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欧洲难民潮震惊了西方和整个世界，这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颜色革命”带来的恶果，恐怕也是肇事者始料未及的。其实，美国最想搞“颜色革命”的地方是中国。他们做梦也想在中国的街头鼓动一场“颜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中国“融入世界主流”。“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几个人在王府井搞“行为艺术”，“碰巧”美国驻华大使“路过”那里。后来，台湾有学生冲“立法院”，香港有学生“占中（环）”，都是在“示范”。我们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应该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认清“颜色革命”的本质
1.认清西方价值观的两面性。首先要从思想上认清“西方价值观”的本质。西方推行“颜色革命”，总是理直气壮地声称要普世“西方价值观”。所以有必要先来解析它。
要认清“西方价值观”，必须认清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欺骗性。当资产阶级还受着国王、贵族的压制时，他们敢大胆地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对于依靠特权的国王和贵族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当时，广大穷人也是跟着资产阶级反抗的，因为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也是福音。但是，等到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虽然口头上还喊着这些口号，但在实际生活中，穷人的感受是受到了欺骗。尽管宪法上写着“人人生来平等”，但工厂主与工人、农场主与黑奴、富人与穷人之间哪有什么平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中应运而生的。
不过，资产阶级发现利用这些口号非常有用，他们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可以站在“山巅之城”俯视苍生，可以打着“普世价值观”的旗号来做不可告人之事：把别国变成对他们有利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心甘情愿地受他们剥削，而且还得感谢他们带来了“文明”。
回顾清末民初，当中国人愤于封建统治之腐败而睁眼看世界时，“自由、平等、博爱”有极大的吸引力，被认为是救世良方。但后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列强侵略中国，另一方面欧洲爆发了争夺殖民地、死伤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中国不少有眼光的知识分子开始清醒，原来西方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开始思考：中国若走西方的路走得通吗？袁世凯的“国会”能带来民主吗？民主理念怎样才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呢？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2.不能只从字面上认识美国宪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有点与众不同。它开始是一批又一批在国内受政治、宗教迫害的穷人，在一片“处女地”上建立的新国家。1620年9月6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启航，在新教神父的带领下，祈祷在新大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足的人间天堂。这种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遗留给了后代，所以，当美国独立时，这些观念写进了宪法，应该说是可贵的。在美国的国玺反面有一座未完工的13层金字塔，金字塔上面是上帝的眼睛，上方的文字是“天佑国事”。在金字塔下方的文字意思是“旷世新政”。美国开国元勋的信条是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人总是很骄傲的，信奉“美国例外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即上帝挑选出来从事教化其他人的人。所以美国的对外政策总带有一些宗教的味道。
历史证明，起草一部好的宪法虽然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真正实行宪法。美国实行得怎么样呢？查查美国历史，可以说，他们说的与做的相差甚远，不足以服众。仅以黑人为例，把黑人从非洲贩卖过来平等吗？用皮鞭强迫他们在棉田里劳动平等吗？长期不能与白人上一个学校、坐一辆车平等吗？长期不给他们选举权平等吗？今天失业率最高、关在监狱里最多的是黑人，这平等吗？
那么，白人之间是否平等了呢？2014年9月美国政治学协会出版的《政治学展望》杂志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测试美国政治理论》。报告结尾说：“我们的发现显示，统治美国的不是大多数人——至少在实际决定政策结果的因果意义上说不是这样。”它还说：“经济精英的偏好对政策变化的独立影响，远超普通公民的偏好对政策变化的独立影响。”也就是说统治美国的是富人。
美国《赫芬顿邮报》2015年8月3日发表题为《卡特说得对，美国不再是民主国家了》的文章。文章说，美国最高法院2010判决可以不受限制地捐赠竞选资金，“这违背了美国政治体系的精髓，而这种精髓才使得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少美国学者现在呼吁政治家回归开国元勋的理想，这就使人不得不问：既然连美国自己都执行不好宪法，你们有什么资格总是拿着一些理想化的条文来衡量和训斥别人呢？
3.认清西方民主的先天不足。“颜色革命”的理论根据是推广西方民主。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明确写道，只有把“不民主”的国家变得像美国一样民主了，美国才安全了，世界也就和平了。因此，民主是一切的前提，问题是：谁给美国这样的权力？美国的民主足以成为世界的楷模吗？
在西方的舆论中，美国是民主的正统。如果从字面上看，这种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选民把某人选上去当议员；他在议会代表大家的利益投票通过议案；这个议案交给政府去执行，并受议会和法院的监督。如果这部执政机器顺利运转，岂不一切都臻于完美了？
可惜，事实证明，事情从一开头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选民未必总是理性的。也许有人会义愤填膺地说，这是对群众的污蔑，是不相信群众。可是，只要尊重现实，就可以知道选民会受宗亲、宗教、金钱、黑恶势力、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投出不理性的一票，而财大气粗的人会利用金钱和舆论炒作来保证自己或自己支持的人当选。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上述美国的事实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当然不能说每个议员都是这么选出来的，但如果这样的议员在议会占多数，那么就可以通过他们想要的议案。从法律上说这是合法的，而如果广大群众反对这个议案，也只能忍气吞声，寄希望于下次选举。下次选举能解决吗？十之八九是要落空的。
