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影响力之深广来衡量，美国智库确实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世界各国学者向往美国智库，以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感受到世界最前沿的学术氛围。但是，最佳的智库应该有最佳的社会影响，不能只由象牙塔里的几个人来评定。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美国智库是不是世界上最棒的，就要打一个问号。本文只想就大的方面表达几点粗浅的看法，以供参考。
美国智库为谁说话？
美国智库一直标榜自己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以知识分子的人格为担保，声称只发表自己独立研究得出的看法，不会受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到过那些智库的学者也认为，自己得出什么结论，一般不会受到邀请方的干预。
但是这种学术气氛，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这层面纱的背后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的表达方式比较委婉和隐蔽而已。
美国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学者说，他们想写什么，看似无人干预，但渐渐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研讨会，你不在邀请之列，或者你在大学的教职下个学期就不再续聘了。而那些符合当权者主流舆论的学者，如新保守派，他们很容易到政府任高职，下台后又总会有一家保守的智库为他们留一个职位。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效地保证美国的主流舆论掌握在实际统治者的手里。
智库没有经费就无法生存。美国智库主要靠各种基金会和私人捐款维持日常运作。出资人与智库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大家都明白，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出资人一般不会具体就某篇论文的某个观点说三道四，但这个智库的大方向是不会违背出资人意愿的。比如传统基金会是公认的保守观点的大本营，而布鲁金斯学会则反映所谓自由主义的看法。前者亲共和党，后者亲民主党。
美国智库还接受外国的钱。《纽约时报》2014年9月6日刊登埃里克·利普顿等三人的题为《外国势力正在收买智库影响力》的文章说：“据有关研究机构和政府文件披露的信息，自2011年以来，至少有64个外国政府研究机构提供了捐赠。……过去四年里，外国政府机构提供了至少9200万美元的捐款或作出了承诺。”
据美国透明化组织对美国35家智库进行调查的结果，除两家外，其余33家均不公开钱从何而来，具体做了些什么。
所以，人们越来越怀疑智库与游说集团之间的界线已模糊不清。有些学者通过发表文章、到国会作听证和与政客来往影响舆论，从而达到影响政策制定的目的。有些学者热衷此道，以至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术研究。作家乔治·蒙比尔特在《隐性智库正在危害我们的民主》一文中指出，智库不肯公开捐助者的身份与数量是对民主的伤害，有钱人可以用金钱操纵看似民主的决策。
专门研究外国代理人法律的律师阿莫斯·琼斯说：“坦率地说，我很惊讶的是，支付的金钱、发表的论文以及受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明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学者承认，在该学会的一位学者发表批评土耳其的言论后，一个与土耳其政府有明显联系的赞助者中止了对该学会的赞助。
《日本时报》网站2014年8月2日发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J·塞缪尔森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智库正变成消息商》，他说：“它们现在是消息商，将议程打包并推销给更广泛的公众。传统基金会在兜售信息方面一直干劲十足，并且现在更是如此。”
美国智库在重大问题上很高明吗？
要评价美国的智库是否高明，只有看他们出的主意是否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美国智库的总体成绩是不及格的，甚至可以说很差。这可以从以下五个重大问题上得到验证。
第一，走不出冷战思维，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逢共必反。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势不两立的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垮掉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是他们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历史已经终结了，从此以后只要把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以西方民主为标志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便可以实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和平”了。这种观念成了美国的最高战略。
回顾近100年的历史，苏联的诞生并非历史的偶然，也不是人为造成的“怪胎”，而是对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的一种回答，是人类为了创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幸福的社会的一次伟大尝试。这种尝试是要走一条人类从来没有走过的新路，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这种探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有压迫和剥削，人类的这种探求就是压制不住的。
从古代的“理想国”到中世纪的乌托邦、“太阳岛”，再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苏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的历史并非只是西方描写的肃反扩大化和古拉格劳改营，它也创造了许多辉煌，是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主力。它创建的全民福利制度不但惠及苏联人民，而且迫使西方也不得不加大对福利的投入，而这本不是一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心甘情愿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在苏联瓦解后，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形成了1%的顶端人士巨富而广大群众工资、福利缩水的局面，这从反面证明：一旦资本主义失去制约，将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奉行同样的战略，从内心里他们认为中国是“非我属类”，本能地视中国为对手或敌人，只是因为用战争来解决代价太高，所以转向以“软实力”、“和平演变”为主，最终目的是要在军事强力逼迫下，通过软的手段把中国“纳入西方主流”。
西方的智库能跳出这种思维的极少，不是不聪明，而是他们的阶级立场使他们跳不出来。在顽固的新保守派急不可耐地攻击中国的时候，显得温和一点的约瑟夫·奈只是说了一句：“我们要给中国一点时间。”其实就是说：中国迟早会投入美国怀抱的，别太着急。
