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马(英九)会在新加坡成功落幕。尽管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协定,但见面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突破。从长远来看,这次见面不仅仅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如果两个领导之间所达成的共识逐步得到实现,更会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简单地说,习马会既是对两岸现状的界定和肯定,更是指明了两岸关系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就两岸关系来说,习马会把两岸关系从民间交流提升到最高领导层的交流。在江泽民时期,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道涵)辜(振甫)会谈尽管背后有两岸政府在推动,但毕竟只是民间层面的交流。到了胡锦涛时期,双方又开启了党际领导交流,胡锦涛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两岸开启了最高领导人的交流。尽管这一步是前两步的必然结果,但这是跨越式的一步。党际交流只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跟不愿放弃台独立场的民进党进行交流,尽管并没有排除民进党人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更为未来开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未来不管台湾哪一党执政,只要坚守“九二共识”这一最低限度,就有可能使这个机制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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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关于习马会的几点解读
这次习马会首要的目标并非是很多台湾和西方媒体所说的要去影响台湾即将进行的选举。即使这次会面在客观上可能会对选举产生一些影响,但影响选举根本不是会面的动机和目标。尽管大陆希望能够恪守“九二共识”的国民党执政,但很多年的经验表明,台湾内部政治的变迁并非大陆所能掌控的。实际上,大陆早就接受了陈水扁时代的经验教训,放弃了影响台湾选举的任何努力。大陆现在所关心的是两岸能够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的两岸和平、稳定和发展。
通观习马会,双方意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寻找新共识。“九二共识”是迄今为止两岸所取得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基础。但是并没有任何理由把“九二共识”视为当然。事实是“九二共识”经常被台湾岛内政治力量所挑战。陈水扁执政期间就挑战了“九二共识”,实行激进的台独政策,结果不仅造成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更造成区域局势的高度紧张。2008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维持在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局面,这和马英九政府恪守“九二共识”密切相关。确切地说,“九二共识”是这些年来两岸方方面面具有实质性发展的前提条件。
习马会在巩固“九二共识”方面不遗余力。这显然是对目前台湾局势的担忧。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方面不承认“九二共识”,但同时又表示要维护两岸现状。如果是选举语言,还可以理解;但如果蔡英文真的这么认为,也真的这么去做,那么如果其当选,势必带来两岸关系的再次动荡。
两岸的现状是什么?如果用马英九的话来说,就是两岸之间的“不独”“不统”“不武”。人们可以把此现状称为两岸“政治现状”。而维持这个“政治现状”的前提就是承认“九二共识”。如果没有这个承认,这个现状也就不再存在。显然,蔡英文并没有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真实的情况是,除了这个“政治现状”外,两岸是没有什么现状的。经济、社会、宗教、文化、人员来往等等各个方面日新月异,一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且,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有利于两岸统合的。
就拿经济来说,人们不难看出三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陆明显依赖台湾多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少资金和技术。不可否认,台商在这个时代为大陆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为大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两岸经济就进入互相依赖状态,就是双方各有所需。但是到了今天,台湾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大陆,并且是结构性的依赖。台湾领导人也是意识到这种高度依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但又能怎样呢?李登辉执政的时候,台湾提出“南下政策”,希望台湾资本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来,以减少对大陆经济的依附。不过,这个政策显然是失败的。近年来,台商也被鼓励去其他国家例如印度等投资,但也没什么效果。这就说明台湾政府对台湾资本的流向并没有掌控力。
实际上,经济依附中国大陆不仅仅是台湾的问题,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从韩国、日本到东南亚国家,所有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中国大陆。可以想见,随着中国大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种依赖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中国经济尽管进入“新常态”,并且目前下行压力较大,但较之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相当快的。中国大陆刚刚出台第13个五年规划,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中产阶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完成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内需社会的转型。大陆内需型社会的形成必造成外部经济更加依附于中国经济。两岸的经济关系也会如此。
伴随着两岸经济整合的便是台湾产业向大陆转移。从资本逻辑的角度看,这不难理解。今天,越来越多的台湾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在台湾内部政治、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台湾很多人才也流向大陆或者其他地方。这也在恶化台湾的经济运营环境。
