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相统一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庄严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台湾与祖国的早日统一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这一进程中，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更是十分关注如何尽早解决台湾问题。他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从主张“武力解放台湾”到主张“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政策和措施，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一纲四目”的方针。这些重要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措施，不仅有力地指导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祖国统一实践，为后来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而且其中的许多思想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探究其发展轨迹及其原因，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理论和在复杂形势下的高超斗争艺术，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和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进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一
毛泽东关于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思想，首先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后期的作战任务提出的，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谓武力解放台湾，就是用战争的方式摧毁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切政治机构及军事力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全国的统一。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毛泽东预见到蒋介石必然要率领国民党残余军政人员等溃退台湾。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及时地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这是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7月10日，为尽快给解放台湾创造条件，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① 26日，毛泽东又电告在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协助中国建设空军的问题，同时提出希望购买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赶上在解放台湾的战役中使用。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强调“解放台湾为全党重要的战斗任务”。6月初，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党在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②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即开始筹划攻台战役，并从兵力配备、武器装备、指挥机构和作战计划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受命组织三野部队作攻台准备，并抽出第九兵团的第20军、23军、26军、27军等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同年秋，计划投入台湾战役的兵力被确定为8个军，其中第九兵团的4个军为第一梯队。是年底，准备攻台的部队又增加到三野的第七、第九、第十共3个兵团的12个军，加上后勤支援人员，计50万人。其中，第七、九兵团为第一梯队，第十兵团为第二梯队。③ 1950年春，我解放大军不仅已在海防前线集结待命，而且于4月和5月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为攻打金门进而解放台湾作了成功的预演并建立了前进阵地。并且，退守台湾的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美国正执行弃蒋政策。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放弃台湾并不再援助国民党军队，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美国决不卷入中国内战。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台湾“在我们的防御范围”之外。同时，台湾岛内残存的60万国民党军队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其中海上军队只有3.5万人，舰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部件；空军约8.5万人，飞机400架，有实际作战能力的仅占一半左右，汽油存量只够用两个月。除了军事上的劣势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全面的困难，蒋介石在1949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④ 所有这些，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乘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威解放台湾指日可待，《人民日报》在1950年5月21日发表的《庆祝舟山群岛解放》的短评中预言：“困守台湾的敌人，末日更加迫近了。”而美国的远东情报处则发出哀叹：“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队荡然，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⑤
然而，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只待7月台湾海峡风平浪静，发动越海攻势时，朝鲜战争突然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美国一方面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中国北部边防的安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杜鲁门不仅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而且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驻台湾海峡、空军第13航空队侵驻台湾，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台湾。这不仅使解放台湾的难度加大，而且使本来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趋于复杂化。面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在6月2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南北两面受夹击的不利态势，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解放台湾的任务被迫搁置。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台湾海峡。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加紧推动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1954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坚决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毛泽东指出，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他强调：“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人民解放军于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它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对此，周恩来于12月8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虽然建国后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海、空军力量薄弱的情况下,飞越宽达150千米的台湾海峡解放台湾仍非易事。特别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使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倾向，更成为解放台湾的最大阻力。有鉴于此，毛泽东适时调整对美对台斗争方略，把解放台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看待。据此，周恩来在1954年8月27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⑦ 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并且，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⑧
同时，在毛泽东看来，用武力解放台湾并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途径。早在建国之初，他在重点考虑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就已经开始探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当时，他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张治中，并嘱张治中要努力工作，以收成效。他在1950年3月11日和20日连续两次致电张治中，强调“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即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⑨“同意先生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⑩当然，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将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真正将和平方式作为重点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1955年初大陈列岛战役结束后，国共两党对沿海岛屿的争夺战基本结束，武力对抗有所缓和。在国际上，朝鲜停战于1953年7月达成协议，1954年春柏林会议召开，4月至7月的日内瓦会议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1955年4月，旨在推动亚非国家在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下求同存异、友好合作的万隆会议召开。这些表明，国际紧张对峙局势开始趋向缓和。同时，尽管蒋介石反共立场十分顽固，但对一个中国和两岸最终要统一的立场也十分明确，因而对于美国要求其“划峡而治”的图谋表示拒绝，使美蒋之间出现矛盾。而1954年和1955年台湾岛内又相继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特别是1957年发生的刘自然事件，导致台湾数万人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反美怒潮遍布台湾岛。所有这些，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出现了可能性。并且，我国在1956年以后开始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对美对蒋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和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两方面开展工作，谋求以协商谈判的方式，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达到海峡两岸的统一。把和平解放台湾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提上议事日程，是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和历史性发展。
