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废话】这篇是大黄兄在2006年的旧文，今天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
俺看来,未来中国问题出的三个点,一个是生育,一个是居住权,一个是大众的经济地位尊严权. 这三个,将集中中国未来的主要问题. 本次谈生育问题,早就完笔,这里发出,可传播
中国人口问题论纲
一、引子
西西河里最近在讨论人口问题，这是件幸事。人口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在网络上引发讨论甚至辩论，这是今几年才有的现象，而西西河作为全球领先的中文论坛，在这一热点上出一些高质量的讨论，我看几乎是当仁不让的事情。小弟不才，在人口问题上略有涉猎，响应铁老大的号召，胡乱抛出一个小文，试图把玉引出来。
闲话少说，破题。人口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要讨论，我看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讨论什么，其次是怎么讨论。人口问题很大，从学科建制的角度看，不光有人口学这样的专门学科，更有历史、经济、社会、环境、军事等交叉学科，可以谈的角度话题那是相当得多啦，罗列一下论题，正反派一哄而上，捉对厮杀，是一个思路，不过我却并不看好。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怎么讨论。这个问题既是有感于西西河之前的讨论而发，其实也是网络讨论的通病，那就是表态多，事实少；讨论目的不在于澄清问题，而在于自我确证，所以有人说，不要试图在网络上讨论真正的问题。我稍微有点不信这个邪，尤其在西西河这条洁净的河，我想斗胆试一试。我的基本思路，是把问题尽量集中到问题的核心部分，纲举目张，不在非核心的问题上过多展开；讨论的方法，以介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主，包括核心的数据，这些在文末会给出明确的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我肯定会有表述不清的地方，没关系，请直接读原始文献，甚至与作者商榷，我并不准备在转述的具体细节上陷入无谓的争论。
二、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口：人口转变
前文说过，我试图尽量把焦点集中到问题的核心部分。那这个问题恐怕不可避免地将是人口数量本身了，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口数量本身。即使要讨论人口结构，恐怕也仍然要建立在人口数量的前提之上。这通常被讨论者认为是一个已经搞清楚了的问题，但事实上却未必。事情可能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在所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中，两方至少有一方（很多时候是双方）对人口数量这个基本的问题没有清楚的认知。所以，澄清这一讨论的前提，把争论建立在可靠的共识之上，在我看来就是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的事情了。
讨论中国的人口数量，通常将九十年代之前和以后分开处理。原因有二，首先90年代前后中国人口在特征上有明显不同，简单得讲，90年代初是所谓“人口转变”的分水岭；其次，关于90年代以后的人口统计指标，还残存着若干争论，而90年代之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各方面并不存在明显争论，讨论起来比较省事。所以，将人口数量分90年代前后讨论，是必要的，合而为一讨论，有时会将混淆问题起来，甚至引发无谓的争论。
在开始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准确而完整地概括了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整个过程。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人口转变的过程，所以以中国的这一过程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也是必要而且重要的视角[1,2]。所谓“人口转变”，简单得讲，就是人口从“三高”，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到“三低”，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程。人口转变的过程一般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总和生育率（TFR，Total Fertility Rate），即每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总数。通常以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约2.1）以下作为人口转变最终完成的标志。总和生育率稳定得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意味着人口顶峰的上限已经确定。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上限只是一个最大的可能值，而真实的人口顶峰值总会比这个要小。通俗得讲，人口转变完成，意味着人口数“见顶”了，虽然这个“顶”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达到，而在到顶之前，人口讲继续增长。
这么讲好像照本宣科，死板得很，其实不然。澄清这一核心概念，可以避免我们犯很多无谓的错误，举两个例子。比如河里有人提议，中国的最佳人口是30亿，抛开30亿到底是好还是坏不谈，在人口转变完成的前提下，这个人口不可能达得到，所以关于好坏的争论也就丧失了基础。再如，很多人以现在每年的人口仍在增长为依据，就顺着讨论未来人口不停得增长下去的前景，这种讨论很常见。我们看到，在人口转变完成的情况下，这个前景其实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前提下，有意义的是讨论人口以后将如何下降，而不是讨论如何增长。
返回到人口转变本身，进入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人口转变通常是以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而出生率仍维持高位开始，这个阶段里人口将高速增长；下一个阶段，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人口将继续增长；直到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进入低速增长，直至顶峰后出现下降。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通常不会同时发生，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晚若干年，表现出“滞后”的效应，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更是明显体现出这一特点[1,2]。而正是这一特点，导致了人口转变前期的高增长。指出“滞后”这一特点的普遍性是重要的，因为很多人评价这一时期的人口的时候，并不考虑做国际比较，甚至仅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
图1
