也不能变为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面对会议代表,毛泽东轻松地说:“现在不按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了。”

但毛泽东说完后,仍是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宣布休会。毛泽东对梅白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有争议,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以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第二天接着开会,毛泽东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使我高兴,我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6年末,他与第三党派的领导人开了4个小时的会。在会上,他表示希望他们都公开讲出各自的意见,同时向他们保证,谁也不会因此受到追究。态度诚恳,不由人不信。

后来,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政治意义又作了深刻的说明。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观念提出来的,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他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小时期后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

1957年2月,长沙第10中学的语文教员李淑一女士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复信,并写下一首游仙体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赞美,词中的“柳”即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早年参加革命,1932年去世。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再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批驳反对百花齐放政策的各种意见,发表这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说:“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有两种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矛盾,需用强制的方式加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不应用强制的方式加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通过说服、改正错误、消除冤情的方式加以解决。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即用恐怖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矛盾。

毛泽东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也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之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决定,使第三党派的领导人们大受鼓舞。与批梁漱溟和反胡风斗争时相比,此时的毛泽东是判若两人。

毛泽东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先要整顿三风。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来了“毛毛雨,下个不停”,似和风细雨,与会者听到毛泽东的比喻哄堂大笑,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说到:“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表种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一句话,即打破不能批评执政党的迷信,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以此来增加执政党员、干部的环境压力,促使他们永远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精神。

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他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

确定共产党进行整风,实际上从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已开始酝酿和提出了。从1956年起,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重要讲话,号召要扩大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党的八大之后,经过8个月的酝酿准备,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还指出,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主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

在整风初期,党中央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队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党外人士对我党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第八办经联委召开了25次工商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国务院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打消了顾虑。他们对党政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词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外交学会张美若批评共产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民革”的邵力子、刘斐,“民盟”的杨明轩,“民进”的王绍鏊和“致公党”的黄鼎臣等提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关去实现,不能代替行政布置工作。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等。

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的一些抨击,无疑反映了那些抨击者的真实想法。在国民党时代曾任云南省省长,后来又在共产党的北京政府做官的龙云将军,批评了毛泽东主义的“一边倒”及与苏联结盟的政策。陈叔通说:“现在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罗隆基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三害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罗当时为森林工业部长、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副主席。当时任交通部部长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说的则更有意思,他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超过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有3年或4年的任期。斯大林有多少年呢?谁又知道毛主席想任多少年呢?”

在北京大学,鸣放的年轻人每天都要贴出数以百计的大字报,以便于阅读和引人注目。他们有些人要求释放作家胡风,平反在反胡风斗争中的无辜受害者。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年轻教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光是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

这种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说:“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立即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一场由整风转向反右的部署正在酝酿和发动了。

从5月1日全党发动整风不到1个月,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

一些言论说“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中国再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矛头已直指毛泽东。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的事件,且有蔓延之势。

1957年5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毛泽东的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毛泽东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的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为自己适得其反的计策感到懊恼。为此,毛泽东准备狠狠还击。于是,毛泽东制定了“引蛇出洞”的计划,用毛泽东话说:让毒草滋长出来,然后,予以锄之,作为肥料。

同月,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共产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并指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批评的指示》一文中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了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出反动面目。

根据这一指示,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多次党内指示,制定反击右派的策略。其中心就是要让右派任意鸣放,使其充分暴露,党员和左派暂不发言,准备后发制人。

毛泽东说:“有人说我们是搞阴谋,我说,我们不是搞阴谋,我叫你们帮助党整风,叫你们鸣放,谁叫你们反党,向党进攻夺取政权。我说过,不要这么闹,闹了不好,这是事先打招呼的,这是不是阴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民主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资产阶级那么办,怎么说我们搞阴谋”。

毛泽东又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制;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垂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办事,你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们的面貌;三是来而无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

毛泽东首先抢占舆论阵地,这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6月26日,周恩来警告那些非党人士,要是他们继续批评政府,就要被归入人民公敌的行列。7月1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和进一步升级。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据说是毛泽东写的文章。文章指出:牛鬼蛇神只有在他们“跳出来”,自我暴露之后,才能被扫除。

“六八”指示对反右派的斗争进一步作了严重估计,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七一社论中,更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并指出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同时把右派分子的性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派”并称“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在党内一系列指示和社论的号召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迅猛地发动起来。

7月7日,毛泽东又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强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指出: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并说:“正在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时间,不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毛泽东说:“这次一整,可能要整出几十万右派,我们还是老办法。一是一个不杀,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右派就是反革命,我说不要叫反革命,不好听,就叫右派吧!二是大部不抓,三是就地改造。我常说,人是需要改造的,你看,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造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

就这样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

5月中旬,毛泽东指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右,全国大约4000人。过了十天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再扩大一倍。根据毛泽东的判断:“在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大约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3%、5%到10%,依情而不同。”根据1956年统计,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人左右。按这种估计,1%就是5万人,3%就是15万人,10%就是50万人。从5万人到50万人,悬殊很大。这种随意性和主观臆断,成为以后全面“深入挖掘”右派的思想根据,成为以后一些单位划右派的指标。

到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

被毛泽东点名的罗、章是右派的老祖宗,是死不投降的右派。后章伯钧从行政三级降为七级,罗隆基从行政四级降为九级。

与毛泽东在师范的同窗好友高希舜也被划成右派,因为他赠予毛泽东一幅画,其中一幅《荣华下之哈巴》,画的是绝丽的牡丹花下卧一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用以劝谏毛泽东要远小人而近君子。毛泽东开始并未在意,并认为此画构思别致、立意深远,甚是宠爱就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后来,康生对毛泽东说:“此画是攻击你的,非常恶毒。”高希舜立即成为阶下囚。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

毛泽东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就这样,凡是共产党员的全部被开除出党,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有些人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从5月1日发动整风到6月8日反击右派,在不到40天内,在指导思想上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经历了从整风到反右的重大转折。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958年1月8日,毛泽东又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这样做的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959年9月,摘掉一批确定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共4.5万人。

1962年夏,中央统战部开始察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甄别。但由于“左”的影响,这一建议不但未被接受,反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摘帽子70%-80%面太大,仍应坚持每年摘帽子10%左右,并更严肃地批评甄别平反的提法,否定在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问题。

从1959年到1963年,累计为30万人摘帽。但自1962年以后,再也无人提出为错划右派的平反改正。一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解决和彻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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