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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中国的官办经济 (十七)政府成了“经济人”

2009-10-24 13:32 经济·理财 ⁄ 共 3419字 ⁄ 字号 评论 1 条

邓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彻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着。一个是把朱镕基调到中央任副总理,但同时让当总理的李鹏“因病长期休养”,实际上是老朱管经济事务,一管就是约十年。二是让中组部选一个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出来,就选出胡锦涛来了,老邓把他连提数级,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准备十年后接江泽民的班。三是让李鹏等人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把明里暗里不服气的杨尚昆杨白冰等人剥夺实权,最后发明“核心论”,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当三代核心。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西方媒体与民运长久以来热切盼望中国“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冲突,一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就是两派斗争的模式。结果说到后来小胡都顺利接班了,才发现这套模式分析离谱透顶,都让老邓耍了。这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本事,人家以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谁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几下就给摆平了,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稳定了,老江刚上来时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战斗力。理论上就是“不争论”,上了一个层次,中国从此真正摆脱了政治与理论的干扰,一心一意搞开了最纯粹的经济。经济有自身的规律,给出了初始条件,没有了政治冲击,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坏,一切都显得那样“合理”。

中国的初始条件照我们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简单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国南巡后,等于是告诉各地政府,干经济吧,没约束了,爱怎幺搞怎幺搞,奔着发财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这个大魔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发展经济,什幺招都使出来了。这就是官办经济,是政府级别的自由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怪物。对人民来说,能够从事的经济事务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远远称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种表象上的自由,实质上是政府搞经济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级别,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级政府划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令人震惊的经济成绩,还是令人发指的社会乱象,都很容易解释,相当有意思。

经济学理论里面有名的“经济人”假设,用到普通中国人身上意义不大。因为人实际上选择受限,你可以分析出农民务农挣不到钱会去城里打工,打工受累受穷农村政策好转他又回乡种地,再怎幺“经济人”理性选择,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头上,就非常合适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人”假设(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没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南巡前,可能就广东政府一个“经济人”,用各种法子捞钱,先富发了。别的省,无论政府想不想发财,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还是被上面的计划“婆婆”管得没脾气。这下老邓给尚方宝剑了,恢复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经济人”的“理性”来搞经济了。

各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人”之前,上面还有一个最 NB的“经济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当然会把钱往中央搂。这就要去同中央“讲数”,结果就是“分税制”。以前反正都计划着来,分不分的区别不大。但现在都要做“经济人”了,那么还是把事情讲清楚才好理性选择,不然地方上怕幸幸苦苦挣来的钱让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钱被地方瞎糟蹋了。从经济学里的“产权”理论看,讲清楚利益划分最关键,谁多谁少不是最重要的。广东年年交得最多,照样发展得不错。

分税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讨价还价完了,各省市就甩开膀子开始大搞了。怎幺搞相当简单,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挣到钱就去做。

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优势”。要注意,这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经济学指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都靠边站,没人对理论感兴趣,挣到钱是真的。经济学用到中国,主要是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是些现实主义的歪着,没有一个是用理论来解决的。某省高官对张五常说,利益集团互相纠缠象老鼠尾巴,怎么也拆不开,改革不好搞啊。张五常说,简单,你把这些尾巴一齐剪掉不就行了?这就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东西后来没啥人听了。

这个“比较优势”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解释,很适合解释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经济学,不懂什幺叫“比较优势”,就知道这么这么做可以挣到钱,这就暗合了“比较优势”理论。有些不满意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人说不该按“比较优势”搞,应该去搞高科技。这其实也是在“比较优势”解释框架内的。搞高科技能挣到钱,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例如日本韩国搞高科技比泰国马来西亚厉害,所以它们投入巨资到高科技里面去挣了很多钱。中国搞高科技有点本事,还不如前苏联了,但是“搞高科技挣钱”和前苏联一样,都不行,因为没想到用高科技去挣钱,而主要是想着去打仗。这种能力得慢慢发展,等到挣钱与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时中国也会把“搞高科技挣钱”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为此中国已经投了很多钱,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历史上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暂时不能靠这个挣钱解决大问题。

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

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招商引资”,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笑话”: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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