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的意见不摸。这个时期有一些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困境，高层决策是处于改派与保守派的平衡状态。
南巡以后，这个决策模式又变了。高层的治国思想较为统一了，想不通的就用“不争论”干掉，靠边站。没有了两派冲突与斗争的复杂平衡，中国政府一心搞起了官办经济。我们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内部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忙活，争论少了，是内部政治冲突最少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是“官”与“民”的矛盾。
从矛盾冲突角度来说，毛泽东时代是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与周恩来为首的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务实派的尖锐冲突。80年代是邓小平协调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治国方略冲突。矛盾冲突都集中在高层，毛时代被打倒的高官不计其数，80年代也倒了两任总书记。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将内部矛盾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政治风险极小。这时，政府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官民”冲突，成为最大的矛盾。这也不是说爱护人民的保守派被拿人民当工具的改革派斗倒了，所以没人为民众说话了。以前是政府集团内部矛盾太大，还轮不到官民冲突有多大影响，哪一派都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比较头疼。南巡后，政府集团意见统一了，就是要搞经济，从中为政府捞利益，政府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所以官民冲突上升为最大矛盾。
当然，政府从来都是宣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些高层人物某些时候是在真心为民众着想，并非做秀。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并非某几个人可以左右的。有超越体制的无形权威的人已经纷纷老去，众多低级中级高级党政官员其实是在一个庞大的统制机器里混事，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不过这个机器的。往直里说，政府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没有改造利益团体的本事，就得用利益的方式推动这个团体做事。
比如江朱胡温，都可以找到某些“反利益团体”的动作。老江枪毙了几个贪大的高官，老朱经常怒骂贪官，胡温搞了很多亲民的举措。是不是作秀不提，他们做事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什幺一清二楚。跟老江混的，老江都照顾得不错。老朱提拔了不少人，但照顾得不算好，被捉进局子的不少，应该是老朱搞人事不如老江有本事，就靠搞经济的本事混。胡温自己派系的干部也慢慢升上来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想要做事就得这么搞，我并不就此批评他们。
这还是提拔自己人，你说话自己人听。但安排自己人不能太过分，党的传统就是要五湖四海。怎幺让别人做事？一种办法是老朱这样强推，开大会就骂人，吓得人要死，不得不快手快脚把事情做了，但人肯定是得罪了，老朱仗着有本事背景过硬不在乎。也就是背景最硬办法最多的老朱可以这样做。可就连粗暴的老朱，也得搞各种名堂给政府集团划拉各种利益，公务员加薪就好几次，靠这样去推动做事。这样的一个体制，一起做事，就算是正义事业，也得用利益去推动。你高层内心里可以说我要当好人，我不贪不腐，我要为人民做好事（我个人相信胡温有这样的思想）。但你真要做好事，就不得不容忍一些人在这些事情里上下其手。你想来个“水至清”，先把“坏人”赶走，“坏人”抵抗的办法多得是，那就什幺事情都不要做了，大家搞政治斗争。“好人”胡耀邦反正是下台了。
其实，什幺是“好人”，什幺是“坏人”，这也难说的很，人性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一分为二处理。一个懂经济较有能力的官员，可以把一方经济搞好，得到中央的嘉许，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但九成九他会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捞些便宜，让亲朋好友开公司捞钱之类的，自己这里经济好了，亲友的公司也大发了。退一万步说， “人脉”对搞经济是很重要的，拉投资的时候人家要求建立私人关系划拉些好处不可避免。那么这种官员算什幺人？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当违法乱纪的“坏人”。这种官算好人坏人我不知道，我可以断定的是，就连胡温都会提拔重用他们。只有说是地方经济不好，或者实在是为害太大影响太坏，才会被拿出来当典型捉了。估计中央秘密部门早就有了各种官员的黑账，该不该捉根本不是从 “坏人”“法律”这种天真的角度来考虑的，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现实政治。理想主义爱憎分明的人在里面一天都混不下去。
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了潜规则的利益团体要去搞经济，人民处于什幺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也不要过于失望，觉得怎幺怎幺黑暗了。政府开大会还是商量正经事，并不是怎幺结成团伙欺压民众。这个政治集团还是有前进的动力的，那就是要富强。人性是复杂的，各级官员们完全可以一边为自己捞，一边还的确是认真在想办法搞好经济，有些官员还干得挺投入的。
出于现实考虑，我对官员的最低期望是，要懂现代经济，另外要聪明地捞，不要捞得太过分搞得民愤极大。懂现代经济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多，冒大危险瞎捞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少。中央高层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正循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清除出不会搞经济还乱贪的笨人有助于官僚集团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得到广大官僚的理解，阻力不会太大。只要不搞那种把官员们全都革命掉的激进动作，政治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其实这种路线也不新鲜，经济路线对头了，官员们腐败一下，经济还是会增长。那些发达经济体致富过程中也充满着各种腐败官员。后来富到一定程度，可以法制化了，利益集团也早捞够了原始积累，可以靠法制正大光明地保护利益继续大发特发了，就搞搞清廉之类的婊子牌坊。人民群众因为也分到了一些肉，比起发展中国家好多了，所以也就算了。种种把反腐败当搞经济第一要务的观点，全是理想主义，不知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