有了对人口转变过程轮廓的把握，我们就可以进入对中国人口的具体分析。在此我引用了官方的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数据，作为讨论的基础[4]。在出生、死亡、增长率的曲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出生率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转变，这是在人口转变中承上启下的最为关键的一段(图1)。再看同期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会发现这也是生育率发生决定性下降的阶段（图2，转引自[1]）。在此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具体得讲，这一转变，发生在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以前。这是一个重要而又长期被掩盖和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恐怕很多人接受起来将会有困难，不过既然是事实那早晚都要面对，所以把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来恐怕不是坏事。
图2
人口转变的决定性变化发生在“一胎化”之前马上会引发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便是对人口政策在干预人口增长中作用的重新认识。关于“一胎化”以及之前的人口政策，利弊之辨都非常多，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这些辩论其实共享着一个前提，即人口政策对人口变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错批了一个，多增三亿人”的著名口号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典型应用。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事实并非如此。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大幅下降，对应的正是毛时代的宽松的人口政策。其次，既然人口政策不能解释这一人口转变的事实，那对之应该如何理解，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些不符合思维惯性的下降？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否构成对这一出生率、生育率自然下降的合理解释？传统的对中国生育文化的看法是否存在着局限？再次，应该如何理解“一胎化”以来的出生率、生育率的继续下降？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先前趋势之上的自然延续，在多大程度上与严厉的生育政策相关？正确估计“一胎化”政策本身的效果大小，恐怕是正确评价1980年开始推行的这一政策的前提。而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理解90年代后人口变化的一个基础，至少也是准确理解90年代人口特点的一个有效的参照。
[1] 李建新，涂肇庆，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
链接出处
[2] 原新，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人口学刊》2001.
链接出处
[3] 于学军，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链接出处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链接出处
附录：
年份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54 37.97 13.18 24.79
1955 32.6 12.28 20.32
1956 31.9 11.4 20.5
1957 34.03 10.8 23.23
1958 29.22 11.98 17.24
1959 24.78 14.59 10.19
1960 20.86 25.43 -4.57
1961 18.02 14.24 3.78
1962 37.01 10.02 26.99
1963 43.37 10.04 33.33
1964 39.14 11.5 27.64
1965 37.88 9.5 28.38
1966 35.05 8.83 26.22
1967 33.96 8.43 25.53
1968 35.59 8.21 27.38
1969 34.11 8.03 26.08
1970 33.43 7.6 25.83
1971 30.65 7.32 23.33
1972 29.77 7.61 22.16
1973 27.93 7.04 20.89
1974 24.82 7.34 17.48
1975 23.01 7.32 15.69
1976 19.91 7.25 12.66
1977 18.93 6.87 12.06
1978 18.25 6.25 12
1979 17.82 6.21 11.61
1980 18.21 6.34 11.87
1981 20.91 6.36 14.55
1982 22.28 6.6 15.68
1983 20.19 6.9 13.29
1984 19.90 6.82 13.08
1985 21.04 6.78 14.26
1986 22.43 6.86 15.57
1987 23.33 6.72 16.61
1988 22.37 6.64 15.73
1989 21.58 6.54 15.04
1990 21.06 6.67 14.39
1991 19.68 6.7 12.98
1992 18.24 6.64 11.6
1993 18.09 6.64 11.45
1994 17.70 6.49 11.21
1995 17.12 6.57 10.55
1996 16.98 6.56 10.42
1997 16.57 6.51 10.06
1998 16.03 6.5 9.53
1999 15.23 6.46 8.77
2000 14.03 6.45 7.58
2001 13.38 6.43 6.95
2002 12.86 6.41 6.45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3》
三、关于九十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
上文提到，相对于九十年代之前数据的共识，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九十年代人口统计直到今天仍然残存着不少争议。在这些争议里面，对于人口总和生育率（TFR）的争议是问题的核心。九十年代初，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TFR为1.23）。这引发了人口学者的大量讨论甚至激烈争论。
论争的焦点落在这些指向一致的调查结果到底是否可信，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上。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漏报（官方漏报率为1.81%）构成了这些甚至低于政策生育率（1.46）的低TFR的主要原因，计生委也正是据此把2000年“五普”的TFR值硬调高到1.8。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只考虑统计中的漏报是不够的，实际上，人口统计中同时存在着严重的重报。重报的规模达到2000万以上，接近甚至达到漏报的水平[5]。即使把漏报全部作为出生漏报，也无法合理解释数据，因为这将引起新的自相矛盾和与事实不符[6]。这就涉及到人口科学的一个特点，即人口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自洽的体系，人口学家总可以根据人口资料通过反推、互证来对真实的人口情况做出在一定置信区间之内的合理估计。
如果说漏报率解释不了调查到的低生育率水平，那么怎么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呢？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郭志刚的论文《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6]，在这里面郭对超低生育率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区分了时期总和生育率与经过修正的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并把后者作为终身生育水平估计的依据。这样一来经过修正的生育率就上升到政策生育率以上，其他方面也符合得很好。
