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筱纯
[摘要]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研究农民问题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对农民问题的科学分析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民主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以农民问题为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植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土壤之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农民就是塔的底基，农民阶级备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体制，土地集中加剧，巨额的战争赔款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在农民头上，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更给农民造成无穷的灾难，这一切都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崩溃，使广大农民贫困化加剧，民变风起，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社会状况，一切有志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文人志士和政治团体，都在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维新纲领中提出的“养民”措施；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乃至30年代“救治乡村”，的吁声和“乡村建设”理论等等。然而，这些纲领要么是从传统的平均主义理想中寻找理论依据；要么是企图在不触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和封建经济关系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改良或农业技术改良；要么是想以“土地国有”的方式平均地权，既有悖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又脱离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结果是都以失败宣告结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第16页)历史证明，在中国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二、在农民革命中毛泽东思想由产生到成熟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研究农民问题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对农民问题的科学分析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的—个重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一)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思想，提出了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民主义基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马上投入了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中，现实斗争的紧迫和残酷，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进行很多的理论探讨，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只能按照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事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片面强调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运动，而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二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忘记了农民。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而是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建党初期，他比较注意发动和组织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毛泽东先在城市专心致志搞工人运动，随后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那时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看到陶行知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2]但从1925年后，毛泽东很快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1925年回湖南领导农民运动，随后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集中精力领导全国农民运动。从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到专职领导全国农民运动；从主持第六届农讲所到创办武汉中央农讲所，毛泽东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潜心研究和思考农民问题，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认识，集中反映在他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之中。
1、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3](第37页)要推翻这个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这股乡村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民主势力。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针对当时的许多人在城市里空淡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大声疾呼，“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决心，向党要到命令，跑到您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3](39页)
2、农民是生产和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经济中心还在农村，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而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援助，工商学各界的革命都是孤立的，必定会失败。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势力的基础。
3、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对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状态、生产状况作了详细的分析，强调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郑重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只有二百万，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9页)这就指出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4、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巨大作用。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是统一的。中国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3](40页)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农民的政治斗争比都市工人运动还重要的理论思想。毛泽东指出：“都市工人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一个最大特色。”[3](41页)又指出：“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3](39页)毛泽东断言：“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3](38页)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党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经验，从而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大革命失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我们党被敌人从城市赶出来。为挽救革命所进行的三大武装起义相继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被迫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方志敏等许多同志也陆续建立起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解决现实斗争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农村实地调查考察，总结各地革命实践经验，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和成熟，并把解决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总体决策联系在一起，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建党、建军纲领、战略战术、土改等一系列问题。
l、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明了中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1](98页)“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98页)这样，毛泽东创立红色政权理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初步创立了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建党建军的一系列理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我们的军队，是武装的农民组成的，我们的党，大部分党员是农民出身，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其落后散漫意识必然带到党和红军中来，给建党和建军造成了很大困难。党及时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在建党问题，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即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同时重视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建军问题上，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86页)是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共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3、明确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制定了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毛泽东以经济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级，确定了区分各阶级的准则。为了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要求，1928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次年制定《兴国土地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分田办法和土地革命纲领。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主要依靠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实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思想成熟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进一步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4](643页)《论联合政府》一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5](078页)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5](972页)页肯定了“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5](1075页)从而从革命性质和党的基本任务的高度完成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理论概括。
2、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主要联盟。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4](643-644)农民也即是首先必须依靠的对象，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3、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思想，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农民的绝对大多数，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强凋说：“耕者有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5](1075页)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成熟的理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践，使毛泽东真正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已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6](29页)以解决农民问题为突破口和中心内容，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完整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建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学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显著标志。
三、农民问题是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突破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7](126页)要探寻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流。就不能离开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
(一)农民问题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无产阶级如果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的。”[8](699页)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对农民的革命性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他说：“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格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9](590页)马列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毛泽东正确认识农民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列的现有结论，而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
(二)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情中历久不变的、最主要的、牵涉面广的综合问题。国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它又是一个有相对稳定的构成而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存在，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教、自然资源和国际环境的综合。它虽然包含许多要素，但对于革命的领导者来说，认识国情的核心，主要是对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深刻洞悉。在近代中国，农民问题而且只有农民问题，才能把国情中的诸多要素联系起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10](1420页)
(三)农民是“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主要构成，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整个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最主要角色，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任何新的社会力量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联系农民，否则，所做的一切，都将难有所成。
(四)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要进行以推翻帝国主义为目标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彼此之间是紧密相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不消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就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消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就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广大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等等，贯穿这种矛盾与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置农民问题。谁拿准农民的脉搏，正确处置了农民问题，谁就执了中国的牛耳。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陕北，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11](208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