更要指出的是,台湾一直致力于追求的“国际空间”实际上也没有现状。随着中国的崛起,台湾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展开外交战,台湾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小。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外交休战,台湾的“国际空间”相对稳定。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两岸再度发生外交战,台湾的邦交国说不定全都会倒向中国大陆。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更关切的还是利益,而非单纯的道义。如果台湾内部情况继续恶化,其国际影响力会越来越成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两岸经济社会不断整合,但政治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在加大,主要在两个群体内部,即传统上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和新产生的年轻人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使得各个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对台湾来说,无论区域化还是全球化,中国大陆都是绕不过去的主体。而这种情形使得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产生疑虑和反感。反映到台湾年轻人的政治认同上,便是台湾本地认同的强化,和对中国大陆(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象征)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很显然反映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的反服务贸易运动中。
也就是说,在两岸关系上,既存在着有利于两岸整合的诸多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也存在着不利于整合的政治认同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人物的选择就变得重要起来。政治人物既可选择去动员那些有利于统合的要素,也可选择去动员那些不利于统合的要素。
理性地说,这种选择也不是很难,因为统合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而分离或者独立则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不管如何,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绝对不会容许台湾从中国正式独立出去的。如果说2005年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表示了中国大陆会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决心,那么发展到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拥有足够能力(包括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来阻止台湾的独立。
更重要的是,中国全方位的国家能力的发展已经积累到一个质的飞跃阶段。中国不仅加入所有重要国际组织,并且在所有这些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人们还担心中国会被围堵,但现在的中国不仅已经不能被围堵,更重要的是,已经具备改造和重构区域甚至国际秩序的能力。“一带一路”、丝绸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都是这种能力的反映,并且这种能力还在快速提升。
只有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所能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因此,他一直告诫西方不要试图去围堵一个不可围堵的中国。在两岸关系上,李光耀先生一直被台湾方面视为亲中国大陆,这不仅因为李光耀的新加坡承认一个中国,而且李先生也力劝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要走一条很显然是走不通的“台独路”。实际上,李光耀先生既亲中国大陆,也亲台湾,他只是在两岸问题上对台湾政治人物说了真话。
既然“台独”走不通,而形势又朝着两岸统合的方向发展,那么,两岸的政治谈判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迫切。不过,台湾的政治人物对政治谈判好像都是谈虎色变。一旦涉及政治谈判,就好像马上就要实现统一了。其实,政治谈判基本上是为了保障两岸的政治关系至少能跟得上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整合。
当中国大陆领导层因为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的时候,台湾政治人物的视野则因为选票政治而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地方化。作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典范,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和平而理性,为其他社会所少见;同时民主化也给台湾社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红利,例如安全、自由和政治参与等。不过,和其他很多民主社会一样,台湾也陷入“选票魔咒”。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其思维、行为、所说所想,一切都离不开选票,一切都是为了选票。尽管口头上说一切都是为了台湾人民,但所做的一切大都是背离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同时,选票也往往为政治人物提供足够(不过是虚假)的勇气来追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例如追求独立,好像有了人民的支持(实则绑架了人民),什么都不怕了。
不难理解,只有在跳出“选票政治思维”之后,台湾的政治人物才能回归政治理性,对两岸局势有一个理性和正确的判断。
这次习马会尽管不是政治谈判,但已经开启政治谈判,而且双方所涉及的诸多内容就是需要政治谈判才能解决的。这次没有签署协定和协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双方还没有经过任何政治谈判,很多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也是因为台湾各方政治力量根本就没有共识,即使签了,也很难落实。习马会的核心是构建了一个两岸最高领导人互动平台,为未来开创一种新的可能性。不管今后台湾哪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要使用这个平台的前提必须是承认“九二共识”,也就是说两岸最高领导的会面具有了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是有条件的。这种“有条件的可能性”为未来台湾领导人提供一个做理性选择的可能性。
不难理解,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如果逆势而行,那么无论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是民众,都会过得相当辛苦;而如果顺势而行,那么无论是台湾的内部发展还是外部“国际空间”问题,就会完全不同。正如这次习马会所强调的,两岸领导人都必须具有历史责任的担当,都应当尽全力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共同努力。一句话,统合已经是大势,而统合的方式则是开放的。对台湾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在统合方向上找到一个最有利于台湾的统合方式。相信两岸人民具有足够的智慧找到这种最终的统合方式。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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