这些学术界针对“五普”数据解读的工作从普查结果公布到2004年基本已经告一段落，基本结论是九十年代的低生育率是可信的，超低的TFR数据是可解释的。当然，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但人口统计有另一个特点，即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因为即使有大量的出生漏报，孩子长大以后仍然会进入统计。2005年进行了1%人口抽查，统计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之前的结论[7]。根据最新的数据，年新增人口数已经跌落到800万左右，超低生育率已成定局。进一步的数据将在2010年“六普”中全面体现，六普将对持续了将近20年的低生育率做出一个决定性的总结。距离水落石出的终点已经并不遥远。
在此需要对根据自我观感而判定人口普查数据完全不可信的看法做一点评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用局部的微观研究的结果来否定宏观调查的结果，中间有着“危险的一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人口学家进行微观研究的并不在少数，但能从根本上否定人口普查数据价值的研究并不存在。这就涉及到第二点，持上述看法的人，能举出的例子通常只是自己有限的经验，比如自己观察到二孩、三孩的还很多等等，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同一地理空间内不孕不育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而这已经是影响生育率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罢了，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人可能连一个社区的全面研究都没有进行过。这种有选择性的观察并不能提供对人口现状有价值的反思，只不过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下的自我确证罢了。
四、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上对建国以来的人口发展轨迹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基本没有涉及评价问题。但评价显然是问题的重要方面。在人口评价中出现的问题除了篡改、无视人口事实的方面以外，评价依赖的理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一节集中讨论一下理论问题。
在人口评价中，居中心的问题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胎化”的决策依据，正是建立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理论之上。经过长期的灌输，这也是国人普遍的认知现状。
众所周知，人口对经济增长有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影响，通俗得讲就是“手”和“口”的关系。那么这两方面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是如何消长的呢？我们先看国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的发展[8]。大体来讲，70年代以前，人口增长的“危害论”占主导地位，强调的主要是“口”的方面，这基本是马尔萨斯思路的延续。但这种简单的看法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比如在人口增长下的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以后，这种简单的看法受到了修正，新的看法对“手”和“口”有更为平衡的认识，甚至更为强调“手”的方面。相对于已往单纯的对人口总量的讨论，新的理论对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进行了更多的关注。“人力资本”、“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概念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提出的，并成功解释和预测了经济发展的现实。
同时期中国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与国际主流的方向可能恰恰相反。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观念从重视“手”到极端重视“口”，把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后文我会对此做出专门解释。直到20世纪末，新的强调“手”的方面的理论才被引进中国，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是蔡昉、林毅夫的工作[9]。所以，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主流认识，经历了一个“手－口－手”的反复过程，而后半段现在也仅仅只是开始[10]。也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学家的参与和传播，人口这一高度敏感的话题才慢慢开始解冻，人口学家原来只残存在学术刊物上的声音才慢慢被人听到。
在此把本篇小结一下。本篇主要讨论了九十年代的人口低生育率和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人口问题的两大焦点，突出出来讨论，很有必要。这两个问题仍将继续争论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并不会太长。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策略，是把问题挑明，把人口学和经济学内部相关的讨论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细节我并不打算展开，有兴趣的自然会去发掘。
人口问题，是涉及到人类自身的重大问题，对它的讨论，至少要涉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等方方面面，各方面形成合力，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凝聚共识，展望未来。但很可惜，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进行充分的讨论，甚至中长期规划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人口问题的立足之地[11]，这个情况是不可持续，不能继续的。在前两篇里，我对人口问题的实证部分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这些基本的事实和理论问题是进行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下面的讨论将转入更有挑战性的部分，也将涉及更多的领域，算一个尝试吧。
[5] 王广州，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
链接出处
[6] 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3月
链接出处
[7]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链接出处
[8]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链接出处
[9]林毅夫、蔡昉、胡鞍钢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