现在已有少量美国学者反思，认为美国今天处境困难都是因为强行推行民主造成的，但这不是智库的主流声音，右派还在一个劲地鼓吹美国身为“上帝选民”的“世界责任”。他们的意识形态狂热中夹杂着宗教狂热。
第二，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丢掉了俄罗斯”真是太傻。
苏联的解体，外因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内因是苏联领导集团已蜕变成背离人民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戈尔巴乔夫写的《新思维》就是一本投降宣言书，公开宣告苏联走错了道路，必须易帜改道，走西方的道路。他和叶利钦都是想真心拥抱西方的代表人物，这给西方送了一个大礼，机会千载难逢，西方当权者没有料到，美国智库也没想到。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他们本可以轻轻松松把俄罗斯纳入西方的轨道，把强敌化为崇拜自己的小朋友，何乐而不为？但是，西方按捺不住独霸世界的利益冲动，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思想出发，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咄咄逼人地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他们的战略目的不是要多一个朋友，而是要多一个可供自己榨取利润的、俯首帖耳的小伙计。他们的兴趣是扶植一个从属于西方的、新的买办寡头集团，老百姓有没有饭吃不在考虑之列，当年许下的甜蜜诺言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蹦出一个硬汉普京来，就是俄罗斯人民在上当受骗、民不聊生时对西方的一个回答。现在美国智库在讨论“谁丢掉了俄罗斯？”美国人若不从金融垄断集团的阶级本性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能想得明白吗？
第三，越反越恐是如何造成的？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普通老百姓发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在美国主流舆论的长期影响下，老百姓一直相信美国正在世界上从事正义的事业，要把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去，为此老百姓也显得很慷慨，并做出了牺牲。但如此慷慨的结果却招来了怨恨，甚至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智库并没有给美国人一个满意的回答。然而，在新保守派控制的舆论引导下，美国发起了“反恐战争”。当时要煽动战争很容易，世贸大厦的悲剧激起了巨大的民愤，战火一点就着。在这个时候需要冷静的思考。
但是，有几个精英想过：为了反恐，一定要发动战争吗？一定要用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吗？他们想过没有：美国军队将进入的中东地区，是个有着什么样社会结构的地区？那里潜在的宗教、教派、民族、部落和国与国之间的宿怨，会在美国的炮火下发生什么震荡和剧变？当时反对战争的声音实在很微小，几乎看不到仗义站出来“死谏”的人，媒体一片喊打。
美军几乎是在盲目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进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10多年过去了，恐怖主义反而更加猖獗了。近年来美国智库才有一些反思文章，埋怨当权者太鲁莽、太情绪冲动、太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了，但他们也没有解释当权者为什么会如此鲁莽？那些应对这种局面负有重大责任的新保守派精英，现在依然在名牌智库里摇唇弄舌，他们有后台，不怕丢了饭碗。
第四，英国女王之问触到了经济学家的痛处。
2008年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不久，英国女王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这一问，触到了学者的痛处，让他们不知如何回答。
当代的西方经济学非常发达，但如此发达的经济学不但不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连预见它大概何时发生也不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西方的经济学门派很多，一般人看不懂，但说白了，主要分两派。一派主张放手让资本家赚钱，政府不要去管，至少是越少管越好。资本家赚了大钱，老百姓自然会沾光。另一派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主张政府还是要管，特别是管好分配，免得社会矛盾过于尖锐。但怎么管？也不甚了了。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前一派理论越来越得势，很多智库在富人隐性资助下，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富人减税，压低福利，让工会边缘化。近30多年来，美国顶端富人暴富，底层穷人生活困难，而代表美国梦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不升反降，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
这种新自由主义超越了道德底线，在金融业上反映得最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初、中期，银行是依靠工商资本生存的。到了晚期，银行已经坐大，工商资本不得不依赖银行，而金融家对于社会总利润的瓜分到了贪婪的地步，热衷于钱生钱，醉心于虚拟经济，而不是推动实业的发展，这就为危机埋下了祸根。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吹鼓手，不但在国内鼓吹，而且要求世界各国都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大鳄自由地抢劫别人的财富。亚洲、拉美的金融风暴就是这么刮起来的。而他们鼓吹金融自由化的旗号却是：民主、自由、平等。智库中的这些吹鼓手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还是金融家的帮凶？
同样是这些学者，当发展中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们坚持新自由主义主张，坚持“华盛顿共识”，要求采取紧缩政策，放任企业破产，实行私有化，减少福利。而当美国遇到危机时，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让印钞机加速转动，把灾祸转嫁到老百姓和其他国家头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议论起这种双重标准时都愤愤不平。
第五，对本国的积弊束手无策。
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最尖锐的是种族歧视、枪支泛滥、医保和福利保障不公平等。但怎么来解决呢？这些问题积弊已久，根深蒂固，民众天天在喊，政府天天在说，议会无休止地讨论，智库有什么良策呢？几乎没有。黑人青年还在被枪杀，校园还在不断发生惨案，医保问题卡在议会和最高法院，人民似乎只有等待。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写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颇为引人注目。但细读全文，他只讲了现象，对根源没什么分析。他希望要有一个强政府，把它放在法制与议会问责之上，但如何才能有一个强政府呢？他没说。文末他说：“归根到底，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对于这段话不知其他学者会有什么解读。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