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以后，邓小平坚决地从所有职务上退了下来。这时他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是培养接班队伍，二是推进改革开放。从培养接班队伍的角度上来说，他退下来的确有好处。因此，运气很好的江泽民一举当上了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由于江泽民不是邓小平选上来的（按照传言，邓想让李瑞环上来），而是“八老”中其它人商量出来的，邓小平能迅速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确实是真心为共产党执政团队考虑。
江泽民天上掉陷饼（其实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职务历史上出事非常多，搞不好就是陷阱）一样拱到中央，再配几个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跟个草台班子式的就开搞。怎么搞几乎没得选，看人就知道了。89年六月中电视里宣布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全国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奇怪。这说明共产党当时实在是没人了，老一辈人还在，但都得退了，稍小一点的都没什么突出的人。而且更要命的是，老一辈基本没几年好活了，80多快90的一堆，还就得把重任真正交给这些不怎么突出的人做。以前的思维活跃开放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动乱后职位或扒或降，有经验而比较保守的姚依林李鹏等人接管了日常事务。
应该说保守派并非如一些小故事编排的那样不堪。中国共产党选高级干部相当看重党内风评，断不是越无耻越阴谋混得越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党内共识。例如高级干部子女问题，这是有成规的，到了一定级别的老干部或国家领导人可安排一两个子女到副部级，子女经商应当提供便利都属心照不宣的约定。从毛泽东以下都如此，27岁的李讷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26岁的林立果空降空军作战部，毛远新更是当到了沈阳军区政委，都是其来有自。文革时年青人上得这么猛，相比之下后来要收敛一些了。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如此行事，小蒋直接接班。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过分理想化看待。理想化倾向一种是对此受不了，要民主自由搞大选，凭什么让你们那么容易升官发财。另一种理想化倾向也是愤怒，因此对主席整老干部特别支持，并对文革等政治事件作出主席发动群众斗官僚式的解释，对李讷毛远新的例子或根本不知或作例外看待。人世间很多事都没有公平可言，却又急切间无法改变。这一点上，只有周恩来确实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这也不是说，共产党就成了小团体，只安排自己子女接班。党内还是有些起良性作用的风评，捞得太多了越界了众人也看不惯。老干部们肯定不是新闻或者悼词里说的那么完美，为子女捞些肥厚利益在所难免，但也不是可恶到开大会专门给自己后代分赃。所以高到一定层次的职位，烈士后代就有优势，李鹏江泽民都是如此。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高官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薄熙来有可能破此例）。
邓小平其实早就对长远的干部年龄与知识水平问题有所考虑，80年代开始选了一大批学历与实际经验稍好些的年青人到了一些中级职位，王兆国这样较突出的更是直接提入高层。但人事主要还是按胡耀邦或赵紫阳接班这样来安排的。这两人短时间内忽然不行了，就此造成中央在高级别人事问题上没有准备，人事安排得重头来过。中央政府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人事平衡被打破，改革派失败让出许多要职，保守派自然占据了这些职位。
这就是江泽民初到中央时的人事背景。不管他是不是赞成鸟笼经济，他没有选择只能按保守派那一套搞，说话行事也按着保守派的样子，反自由化和平演变不离口，经济就是陈云那些熟套词汇，根本不敢鼓吹市场主导。这时社会舆论与经济发展都比较压抑，1989与1990这两年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社会上颇有一种改革开放不行了要回头搞计划经济的气氛。
这段时期国际上连出几件大事让老邓心急如焚。89年两德统一，年底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决，90至91年海湾战争美帝军事革命效力初显，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阵营本来经济上就是绝对优势，这下和平演变与军事打击双拳出击威力已显，搞完了东欧下面要搞谁地球人都知道。西方这时对于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最后的共产大国还能挺几年，真不是开玩笑的。中国这边应对的方法就是“反和平演变”，大学生入校先拉去军训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以老邓的智能，他知道这个是靠不住的。当初深圳农民纷纷逃港，邓小平没有蒙上眼睛说是农民思想问题，他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香港农民收入要高100倍。如果不拿出些实质办法来，光靠反和平演变思想教育，必然就是朝鲜似的深沟高垒防外逃加僵化八股思想教育，搞不好真的可能反生东欧式政权突变。不客气地说，搞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先被和演过去的。
鸟笼经济加反和平演变，根本上是一个防守性的政策组合。如果苏联还在，到可以慢慢玩，一时危机不大。但是中国已成和演最大目标，在西方阵营那种绝对优势的打击下，真的不好玩。如果靠反和平演变，就不得不扎紧篱笆，搞不好就成了闭关锁国。西方阵营其实根本不在乎你反和平演变，共产党阵营的宣传能力退化得厉害，完全是挨打之势。你越是封闭，它越来劲，天天美国之音围着你一天24小时放，你干扰，它就搞别的法子，防不胜防。老邓水平不会这么差，他要绝地反击！
老邓的核心思想，一个是要开放，绝不能搞封闭被动挨打，自己人越封闭越没本事没见识越容易上当受骗。一个是要搞经济，经济是自几发展与对外斗争的根本，而且形势紧迫慢了还不行。反和平演变搞搞就行了，从根本上是靠不住的。自己培养的胡赵不行了，只好顺着余老之意，让江泽民搞，连军委主席都让出去了。结果看老江那样子越来越不成器，把个没前途的反和平演变放在嘴边，经济上就毫无主见地搞鸟笼经济，不紧不慢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增长毫无起色，老邓非常失望。往身边在北京的官员一看，不能说是坏人，但基本全是保守派守成之辈。自己没职务了，不好直接说事了，通过人放些搞市场开拓进取的话，在北京居然发不出去，只好在上海讲话，由周瑞金（就是皇甫平）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了四篇扭转风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他的高层人事安排失败了，搞的自己居然都要靠边站了。在国内，他也要绝地反击！
以上就是老邓92年初南巡时国际国内的背景。南巡这个事件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快90的老人，没职务了，全国走了一通，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从而也影响了整个世界。从结果来看，邓小平这次绝地反击在国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在胜利前进当中，而且一定会最终胜利。