链接出处
[10]蔡昉，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范式和大人口政策框架
链接出处
[11]赵晓，世界未必如你所想象，新京报
五、人口政策与计生委
以上对建国以来的人口理论和现实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按说下面会涉及人口政策，尤其是未来的人口政策问题了。但是且慢。首先，虽然以上的讨论澄清了很多问题，但恐怕更多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尤其是那些尚没有明确答案，甚至不容易有明确提法的问题，这在下文会有所涉及。如果仅仅根据几个事实来进行政策的评价或主张，我看是有些急了。其次，本文并不试图将政策建议作为讨论的终点，即使它很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能够超越这种或那种具体政策的视野，那只能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即使在细节问题或许有所洞见，也很难意味着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人口问题有所把握。
比如，人口政策应当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本身。这是在具体政策之前的前问题。首先是一般的公共政策辩论应该如何进行，即使在西西河这样的虚拟社区里，也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在这种讨论中，重要的是各方提出或否定了何种事实，并据此如何展开具体的论证，至于结论，反而是个次要的东西。任何一种公共政策选择都会有利有弊，所以只要论据可靠，论证严密完整，无论什么结论我看都可能成立，毕竟每个人的价值偏好都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通常只见表态帖、口水帖，既没有共识，也没有交锋，实际上离公共政策还很遥远。
其次是政府，具体在人口问题上，计生委在制订人口政策的作用，这是人口政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计生系统已经高度利益集团化，一切有害于或者威胁到自身生存的政策倾向，都在其严密封杀的范围之列。因为计生委垄断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大部分权力和资源，所以即使是学术研究也举步维艰，最简单的，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关键数据都不公布，至于利用行政权力进行的其他压制就更不用说了。人口学者往往噤若寒蝉，使得即使有了研究结果也并不能进入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这并不是人口学者的错。计生系统并不包含能否定自身的因素，甚至与其他利益集团化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它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具有单向性，即其本能得反对放松或者取消严厉的“一胎化”政策。这使得它在自身受到威胁或感到时日不多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疯狂，临沂等地近年的野蛮计生行为，就是这一心态的明显体现。
在此似乎我有把问题装到体制层面这个筐里的倾向，其实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把人口问题中存在的体制问题做普遍化理解，恰恰遮蔽了问题本身。很简单，以行政吸纳政治，在政府内部引入一定程度的制衡，将决策、执行、监管做适当的分割，在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成熟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决策体制是落后中的落后。当然，表面上人口问题也有相应的体制建制，比如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政府系统的跨部门的老龄化委员会等等，但要么人员主要是由前官员构成，要么仅仅是一个“九龙治水”的松散架构，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形成牵制和制衡的力量。这种计生委独大的状况即使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中也并不是一个常态，这是相当令人疑惑的事情。而更扣击心脏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舆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这个情况在其他有关利益集团裹胁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是不存在的。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这恐怕要回到计生系统的强化初期，尤其是“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前后，做一个全景式的考查，才能获得一些解决这些疑惑的灵感。
六、从马寅初到宋健
要理解以80年代初以“一胎化”为核心的，新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有很多角度，比如最常见的以人口压力为核心的论证方式。但我并不准备在这个方向展开，因为过多进入这个逻辑内部，便把问题化约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这对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并无益处。我要准备论证的是，这一政策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或者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产物。
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在政治层的提出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以对马寅初的平反为标志。脉络上可以有这样几件事：
1.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统战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第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
2.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
3.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对马寅初的平反，是知识分子平反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关键，也相当巧妙的部分。首先，马寅初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北大校长，有很高的指标意义，解决了马的问题，也就给其他知识分子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利的。其次，马寅初被批判的言论，属于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不同主张，而不过多牵涉政治（想想看，对右派“轮流坐庄”这样的诉求如何平反），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面否定毛时机并不成熟，以具体的人口问题入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是一个事半功倍，颇显政治功力的切入点。