1955年，毛泽东开始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他首先以3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透露出信息，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在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前，毛泽东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11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方针，即“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并强调“只有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完全统一，才有可能”。12 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3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这个讲话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5月26日，毛泽东重申：“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并提出可以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张。14 1956年以后，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5 4月，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16 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指出，对于国民党，“我们要同他恢复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 17 10月1日，他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毛泽东号召台湾军政人员为促成中国和平统一发挥作用。1956年1月，他先后指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18 在《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他重申：“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19 同年8月21日，他再次指出：“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并强调：“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20 10月，毛泽东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正气日报》总编、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时进一步指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周恩来在宴请曹聚仁时，就其所提出的问题即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如何安排时表示，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我们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21 1957年初，毛泽东重申，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曹聚仁，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其要点有二：一是联蒋抵美。“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二是台湾一切照旧。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22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并阐明的(有些是由毛泽东提出经周恩来等阐明的)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的要点为：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国共对等商谈，台湾高度自治：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一方面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上压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企图以这种“脱身”政策避免在军事上将自己卷入中国内战，摆脱自己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同时又斩断蒋介石与大陆联系的纽带，在政治上隔离台湾，以便实行其“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但是，遭到蒋介石坚决抵制，蒋不从金、马撤军，使美蒋矛盾加剧。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唆使下，台湾当局在美军舰队的保护下，向金门、马祖增调大量军队，妄图“反攻大陆”，并以金、马为基地，加强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在此情况下，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重新考虑原定的立即解决金、马问题的利弊，认为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国共两党“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重要决策。但为了“直接对蒋，间接对美”，23 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矛盾，贯彻“联蒋抵美”的策略，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出人意料地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于1958年8月23日万炮齐发，第二次炮轰金门。同时，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从10月3日至13日，他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他指出：“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并决定：“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24 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 紧接着，毛泽东又连续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稿》等。这些文件详尽地阐明了对台新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即使一时难于解决，也可从长商议：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严格区分台湾问题上的内政与外交的两种不同性质，金门炮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继续，而美国侵占台湾与台湾海峡，是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美帝国主义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海峡两岸要“化敌为友”，“一致对外”，国民党不要害怕美帝国主义，不要屈服美国人的压力而随人仰俯，丧失主权。此后，炮击改为单日打炮，双日停止，且双方均只打到对方的海滩上。这实际上仅成为一种象征，即中国内战还在继续，国民党军队能籍此长期占据金、马，以此作为对抗美国迫其撤军的理由，以抵制美国分离台湾的图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26 实际上，这是国共两党对付美国分离台湾而结成的“联合阵线”。经过1958年的金门炮战，海峡两岸领导人在“一个中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配合默契，台湾军队始终未从金马撤出，这就挫败了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同时，海峡两岸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由过去激烈的军事对抗，转为以政治对抗为主、军事对抗为辅的冷战对峙状态。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加紧在台湾当局内部扶植亲美势力，使美蒋矛盾进一步加深，增加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毛泽东和我们党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原则。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并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认为，由于美国对台湾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试图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图谋，必须寻找新的折衷方案。为了打破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治图谋，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963年1月4日，周恩来进一步把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对台方针政策概括为“一纲四目”，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引者注)；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27 毛泽东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在台湾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当局多次强调不会搞“两个中国”，并且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具体而又极具影响的工作。比如，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和武装特务人员，以缓和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通过秘密渠道，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传递信息；争取寓居海外的国民党政府要员返回祖国大陆。1965年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回到北京，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待。7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李宗仁夫妇时，一边握手一边亲切地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交谈时，毛泽东强调：“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当李宗仁对台湾问题久悬不决深表忧虑时，毛泽东坚定地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要和大陆统一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28 这一举措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尽管从1966年5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和干扰了对台工作，致使对台政策不仅没有新的发展，而且明显转向强硬，基本又回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上，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解放台湾的努力。在取得联合国驱逐台湾当局在其机构中窃据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巨大胜利，并推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毛泽东继续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国家体委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员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我们党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发表谈话，继续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3年5月，92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受毛泽东之托，亲赴香港搭建中断7年的海峡两岸和谈之桥。1975年，司法机关连续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和武装特务人员，并妥善安排其工作和生活。
毛泽东和我们党为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努力，对台湾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蒋介石虽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迈出较大的步子，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他多次声称，中国只有一个，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国共两党没有分歧。直到去世，他也没有放弃这一立场。陈诚在病逝前写下的遗言中还放弃了“反攻”、“反共”内容。这就粉碎了美国借口所谓台湾地位未定，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29
