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建议我介绍一下诸侯经济，其实我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不掌握相当具体数据。这个题目最好是国家发改委地方司司长来写，不过他肯定不敢写，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一、诸侯经济的现象
诸侯经济这个说法是胡鞍钢首先提出来的。简单说就是弟兄们分家过日子，除了给老家伙进贡的外（各省比例不同，计算方法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数，可以查财政部 网站），剩下的自己用。所以想法挣钱就是显然的。而挣钱除了发展自己经济外，贸易保护，以邻为壑就是必然的。
目前以邻为壑有几种方法，一是贸易壁垒，对自己产业进行保护，例如辽宁出过不准外地啤酒进入辽宁销售的红头文件，湖南也出过不准外省香烟进入湖南销售的红 头文件，敢公开违反，工商没收且罚款等等。二是产品拔毛，例如贵州磷矿石出省有出省费（每年不同），煤炭也有类似费用。三是拦路抢劫。例如海南瓜果蔬菜要想北上，必须过境两广地盘。查超载罚款和违章罚款只是常规武器，查病虫害，查违禁品才是大杀器，不交钱，派人帮你把几十 吨生鲜卸下来，当然再装上去就成为有机垃圾了。（其实我个人强烈认为铁路货运专线是治理地方诸侯割据的对症良药，因为没有哪个市县的警察或地痞流氓敢到 铁路上拦车罚款）
不过以上这些都是偷鸡摸狗的小打小闹，只能算开胃菜，真的诸侯经济大菜表现在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博弈，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
最著名的诸侯之间以邻为壑的例子莫过于当年贵州想向广东输送廉价的电力，广西坚决不给电网借道，而要卖自己的保证出力不高的小水电。协调多次无果后，搞得 广东主管工业副省长悲从中来，让贵州省用飞机输送电力到广东。（现在这个问题通过贵州广东的若干补偿妥协得以解决）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与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的叫板是诸侯博弈的例子。重庆认为南京长江大桥净空为24米，高度不够，只有5000吨的船能驶过，阻碍重庆发展。 南京方面认为好得很，就因为大船没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所以增加了南京港的吞吐量，如果桥被拆掉，船都往上游去了，那南京港怎么办？蒋裕德干脆说：重 庆港再等50年，到南京长江大桥寿命到期再发展吧。
广东省横琴岛开发，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例子。2004年，广东省提出由泛珠“9＋2”各方按照“共同开发、利益共享”的方针，在横琴岛共同设立“泛珠 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中央有关部委则有意在横琴岛发展一个面向葡语国家的工业加工区，并将之交由澳门特区管理。不过珠海并不买账，目前已经自顾自开 发。
在最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都要当成一个主题喊两嗓子，但是也就是喊喊而已。无奈。
当然最著名的中央地方博弈就是中央打压房地产的失败，地方就是不买账。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五年要推出3600万套保障房的政策，但这对地方的利益会造 成太大的伤害，所以至今只是开工仪式多，验收仪式少。
中国任何事情都是与时俱进的，现在你的产品不能进我的地盘，我的货物在你这里过路要交买路钱，这已经属于低级的“地方保护主义”手段，许多地区开始在更多 的隐性领域采取地区封锁。比如，各地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正是这种地方性社保政策的林立，导致了至今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是什么导致了诸侯经济
一是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国从1978年紫阳真人在四川的国企改革，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到目前的几个示范区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在各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 的，所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并在此过程中培育出了市场经济。这就在客观上促成了省级政府在其施政范围内对市场的影响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省份经济。这中间中央实际上是在不断捣乱和添乱的，所以各省对中央各部委乱插 手深恶痛绝。这就导致现在中央威信的急剧下降。例如当年深圳开发区中央部委“姓社姓资”的干扰，海南洋浦开发区“卖国租界”的干扰，都导致这些部委后来 在地方没有威信，认为他们脑残。
二是当前的财税体制，也即分灶吃饭为标志的分税制。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主要是由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来配置，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很少，这时候的各地方 相互竞争、包括地方对中央的抵触并不显著；特别是在前任总经理手里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自主权迅速扩大，地方政府也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自身利益 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本地经济，从而逐步形成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各省份以邻为壑竞争的特点。
钱颖一认为：分税制实质上把更多的权力转移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引进私人资本（包括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出于对短期政绩的考虑和对行政权的自信，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掠夺型发展战略和对本地市场的保护性措施，其后果是既造 成了过去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同时增加了省际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格局还造成了在吸引外资和外贸过程中的不稳定性甚至内耗。而且由于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形成所谓政策洼地，颁布的政策往往与国家政策不符，甚至严重越权，但是中央也无可奈何。所以社会名言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 的，对地方政府也一样。广东就长期不鸟中央的政策。