这样一来，在平反马寅初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光明日报“错批一个，多增三亿”的著名文宣。在这里，“增长了三亿”和“多增长了三亿”两个概念被刻意混淆，并被用作反毛的重要依据，而直到今天，这个简单的伎俩仍然在为人津津乐道。制订新的人口政策，刻意拉开与毛时代的距离，强调政策的对立性，而不是其延续性，就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当然，马寅初并不是后来“一胎化”政策的主角，事实上马寅初也并未主张如此严厉的人口计划，人口理论家的接力棒很快便转到宋健的手上。1980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出炉，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比如声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并称长期预测精度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现在来看这些结论，正误已经很容易判断了，而且问题也很容易发现，即宋健对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其内在规律缺乏理解，比如6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降低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宋健当然是一个好的导弹和卫星控制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专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
在这里我无意于对宋健个人做过多评论，问题甚至不在于他的理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人口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人口控制论并没有在学术共同体内经过平等的讨论和答辩而直接用于宣传，事实上不过是推行特定政策的一个论证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从人口控制论的具体内容上辩难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身。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和他老师钱学森的“亩产万斤”的科学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都是学术卷入政治的经典案例。当然，或许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差别，宋健从此步入政坛，甚至直至国家领导人行列，这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八十年代初的人口紧缩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对历史我们总要有一个“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事实上，因为八十年代初人口小高峰引起的人口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势下（80年代初典型的增长率是3%，胡耀邦因为提出可以增到5%，主持经济工作的赵紫阳闹了很大意见），这跟90年代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轻松消化新增人口大不一样。另外，八十年代初的知青返城造成了对城市额外的人口压力，这尤其表现在粮食的短缺和进口上。此外，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如何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仍然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80年代的“严打”和“一胎化”，都是在新形势下能派上大用场的政策工具，机制很简单，合法的制造对威权的恐惧。而“一胎化”更是深入每个家庭，无处不在，更隐蔽效果更好。
当然，以上对“一胎化”背景的分析是初步的，尤其是从毛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中间的转换，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机制，绝不是这里一点简单的分析可以概括的。在人口问题上，相对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学者，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还没有做出多少有分量的工作，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七、人口政策及其局限
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往往简化或收敛到人口政策上辩论，两方围绕着以“一胎化”为核心的严厉的人口政策的存废，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与人口相关的事实与逻辑得到了审视与澄清，而其中大多数恐怕是从“一胎化”开始就没有得到重视的基本问题。这一努力接续了人口学者的很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却是来自民间，展现了匹夫们对历史的高度负责精神，而在这里面最为突出的恐怕是著名的“水寒”网友和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此向他们致以敬意。
但我的这个系列，通篇并没有涉及过多具体的政策建议，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疏忽。事实上，我认为这种讨论存在着即使不是重大的，也是重要的局限。比如，在针锋相对的背后，论战的双方，是否分享着若干共同的前提，存在着共同的盲点，甚至隐含着共同的错误？1989年，邓公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回过头来看，（在中苏论战里）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这对当前的人口争论未必不是一个启示。
如果说人口政策论战的双方共享着什么前提，那么首先就是人口政策对人口发展的首要的重要性，或者说，人口政策左右着人口发展的进程。这未必符合事实。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九十年代以来超低生育率的动力与机制，以及人口政策在这里面到底起到多大比例的作用。如果仍然有争议，进一步，如何理解“一胎化”之前的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的下降；再进一步，如何理解未采取人口紧缩政策的国家的人口转变。过高估计人口政策的紧缩作用，过低估计现代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比如对地区差异的过多强调），对主张废除一胎化乃至鼓励生育的人们来说，可能意味着这样的结局：人口政策实现了预期的转变，但生育率却仍然维持在低水平，甚至继续下降。这个前景或许令人沮丧，但恐怕不仅仅只是前景的一个选项。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口政策上的争论未必不是在继续浪费宝贵的时间，即使它是有益的和无法省略的步骤。即使能够对“一胎化”的结论逐条批驳，也仍然是在它的逻辑之内；如果关注的是人口问题本身，恐怕不得不寻求超越的视野。
