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压下去了，自由派抓的抓逃的逃，政府收拾了局面，回头还是要过日子。接下来怎么搞，似乎是不用争了，老邓发现自己几乎靠边站了。这就要分析一下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70年代末以来，公平的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冲突是比较缓和的，而且越来越有规矩。就近十几年来的表现，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持续稳定的政权了，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这并不表明内部就没有矛盾冲突，而是冲突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了。
华国锋汪东兴两个中央副主席级别的人离开权力中心，代表着毛泽东路线上的政治人物彻底走进历史舞台。我这里指的是狭意的政治传承，文革时代毛泽东推行政令依靠的高层人物基本全部被清理出局。广义的毛泽东路线内涵非常丰富，会长久存在。华汪离职的待遇相当不错，华国锋年年仍是中委，这是进步的开始。一方面华本人没有搞林彪式的鱼死网破，邓小平斗争胜利了也不为己甚。老毛搞斗争的同时，将对手置于死地（至少他不care群众把刘彭整死），相比之下，是比较狠一点。后面的高层变动，失败者都依华国锋的例子，避免了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血雨腥风权力争夺却让老百姓付出极大代价的惨剧一再发生。所以说意义不小，华国锋也被评为“忠厚”，并非反派人物。
下面的时代从实质政治权力来说，用“八老治国”来概括比较合适。八老指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和宋任穷。他们的地位之高，是后辈的最高领导人都比不了的。这没什么道理好讲，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非常讲究老资格，有深厚的历史原因。这里要说明一下，叶剑英是完全有资格把里面的人顶掉或者变成“九老”的，但他去世的较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一条路，一方面对中央的事务不太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向中央替老家广东要来了独立发展的实质权力。长久以来，广东的经济事务由叶剑英家族幕后操盘，中央并不干涉。由于行事低调，也未引起太大反弹。最后，广东经济发展最为持续稳定，成为全国最富的一个地区。所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常常要把广东单独处理，因为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例如，近几年忽然争议很大的国企领导MBO持股，广东不少企业老早就搞完了，那时却没什么人注意。邓选上记载，深圳特区向邓小平提出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被他以“顾全局”为理由拒绝。这也是其来有自，不然难以想象深圳敢搞得这么过火。
这八老里面，老邓不客气，自封“核心”，别人也认了。但其实也就是老邓对搞改革比较迫切，对开放比较热心，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推动力量。别的几个从经济政策上讲，都是以陈云为核心，传统上可以称之为“左派”（当然和现在的左派指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断乎不同于毛泽东那种天马行空，搞经济工作相当实际，经验也很丰富，的确是经济工作一把好手，这是党内公认的。
就如我前面描述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其实很不成熟，到底要怎么搞经济他自己确实是不清楚。当然他办事能力非常好，他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效率相当高，具体抓经济也是一把好手，其能力老毛都很欣赏，这也是党内公认的。陈云和邓小平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政治上不如邓小平有手段，也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有自己明确的一套。所以，他一直以“党内第一经济专家”的面目出现，却没有统领全局能力与想法，不能算是政治家。
陈云的经济思想，可以用“鸟笼经济”来概括。这个词表面不太好听，但其实并非那么不好。他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要有计划地发展，需要很好地规划，但也注意到市场是很有用的，计划有时不如市场合适。所以，在计划不太合适的领域，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就象一个鸟笼一样，计划定好框子，在框子内部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既防住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坏处，又能治市场经济过于放任的毛病。这个思想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能观察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缺点，也有很多具体的经验证明，很不容易。在老毛时代，陈云想在鸟笼内搞点市场，就是“包产到户”，结果老毛要搞大集体，陈云很可惜地长期靠边站了。老毛在经济体制上搞成了铁盒子一样超级僵化，陈云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他政治上相当有原则，还是把老毛当导师。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等下层自发改革，陈云一派也是乐观其成的，阻力来自华国锋等人。这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就称为改革的“黄金时期”，因为各方面争议不多，全国都受益，改革要能这样干下去就太好了。问题是以后的改革深化阶段，陈云这派和邓小平的两杆枪胡耀邦赵紫阳冲突很大。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不同意按陈云的意见搞“鸟笼经济”，他思想更开放一些，愿意去试一些更新的东西。政治手段上，就搞个中顾委，挡路的都拉到中顾委来当常委，真正的中央政治局就安排下自己的人来搞思想解放与经济实验。从人事上来讲，胡耀邦与赵紫阳都只算是老邓这边的，八老里其它人很看不惯。