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土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外来的人口资源，采取掠夺式的占有，设置种种政策门槛，让外来人口尽可能廉价，尽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下游劳动 力，只付出得不到回报；对于外来的商品资源，采用车匪路霸形势课以重“费”，阻挡其大规模进入；对于外来的政策，包括中央政策，也表现为抵制，必须服从 于自家土政策。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地方下位法故意违上位法的怪现象。这也是后来“粤人不能治粤”共识的政治基础。
其实把分灶吃饭板子打在前任总经理身上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集体政治决定，他不过是执行人而已。而且按照286效率优先的改革路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分 灶吃饭模式是唯一可行的路径。
不过诸侯经济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驱动，要升官，要有政绩；要赚钱，就要把当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大拆大建，招商引资，违规抢上项目，这样才 有回扣或贿赂。当腐败已经成为一个系统运行的润滑油，成为一些人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不可稍或缺的氧气时，诸侯经济割据的动力就是无比强大的。这实际上是中央控制能力减弱的表现。
三、诸侯经济的后果是什么呢
清朝灭亡就是例子。
原来清朝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地方上没有独立的征税和财政支出的权限，一切财政收支均须经过户部核准才算合法。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中央财政难以提供足够的军费。清廷迫于无奈只好临时放权给地方上的军队统帅们，自此，地方政权可以自行筹措军饷，湘淮军事集团拥有 了独立的财政权。随后，湘军和淮军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成为强大的湘淮军事集团，控制了清朝的政坛和商界，并成为湘淮官僚集团和湘淮商业集团。他们通过对政权和财权的控制，互相协同，使地方财权大为扩张，当时主要手段就是类似车匪路霸的厘金，也即是向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流通的商品征收一定比 例的金额（厘金就是目前的各种拦路抢劫的过桥过路费，巧立名目的超高超载罚款费）。清廷抱怨：“各省厘金实收之数，竟数倍于报部之数”。
当时，各地方政权无不层层设卡，巧立名目，雁过拔毛，以各种方式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的交易成本过高，全国性的市场逐渐萎缩，本该属于中央的 税基大多落入了地方诸侯的腰包。一个名义上大一统的经济开始变成实质上的诸侯经济。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各种战时的临时机构落地生根，变成了常设机构，而权宜性质的地方政策也成了常制。地方财政自主权不断膨胀，清廷的中央权威一落千丈。 沿海、沿江等相对发达省份开始隐约有与中央抗衡的趋势，户部的节制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例如江南筹款局（相当于现在江苏、上海和安徽三省的财政厅的联合体）曾规定该局税收“除报部外，如有盈余，仍留备各项新政要需，是以本地之款办本地之事，输纳于公家者无多，裨益于地方者甚大。”实际上江南筹款局 留存于地方上的税收要远高于向中央上报的数量。其他各省莫不如此，均瞒报谎报，打起地方上的小算盘。
在此形势下，清廷中央的户部与其他各部委即便意欲打探地方虚实，也难以掌握地方上的实情，全国财政的监控体系形同虚设。但是中央打击地方诸侯势力的行动从来没有终止过，也从未手软过。为了打击地方诸侯势力，慈禧就一直在不屈不饶的战斗。例如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打击湘 淮官僚集团诸侯就是一例。当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浚是因镇压太平军战功在左宗棠等人的保举授官，算得上湘淮官僚集团的核心成员。当时浙江也是湘淮官僚集团控制的核心地区，而湘淮官僚集 团是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利益集团。这个案件结果大家都知道，慈禧将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等浙江三百多名官吏，免职的免职，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
但是地方诸侯的抵抗也从未间断过，例如1883年，户部为清查财政，要求地方诸侯上报财政的实际情况，并发出“限于本年十二月封印以前到部，以备考核”的 指令。这项工作无非是做些统计工作，并不要求地方诸侯上交应缴的财政收入。但各省均“逾限不覆”或“任意延宕”。
地方诸侯抵抗中央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东南互保。东南互保代表的诸侯独立意识实际上是清朝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武昌起义不过是这些因素发作的导火索。1900年6月，慈禧太后发布向十一国宣战诏书并通电全国，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共渡难关。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 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合奏 “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骁、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等复电说：“此乱命也，不奉诏。” 拒不执行。随后，在盛宣怀的撮合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骁、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违背清廷中央的命令，由上海道余联元出 面，1900年6月，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英美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 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在清廷与列强之战中保持中立。各地方诸侯甚至还私下达成一致意见，若慈禧身亡，则由李鸿章担任最高元首统摄 大政。东南互保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亦使地方诸侯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
1906年，清廷开始了宪政改革，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改革的第一步是准备将地方财政纳入中央财政管理，但地方诸侯们并不理睬，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清廷中央 的财政改革，导致这个改革妄想第一步就彻底失败。5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各地诸侯纷纷通电全国，脱离中央，宣告独立。满清朝廷几乎没有组织起来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土崩瓦解了。到了民国时代，地方诸侯及其继 承人各自占地为王，拥兵自重，成为现在很多问题由来的历史渊源。
作者：西西河·忙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