南巡的过程并不出奇，资料非常多，没必要详述。南巡到底是要干啥？官方的文章基本全是八股套话，我将其本意讲一下。老邓发起的整个事件是以南巡为标志，但其实是一系列动作，前后的人事安排至为关键，相当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最后一锤定音式的长远规划与最后交待。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上，老邓希望中国脱离政治的影响，社会主义好还是民主自由好，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放在一边，总之是不搞政治了。在经济上，采取彻底的现实主义，要有紧迫感，发展至上，什幺理论都靠边站，发展是硬道理，实践了再说，实践不能等理论。国际上就扩大开放，主动出击，不能自我封闭被动等死，与其让你来和平演变我，不如我自己杀出去看世界怎幺回事。
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他确实是没有理论，无论是面对自由派自由民主的大道理还是保守派姓资姓社的责问，他都没有兴趣去玩这种文字游戏。文字与口头上争得再好，到底得实践干出来才算数。他的道理是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发展，为了发展，什幺都不要管了，开放也好，引外资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要顾忌了。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属于桎棝最少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苏联东欧的思想解放，仍然是从一种理论走向另外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干不下去了就去找民主自由理论。在老邓这里，干脆就没有了理论，只有发展这一个目标。
和平演变之类的其实是在搞理论，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骗人，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真理”，最希望的就是跟你辩论。但老邓来了个釜底抽薪，中国人都不搞理论了，你那理论再能吹，再怎幺正确，反正我都不理了，那么和平演变就失去了目标，成了自说自话，闹到后来美国之音成了中国人学英语的电台。这就是著名的“不争论”的本意。你搞民主自由的想争论是吧？送到美国去，那搞理论的人大把，你们到那扎堆去搞理论，满意了吧。你想争姓资姓社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是吧？到你们那几本破杂志上爱写啥写啥去，不要耽误我这里的经济建设。
这个“不争论”绝对是个大智能。这不是某些左派所说的是因为老邓争不过，所以不让“真理在手”的左派说话。老邓“不争论”的智能是高一个层次的。从最根本上来讲，既然实践检验真理，那争论能顶什幺事？再进一步地说，理论又顶什幺事。理论不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低于实践的。你实践都没有做，搞什幺理论争论。所以在中国那种情况下，就真的是不要理论了。形势紧迫，时间不等人，不抓住发展机遇什幺都完了，所以真的不能慢慢腾腾两派“争论”民主自由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左派保守派自由派长久以来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以空对空玩理论，实际上看不起实践，经不起检验。面对老邓“不争论”的“实践”攻势，被打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两派都搞成了笑话一样，因为哲学上确实是低一个层次。等有了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出去争论的时候，民主自由派可以说根本不是对手。这可以说是老邓对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贡献，很多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小平思想的精髓。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中国人落后一个层次，很多人还在琢磨民主自由到底好不好，好象民主自由道理是对的，民主自由却又并不带来富强，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国又那么可恶，想来想去想不通。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转来转去永远没出路的。只有拋掉理论，自己去实践，才有出路。
就如现在一些左派所设想的“理想道路”，据此痛批改革开放，争什幺正确什幺错误，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这在境界上落了下层。按照“不争论”思想的精髓，说理想道路正确，现实道路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到底现实道路错了多少，理想道路会有多么好都是以空对空没有实践为根基的虚假问题。有意义的是现实主义的实践探讨。只有能做的，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理论上”中国人应该全部团结一致，公而忘私，狠抓技朮，让坏人滚蛋，让好人上台，碰到困难就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解决，只要发挥人的本事总有办法解雇的，这样一定会好得不能再好地就发达了。我的回答是，“应该”如此，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中国应该做的事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只有你开始“实践”去解决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实际问题，你就知道理论是个多没意义的事。很多人还在幻想反了贪官让好人搞，这都是思想上理论太多的毛病。
“不争论”实际上不是不让说话，而是希望人不要用“理论争论”的方法来说话。如果左派保守派自由派对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那么这是很好的，这就不是“争论”了，而是“建议”了，中国政府真的是相当欢迎这类“建议”。但很多人实际上是这里那里的一些严重问题一通骂，然后忽然就跳到一个没有实践可能的结论上，例如要求回归“毛泽东路线”，或者要搞“民主自由”。如果要说起“毛泽东路线”实践上到底怎幺搞，“民主自由”到底要怎幺搞，马上就知道这些理论是有多幺荒唐了。
从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左派保守派面对老邓的攻势是挡不住的。老邓也可以黑着脸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上层虽然保守派多些，但中下层干部与老百姓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顶得过任何左派引经据典的大套理论。老邓能够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做成了，不是因为他权谋好，实在是因为他就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老邓用“不争论”这样绝大的智能发动南巡，让中国人思想上了一个层次，从此开始搞起了没有理论胡搞胡有理的官办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