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官比在中国当官难。他们的对手太多，他们需要巴结的人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识。反过来说，在中国当官就不用这么难，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当官热情比美国人高的原因之一吧。
审校者找我写这篇译序，是因为我写过一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潜规则。而这本美国人写的书，介绍了美国官场中的赢家策略和幕后规则。两个大国，同一个领域，同样一些未必明说的东西，究竟有何异同？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的东西。
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期间，他发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要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作者为自己的参议员老板起草了一个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指标自动挂钩。请猜猜看，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个有利于劳工的提案将持什么态度？——按理他们应该支持这个提案，实际上他们却否决了这个提案。
后来，作者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每隔几年，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选民踊跃地支持自己。假如他们同意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挂钩，而不用每隔几年提一次新的提案，他们就会失去这个赢得选民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中国历史中官兵养贼自重的悠久传统。把贼剿完了，自己就再也没有立功升迁和捞油水的机会了，说不定还要失业。有人甚至用这个道理解释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狡兔死，走狗烹，捉了诸葛亮，司马懿也就死到临头了。
这类故事的美国版似乎很常见。作者说，七十年代早期，一位众议员提议，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专门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各位议员的办公室从一项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即帮助家乡选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任务。看起来这是很不错的主意，马上就有许多议员签名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戏，那些资深议员不肯设立一个专职官员与自己争夺荣誉和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代理人与主人的差别，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差别。代理人或代表们无论如何热心，他们毕竟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他们的饭碗依赖于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保证让主人的难题继续存在，他们才不会有失业之虞，才有做私人交易并谋取私利的机会。
美国的大政治家也和中国传统官僚一样假公济私。作者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与美国驻英大使老肯尼迪私下交易，让他转变立场，支持自己1940年竞选总统。作为回报，罗斯福支持肯尼迪的长子1942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见多了这类官场内幕，作者总结出一条道理。他说：如果要了解并影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
这条总结太重要了，以至作者在书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说：你在哪个领域竞争，这一点并不重要；要想赢得各种盟友的支持，关键在于倾心关注他们的敏感点。
作者强调说：无论你在宗教和哲学上有什么偏好，你都千万不要做一个唯我主义者，也就是那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的家伙。如果你专注于自我，你一定会失败。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让他的目光离开别人的自我。
作者重复说：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们打算影响的人们的个人抱负上，从而成就我们的事业。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都需要知道你打算去影响的那些人关心什么事情。
作者甚至引用了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的粗话来强调这番意思：“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作者解释说，人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给自己的肠胃。
那么，我们的精力有限，到底应该关注谁的敏感点，关注谁的肠胃，关注谁的自我和个人抱负呢？
我曾经转述过明朝首辅张居正讲的大官怕小吏的故事。在这本美国人的书里，我也见到了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美国副总统戈尔1999年讲的。副总统先生说：
布莱德利议员进入参议院的时候，他头上有两个光环，他不但是普林斯顿最优秀的学生，之前还曾经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著名球星。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大型宴会上发表演讲。这位自信的立法议员坐在贵宾席上，等着发表演讲。这个时候一个侍者走过来，将一块黄油放在他的盘子里，布莱德利立刻拦住了他。打扰一下，能给我两块黄油吗？
对不起，侍者回答道，一个人只有一块黄油。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吧。布莱德利高傲地说道，我是罗氏奖学金获得者、职业篮球联赛球员、世界冠军、美国议员比尔·布莱德利。
听了这句话，侍者回答道：那么，也许您也不知道我是谁吧。
这个嘛，说实在地，我还真不知道。
布莱德利回答道：您是谁呢？
我嘛，侍者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就是主管分黄油的人。
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总有人是主管分黄油的。如果想多吃黄油，就需要关注他们。这就是中美官场的通则。
那么，中国和美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最终且最关键的黄油分配者不同。中国最重要的黄油分配者向来是皇帝，其次是上级领导和领导的耳目，而美国的政客最需要巴结选民。作为选民的耳目，媒体死死盯着政客和官僚，于是，他们又要讨好并提防媒体。
本书的许多内容，涉及到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巴结选民。这些知识，在中国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生搬硬套，为了民众不惜得罪皇帝，譬如英勇的海瑞，那可是要倒大霉的。
看了这本书，我感到在美国当官比在中国当官难。他们的对手太多，他们需要巴结的人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识。反过来说，在中国当官就不用这么难，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当官热情比美国人高的原因之一吧。
（美国前总统演讲撰稿人克里思·马修斯所著的《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吴先生这篇精彩的序，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没能在书中与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