胡赵二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老邓看中的是他们比较进取。但最终还是毛病太大，相继下台。胡耀邦人比较直，内心确实很正直，也很坚定。把他拉出来搞拨乱反正，反两个凡是，平反冤案，确实很合适，他也做得不错。所以当了总书记，也还算是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他抓全局的能力缺陷很大，并没有成熟的治国思想，乱放炮，也不知权变。表面上他有很多思想开放的言行，后来基本成了笑话，什么吃西餐之类的。他搞民族政策，更是胡来，直接导致后来西藏新疆出事。最为致命的是，他得罪了太多同僚。太不讲情面，抓了不少老干部犯事的子女，枪毙的都有几个。这种做法让许多人下决心把他搞掉。如果要搞他，他把柄实在不少，老邓也不满意他，所以借着学生闹事等由头，最终下台。不过这时权力斗争确实比从前缓和，因此看老邓的面子，仍然当政治局委员。
赵紫阳从能力上来说，比胡耀邦要强很多，言谈风度确实不差。要论起邓小平前期搞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主要还是赵紫阳具体抓的。赵紫阳也有相当深的心机与谋略，并非胡耀邦那么一根筋把老干部都得罪光了。从能力与资历上看，赵紫阳确实最有希望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已经当了军委副主席。问题是，赵紫阳的思想相当接近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上面还有很多人镇着，不然早全面推行自由化了。他内心里确实相信民主自由这一套，并且他有一套长久的稳步推进的计划。说得不好听一些，象李登辉那样在国民党内隐忍多年，老赵也是干得出来的。等他混到真正的最高领导人，那苏联式的“新思维”运动是免不了的。
因为上面还有很多阻力，所以就先只是自己搞了一摊人，主要是两个研究所（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搞些子理论探讨。偶而放了个河殇出来让全国人都很迷惑，但不是常态，还是在上层务虚的多。应该说，这时他的安排还是很谨慎的，很多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计划都是相当长期的，并非急功近利想要立刻搞定反对派就此大选，有相当务实的长远计划。
但是他的运气不太好，社会上不知怎么的，出乎他的预料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就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害了。他本人肯定是不狂热的，对于实际的政治冲突考虑得相当深。但是他依靠的那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无疑是狂热的，他或者再加上其它几个冷静的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还有香港台湾美国的那些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就此把运动越整越火，彻底暴露了某些知识分子阶层推翻政权的意图。
赵紫阳几经挣扎无法控制局势（不是他想闹大夺权，他应该清楚知道他权争是不可能赢的，而是他下面那些人没法停下来了，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就是太幼稚）。所以到最后，他只好认输了事，就跑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含义相当丰富。由于他在思想上真的跑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所以也不肯妥协如胡耀邦那样任个次要职务，而是干脆光棍到底，保持自我思想的一致性。
这一下两个看不惯的人都自我爆炸了，以陈云为核心的左派顺理成章的接管政权安排。由李先念提议，把江泽民调进京当头。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跌碎眼镜，包括老江自己，确实都想不到。这只能说明历史中有相当多偶然因素。接下来的经济政策，自然就是陈云建议的“鸟笼经济”。如果对1990年左右的经济政策有印象，想必还记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个字。这其实就是要搞“鸟笼经济”，这和大跃进后陈云提的那些“调整巩固”如出一辙，完全是陈云的路数。
那时可以说是左派全面接管政权。老江那时面目模糊得很，如果有的话，完全是个左派形象。这不是老江真的信鸟笼经济，而是他认为左派占优。宣传的都是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起调节作为为辅的八股。
鸟笼经济本身到底好不好？由于只是实践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到老邓南巡就被官办经济代替了，没法实践检验了，因此只能作些理论分析。鸟笼经济从表面上看官办经济只是个程度差别，官办经济中也是有大量的计划经济成分，“发改委”这个计划经济味道浓厚的部门可以说是权势涛天。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当作成分多少，那么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不过是成分构成的细微差别。但是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在操作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上也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选择鸟笼经济，就选择了去完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是为了完善计划。而选择官办经济，就是去完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会慢慢当堡垒一样慢慢攻破，是属于被破坏对象。从操作上来说，搞官办经济就没有可能计划与市场同时发展，肯定是市场革了计划的命。而搞鸟笼经济，肯定就是计划越搞越细越搞越大，市场也变成计划的一部分。
鸟笼经济，形式上不同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操作上肯定也会灵活得多。陈云并非僵化之人，对于搞民生是相当支持的。但我认为陈云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对于计划还是迷信，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必胜计划的根本道理。市场需求推动的巨大力量，陈云没有充分见识过，我们后面会论述。等到官办经济发威几年，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不可阻挡。
但这一切，还要等邓小平发动南巡对左派进行绝地反击才能实现，真正精彩的还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