有人说，不是还有行政、立法与司法的三权鼎立吗？但在实际上，这三权都有各自的后台，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前台演的戏，后台是什么往往弄不清楚，而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告到法院也没用。黑幕下的交易谁弄得清楚呢？有时三权之间会斗得很厉害，表面上好像他们都在为正义而慷慨激昂，实际是在演戏，甚至闹得政府关门，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西方民主的最大特点是“程序万能，一选了之”。只要在程序上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这就合法了，至于被选出来的人做什么，选民在选举后是管不了的。这样的制度设计构成了西方民主的先天不足，也是种种弊端的祸根。当然，选民也有报复的办法，那就是谁许诺好处多，我就选谁。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福利陷阱”，今天一些国家破产就是这么造成的。
但是，西方政客还在振振有词，并用程序性民主这根大棍去打击别人，质疑别国政府的合法性。凡是他们不喜欢的国家，都斥之为“专制”“独裁”，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入侵或推进“颜色革命”。
4.实现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在西方舆论里似乎民主是他们的专利，要讲民主，只有照搬他们的模式，否则都是赝品。由于他们长期这样宣传，其他国家的有些人一说到要民主，就自然而然想起了美国民主。不少人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向美国看齐。不改到同美国一样，便被认为还没改革彻底。
这是一种话语霸权。民主的本义是人民当家作主。至于如何当家作主，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和传统，必然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不能强求一律。比如，程序性选举确实重要，当然不能想象没有选举的民主。但是，这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如果别的国家采用协商民主等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呢？方式是为本质服务的，只要确实有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的稳定，那就应该允许有多种方式存在。非洲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许多部落和种族，如果一味强调投票选举，那么人口多的部落永远会在选举中获胜，这看似公平，实际上不公平。而非洲原有的“部落大会”制度，往往实际上比较合理地照顾到各部落的利益，但这被西方国家认为是落后的、不民主的。今天很多非洲国家的动乱，都同西方强制推行票选民主有关。
西方话语霸权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只问选举，不问执政的实际效果。这种程序与良政脱钩的执政方式，带来的是令选民目瞪口呆的走马灯式的更迭政府。不管执政得多么糟糕，下台后拍拍屁股合法地走了，并不负担什么责任，也不受追究。这如何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呢？
现在西方把不少国家搞乱了，搞穷了，但还在强词夺理，说什么并不是西方民主不好，而是这些国家的法制和公民素质不好，一句话，就是你自己没有搞好。这就好比不负责任的医生说：病人死了，但我的手术是成功的。
5.中国有“民本”民主的传统。在西方造成的语境里，西方是民主的，中国是专制的，仿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同民主沾不上边。而我国有些人只知借用西方的概念，来分析表达中国的历史进程，把自己老祖宗贬得一无是处。
西方民主虽然能追溯到古希腊，但那种小国寡民的、压榨奴隶的“民主”，能称得上真正的民主吗？只能说它的选举形式有可取之处。那种民主只是历史的一瞬，此后的历史，西方不也出现了罗马帝国吗？不也是专制吗？如果说与中国有什么两样，那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明从未中断，人口居世界第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硬要用近两三百年来西方民主的概念来评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公平吗？诚然，中国封建帝制的历史很长，在那个历史时期，不但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其实西方也没有，西方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才逐渐形成现代民主概念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因素呢？不但有，而且很丰富。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许行说要“君臣并耕”。《吕氏春秋》的《贵公篇》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些思想在封建专制的年代是一直存在并对执政产生影响的。中国的皇帝也并不是如某些电视剧描写的什么事都不听谏议，一人作主。他们心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是不敢忘记的，“爱民如子”是一个明君的基本理念。当然封建制度也造成昏君，但他们是受道义谴责的。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已开始萌发民主思想，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一篇中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以托古的方式道出自己的主张，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萌芽，比法国卢梭的《民约论》早约一百年。我们可以把这些理念概括为“民本”思想。而西方近几百年来的民主实际是以金钱为本，即“资本”，是完全受利润驱动的。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强调“人”，似乎是指全民，但最后却落到资产阶级身上，只是在口头上强调“人人平等”。