三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毛泽东和我们党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经历了解放初期的“武力解放台湾”和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两个阶段。建国之初，中国领土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全部解放，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任务没有最后完成，而且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企图卷土重来，大肆鼓吹“反攻大陆”。同时，美国从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利益出发，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公然武装占领台湾，多次对我国大陆领空进行军事挑衅，妄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台湾当局又加紧与美国勾结，策划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不断对祖国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完成解放全中国、实现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还是反对外来势力侵略，维护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关于“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都是正确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方针政策，但这些方针政策是在美国陈兵台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使武力解放台湾一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提出的，是与中国当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相适应的，重心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维护中国主权，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并且，在台湾当局念念不忘反攻“复国”，海峡两岸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时期，我们党不可能放弃武力方式而完全寄希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我们党没有也不可能设想出一种能为双方接受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途径和方法，更不可能明确提出像“一国两制”这样的科学构想并付诸实践。但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关于一个中国、和平统一、对台湾应采取特殊政策，包括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台湾原有的状况保持不变等重要思想，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也使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争得了主动，增加了解放台湾的途径，减少了对抗性，缓和了两岸关系，有力地遏止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为以后继续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些重要思想不仅对以后“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先导，而且为我们党解决台湾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原则。
(一)坚持原则，维护主权
坚持祖国统一，是毛泽东的一贯立场。他始终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战遗留问题，中国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祖国的阴谋。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一再坚持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并指示中国政府通过多方努力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达135次(1955-1968年)，以解决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即台湾问题，向世界宣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政策主张。为了确保台湾回归祖国，即使在考虑“和平解放台湾”之时，他也没有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而且将“武力解放台湾”摆在较为突出的位置。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于参加国际组织，他坚持“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30经过中国政府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将窃据中国代表权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在国际上解决了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在与外国建交中，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其先与国民党当局“断交”后，通过谈判才能与中国建交的原则。在“一纲四目”中，首先是“一纲”，即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一纲”的基础上才能谈“四目”。同样，“一国两制”构想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也是首先必须坚持“一国”的前提，反对分裂，反对“台独”，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关于统一的方式，我们努力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的目标，但是也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更“没有回旋的余地”。31 这就昭告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首先是坚持“一国”，“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祖国统一的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32 而不能有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是“实事求是”的首倡者，而且也是“实事求是”的践行者。在他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中，充满着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建国初期，他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台湾岛内的具体情况，要求立即攻打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着眼整个中国的安危和兄弟国家的命运，毅然转移战略重点；朝鲜战争结束后，面临日益复杂的台海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他把以武力指日解放台湾调整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看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进一步从最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形成“一纲四目”的战略构想。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一个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诺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原则始终没有变，但从“立即解放”到“长期的战略任务”，特别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一纲四目”，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发展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求实性、创新性、灵活性。在“一纲四目”中，“一纲”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显然，“一纲四目”的实质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它的基本目标仍然是国家统一、一个中国，但已从过去强调彻底改变台湾社会经济制度，转变为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因而，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60年代初期进一步充实内容并形成的“一纲四目”构想，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并且同样是为了顺利解决香港和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而提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33 虽然“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解决香港的实践中，根据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和出现的新问题，不断提出解决的原则而最终形成的科学理论，但它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上，要尽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后遗症很多的香港，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和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只能是“一国两制”。具体说，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34 邓小平指出，提出“一国两制”，是“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的产物，35 即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产物。这里不变的原则性就是坚持祖国的统一，坚持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行使国家主权；这里的灵活性就是照顾香港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各方面的利益，在不违背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允许它们在一个长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构想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心，以统一大业为重，存两种不同制度之异；尊重历史和现实，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大陆和港澳地区之间的合作。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及其以后的实践所证明，而且也必将为台湾的回归祖国所证明。
(三)和平统一，促进发展
台湾回归祖国有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式。但武力统一必然引起战争，影响建设和发展，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吸取在大陆遭受惨败的教训，通过改造整顿和进行改良性“土地改革”，使台湾社会政局逐步稳定下来，进入发展阶段。特别是，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点已经由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转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关系虽仍属敌对性质，但双方的力量悬殊对比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如何解决台湾国民党当局这股政治势力，显然要服从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需要。由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我国已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必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即由以前的武力解放台湾，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转变为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下，对台湾国民党进行和平争取工作，争取用和平的、非战争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不仅符合祖国大陆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台湾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因而和平统一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反复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和为贵”，“以诚相见”、“爱国不分先后”等和平主张，希望用和平统一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更要求尽可能采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加快发展。同时，也为保持我们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时代条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36并强调：“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37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实践及其回归后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采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问题，不仅不会影响港澳和大陆的发展与繁荣，反而会由于在统一国家下经济社会联系得更加紧密，而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这一成功实践，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