这不是为腐败辩护，我绝对支持任何反腐败的行动。我要说明的是，官办经济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腐败，但经济照样会发展。认为有腐败了就会崩溃，这是错误的。可以把官办经济里的人看成物质一样，无所谓好坏，不要管正义公理，就看它怎幺演化。这也不是说腐败就可以这么严重下去。再好的国家腐败严重起来也会败掉。但我觉得中国的腐败主要发生在分配环节，中国人还是喜欢养肥了羊再杀，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根本不会慢。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就不是这样了，腐败可以使得国家什幺事也做不成。
要讲良心正义公理地来评论，这官办经济确实对人民比较狠一点。这个狠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官”与“民”的利益冲突了，差些的为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民众利益，好些的也是为“政府”的利益损害民众利益。为民众利益考虑的事不是没有，那得媒体爆炒闹大才行。
例如下岗这个事。惨不惨？是真惨。一辈子奉献给厂子了，到头来发两钱推向社会了，家里老小一堆不知怎搞。任何人都同意这样做不地道，反人性，对不起人民。那么政府就会收手么？各地政府都一样，能下的就坚决下。搞下岗对政府有很大利益，政府会排除阻碍坚决搞。除了下岗工人闹有些麻烦，对政府来说其它全是好处。政府搞经济时要养的人少了，劳动力供应增加了，企业效率提高了，捞钱更容易了。政府还觉得有长远的道理，不下岗，企业一起死，到头来还是没得混，还不如搞搞下岗看能不能把企业救活，或者让破厂子倒闭了事，省出资金去做别的事。所以是人都知道的惨事，现实中还是挡不住。
例如股市。中国政府为了救国企开了个股市，是又黑又笨，还没有好效果，是我最不满意的政策。你黑点，要是能起到集资作用也行。结果把个现代经济里非常有用能大幅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股市，变成了一个圈钱的大赌场，搞的利润好的企业都要到境外股市上市。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错的，为的是通过发行股票捞些钱救国企。设计得也是很黑，散户大户基金所有流通股也顶不过占大头的国家股，除了炒了炒去根本没有意义，怎幺经营还是国企老总们说了算，老总们还去勾结黑庄骗钱。结果弄得和中国足球一样，失了人心，连圈钱都没人上当了。经济连年增长全球第一，股市却几乎是全球最差。烂国企还是没救得了，却陪上了股市，损失不知有多大。现在重新回来搞全流通，也不知什幺时候能走回正轨。根本的设计原则就是错的，应该把股市当国家资产来经营，把好企业拿来上市，让利给股市投资者，千万不能拿坏企业来蒙人圈钱。股市弄好了，可以相当于让社会自动高效率地来投资搞经济，还可以让人民的财富感大大增加。结果设计的时候居然想坑民众的钱来填国企的窟窿，下面人也在乱搞黑庄炒做，整个成了个黑社会一样的大赌场。一些利益集团到是通过股市毫无风险的发了，九成五以上的民众赔大了。
还有农民。穷地方政府穷疯了居然把黑手伸向了最穷的农民。又是圈地，又是各种税。把农民惹毛了，多次发生恶性事件，乡镇县各级政府都有被农民围攻的。
城市居民也跑不了，教育医疗产业化厉害啊。知道你比农民有钱，小孩上学家人治病，把钱交出来吧。还真就只有交出来了。再把房地产炒炒，政府能多收不少地皮费，可一般民众心里就又沉上一截。
这些政策都是政府弄出来的，为了政府这个利益团体，不惜损害民众利益。按照某些愤怒人士的说法，这么黑暗，还不崩溃？天理不容啊。但其实真要是没了良心不管善恶是非这么一观察，人世间这种事情多得是，公平是人类社会缺少才特别鼓吹的东西。那些发家致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哪个不是一身血债，人家恶有恶报了么？还是比你正义的弱小国家混得好。老毛蹦了一下，也失败了，中国政府还是原始积累老套照做。
我是彻底放弃了理想主义，不去幻想一路正义光明地就越来越富强。老毛让农民饿死不少，几十年生活苦得很，全国人民也受了不少苦，这个就算了。付出努力也弄了不少东西。但心里还是觉得吃这么大苦头捞到的东西不够。官办经济人民也受苦，但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苦啊苦啊，全国人民都叫苦，真要挺，也都挺过来了。90年代以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贫穷，更不是由富到穷。人们更多的是因为不公平而感到强烈不满。全国大部分人自己和自己比，已经是两种不同经济状况了。90年代以来，从人数上来说，是农民的生活变化最大。从没有希望的田地里跑到城里打工，虽然还是苦，但生活状况是好转了。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从整体上失去了对乡土的依恋（无病呻吟的文人除外）。
更为关键的是，90年代这个财富爆炸过程中，政府捞到了大头，人民还有希望。有一种数据说，中国内部商品剩余的八成以上被政府捞去了。中国富豪虽然显得中国好象贫富差距挺大，其实在世界各国里并不算多富的，远不如印度与俄罗斯。中国毕竟有一个超级政府在通管一切，虽然是被各色人等围着吃，大头还是留下来了。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表面上挺严重的，全世界都数得着。但中国主要是两大结构性问题，地区差距特别大，城市与农村差距特别大，就这样把整体基尼系数弄得很高。如果中国就两个地区，一个是绝对平均的珠三角，比另一个绝对平均的贵州富十倍，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将是世界最高的。除去这两个特殊因素，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经济学家挨骂然而正确的解释是：富人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穷人穷。解决问题应该是让穷人变富，而不是把富人的钱拿过来散给穷人。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不用搞劫富济贫。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把富人打倒，穷人是不可能变富的。
关键在于，政府这个肥得流油的大阔佬，得把财富还给付出代价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