100多年前，封建主义的中国被资本主义的西方打败了。当时不少人痛心疾首，茫无出路，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主张全盘西化，这就像倒洗澡水，把里面的孩子也倒掉了。今天的中国人有了坚定的自信，一定要把好东西继承发扬起来，把“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弘扬起来，同时学习西方的长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来。我们完全有这个资格，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已显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实现民主是个过程，只要我们不断地完善它，就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二、面对“颜色革命”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同西方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作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多领域的，有时是很尖锐的，将伴随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既光荣又艰巨。下面一些事情必须坚持不懈地去做：
1.要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不要一说民主，就是西方民主，要把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方式从概念上区分开来，民主的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与国之间要比，就比谁的执政效果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良政，国泰民安，民富国强，而不是仅仅看程序上的所谓合法性。这样我们就不用回避“普世价值观”这个词，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喜欢自由与民主，问题是各有各的实现方式，各有各面临的问题。谁也别太骄傲，更不要霸道。
2.要在学术上讲清西方民主的实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现在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在大骂马克思主义；不真正理解西方经典著作的人，在理想化地美化西方。例如，有人认为美国建国时对民主就有共识，开国元勋们都赞美民主。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里可以看到，宪法签名人之一拉什说：“民主是恶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疯狗。” 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说：“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他们还主张给总统“帝王般的权力”，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张，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讲这些话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中之一是怕穷人都有了民主权力，就会平分富人的财产。因此，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美国宪法的诞生过程通俗易懂地介绍给大家，有利于破除笼罩在美国宪法上的神圣光环，实事求是地评价它。
3.不要用西方的尺子来量中国的历史。中国有几千年灿烂的文明，要培养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那些硬要用西方的尺子来衡量中国历史的人，只能说对中华文明的精髓一窍不通。中国有“以民为本”的民本民主，它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在执政意识中的，不能用当代人的理念来要求、评价古人。古人最多也只能做到那个时代环境允许做到的程度，不可能超越时代。封建专制有它不人道的一面，也有它人道的一面，它维系了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维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老百姓期盼的天下太平，在大多情况下保证了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样说并不否认当时的阶级矛盾。一旦帝王严重违背了“以民为本”原则，农民起义就会起来“替天行道”了，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研究历史的人要首先懂得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要脱离实际。
4.丰富民主理念，完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民主理念包括：传统的“以民为本”，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加上西方的遵守宪法和选举理念。应该把这些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把村级选举作为普及民主理念的大课堂，排除金钱、宗亲、人情圈子、黑恶势力干扰。如果大部分村级选举成熟了，可以逐步扩大选举范围。用选举和选拔相结合、长期考察的办法选拔干部，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
5.对国外敌对势力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对华是两手政策，我们也用两手对付，这不影响两国正常关系。“颜色革命”已有了一个标准化的“套路”：制造和利用不同集群之间矛盾，在群众中宣扬“娱乐到底”理念突破道德底线，利用互联网煽动不满情绪，巧妙地设置议题让人忙于应对，集中丑化领导人和革命英烈，歪曲历史，悄悄地拉拢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时候抛出“某某宪章”之类的宣言，如果政府动用警察则不惜暗杀无辜来嫁祸当局，暗中给予资金或许诺出国留学改变国籍……他们是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的，我们不要过于天真。对于他们的活动我们要力争做到一清二楚。
6.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人民喜欢谁，不喜欢谁，归根到底要看你做得怎么样，不是听你说得怎么样。中国是在上升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虽然已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难题。把我们的经济转型搞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修养，同时完善民主集中制，让绝大多数人有当主人的感觉，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怕什么“颜色革命”。
来源：《红旗文稿》2016/5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