在支持和反对“一胎化”的人中间，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有着特殊的生育文化，它蕴含着生育率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它根植于历史，内在于文化。当然，双方对这一共识所暗示的作用进行了方向完全相反的解读。但问题是，双方真的理解这一生育文化的内容及其限度吗？问题可能远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对于人口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针对明清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近年来在学术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尤其以李中清等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出版为重要标志[12]。参加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和中国历史、社会、人口方面的大量学者，一时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13-15]。争论的问题涉及到理论和事实的方方面面，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但从已经发表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对中国人口的历史和生育文化的看法存在很多问题。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以人口压力机制为核心来制订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也预示着未来对传统生育文化这一资源的可能的利用所具有的限度。
人口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人口激增，还是晚近以来的人口老化和将来的人口锐减，都是现代性背景下的新现象。对欧洲种白人来讲，前一个挑战已经成功克服，但后一个却困难重重。问题在于，现代性本身似乎并不蕴含着克服这一走向衰微的可怕前景的潜力，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以人口危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性危机也反映在西方思想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转向上。以堕胎为标志的人口与生育议题，以及基督教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思想资源，已经变成了美国政治的焦点之一；人口问题派生的移民问题、种族和文化冲突问题，已经变成了欧洲的社会问题的根源，美国的这一问题也正在发酵之中[16-17]。欧洲种白人将如何面对人口在各自国家逐渐沦为少数的未来？这个根本性的转折在未来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将如何体现？这些问题并不明朗。
以追逐欧美为方向的中国现代性方案，恐怕也面临同样的死胡同，区别只是中国的问题来得甚至更快更猛而已。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作为这一现代性方案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不能对人口问题提出反思和批评，便是很正常的事情了。现代性的话语系统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资源，而离开这一话语系统，其自身的存在本身就存在着疑问。前述的知识分子对计生委独大的视而不见的问题，或许便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小小注脚。人口问题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相比于政策层面，可能更多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恐怕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人口问题的症结和困难所在。当然，这一更广阔背景下的清理和论辨，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篇小文所能探讨的范围，点到为止，打住。
未来业已在我们面前展开，而历史却还没有到来。这就是悖谬的中国人口现实。作为一个论纲，我想我已经写得太长了，而作为对人口问题的全面而准确的清理，却又远远不够。好在主要的问题点我已经基本列出，作为一个暂时的框架我想已经够用了。人口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驾驭这些领域和问题我想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还是那句话，抛砖引玉吧。中国人口问题在未来的十年中必然会逐渐变成一个中心议题，写这个系列也算是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也算尽一份绵薄之力了。
[12]李中清与王丰，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现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2000
[13]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链接出处
[14]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链接出处
[15]高王凌，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链接出处
[16]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 链接出处
[17] 李建新，《文明冲突中的中国文明与人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人口要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链接出处
2004 年我曾经在《人口研究》连着发表两篇论文(郭志刚,2004a ,b) ,认为全国生育水平可能真的很低。我并不否认调查数据存在出生漏报,而且知道很多同行都认为生育率在 1.8 左右,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 1990 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不同指标和方法做生育率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由于并没有出生漏报程度的确凿依据,我并不试图得到对真实生育率的准确估计,而是希望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统计结果与常规总和生育率的对比,来寻找调查的很低生育率在出生漏报原因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理解的重要因素,并且发现调查数据中的确存在着其他影响很大的原因（注1）。当时正值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刚开始,因此我很希望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口学同行,不要忽略中国真实生育率很低的可能性。4 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在生育研究方面有了很多理论进展和新的数据,我也有了更多思考,于是很愿意应《人口研究》编辑部之邀对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做一些综合性的分析与讨论。
原文出处：《人口研究》第32卷 第4期 200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