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出其来的岛屿争端令亚洲也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中国、日本成为全球的焦点。虽然全球未必知道钓鱼岛的前世今生，但争端却意外的给了世界全面审视中、日两国——从制度到国民性——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日本是一个岛国，不同的生存环境也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由于地域广大、特产丰富和有效的地理屏障（太平洋、喜马拉雅山），使得中国形成了包容、和平甚至中庸保守而又不易团结的民族特性。正如二战时美国拍摄的《我们为谁而战》纪录片所声称的：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其国家的象征长城意味着防守而不是扩张。在战争中，各个国家都有残暴的举动，唯独中国例外。朝鲜战争，参战的美国、韩国和朝鲜都曾被指责虐待和屠杀战俘以及平民，只有中国是例外。美国战俘在朝鲜手里死亡曾高达三分之一，使得中国不得不接手。
日本民族则成长于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的群岛，环境的恶劣使得日本形成了团结、封闭、极端、扩张、残暴的国民性。从历史上看，日本稍有实力即开始向外扩张。唐朝时，日本向中国发起挑战，结果中国水军以少胜多将之击溃。明朝时，又侵略朝鲜试图再征服中国，结果败于中朝联军。十九世纪末，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再次把目标对准朝鲜和中国，并历史上第一次赢得胜利。随后日本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扩张进程，向俄罗斯开战，向德国开战，向美国开战，直至走向自我毁灭。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日本无论和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均是不宣而战采取偷袭方式。日本残暴的国民性在二战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二战时的德国就以残忍著称，但德国的没有底线是针对犹太人和东方战线的苏联，但对西线还是基本遵守国际公约。日本和德国不同的是，他对任何对手都是残忍以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完全变成了野兽。
中日两国制度不同，如果按照西方的“二元思维”划分，日本是民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但如果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出发，就会发现中国的专制远远胜于日本的民主。
二战结束后，日本虽然炸成废墟，但其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仍在。随后抓住冷战的历史机遇，在美国的一路呵护下——大量军事订单、不对称贸易原则（日本在保护自己市场的同时却可以无限制向美国出口）、和平红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大量军费开支得以节省），迅速重新崛起。
中国则在二战结束后即很快陷入长达三年的全面内战。随后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更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号称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真正进行发展正轨不过三十余年的时间。
然而，尽管日本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而且也没有中国如此多的弯路，二战结束近七十年的今天，其综合国力却已被中国超载。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全球五百强企业第二把交椅、太空第三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第一大汽车生产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尽管已经站到如此的高度，其发展势头仍然强悍，中日之间的差距正在加速扩大。反观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已经长达二十多年，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30%，高居全球第一。中国自2007年起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到现在更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2011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量20.6%，而对日贸易仅仅占中国外贸总量的不到10％。今年1到7月份，仅仅占8.8％。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见一斑。
如果说经济发展只是制度优劣的一个标准（当然是最重要的标准），那么中、日双方在政治制度本身的对比，也同样鲜明。
中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内生性演变，形成了今天“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人才全国开放性选拔”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保证了人才辈出，也避免了个人专制的产生，更在能够制订长远规划的同时兼具灵活性。应该说，这是中国经济表现如此亮丽和成功的根本性原因。
反观日本，它这种议会民主制已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整个二十一世纪十二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八个首相，十一个内阁——这其中还有十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上世纪九十年代则是七任首相、九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六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
可以说日本的政治已到了“不能视事”的程度。所以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经常发生大幅度反方向摇摆。既有乐不此彼挑衅中国和韩国的小泉，也有希望中日友好的安倍、福田，更有疏美亲中的鸠山，也有选举需要而对中国强硬的菅直人（罕见扣押中国舰长和渔船）、野田佳彦（国有化钓鱼岛）。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虽然无能还亲自指挥，结果导致核电站爆炸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议会民主制度，但像日本这样的，还是相当少见。可资类比的大概只有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一、第二共和是早期的尝试，可忽略不讲）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替。第三共和最短命的政府仅分别只存在了两天、三天、四天和五天！寿命最长的政府也不过执政两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经产生了五十届政府，平均每年一届。一战之后，政府更迭的速度将加快一倍，内阁的平均寿命为六个月（所以二战时败给德国并不奇怪）。第四共和几乎是混乱的第三共和的翻版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十二年间更换了二十二届政府，有两届政府仅维持了两天。第四共和最后沦落到完全靠借外债度日，政治人物面对军事政变和民众抗议一筹莫展。好在法国还算幸运，凭借戴高乐的智慧，改革了过去失败的议会制，建立了“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
法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有四个原因。一是它是完整的主权国家。二是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三是有戴高乐这样即有崇高威望又有高超政治技巧的政治人物。四是法国已经没有了王室——各欧洲王国，国王是国家的代表。但在共和制国家，总统是国家的代表。不管总统是否拥有实权。比如德国、以色列都是如此。
日本显然以上四个条件都不具备：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仍然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在改变政体方面显然没有决策权。目前的日本虽然危机重重，但还没有达到维系不下去的程度，整个日本也缺乏相应的动力进行政治改革。另外由于政权的封闭性和权力的世袭特色，也导致日本后继乏人。最后，日本二战后没有废除天皇，假如要效仿法国模式，将无法解决谁代表国家的难题。
这里，关于日本的世袭，有必要多说几句。按照西方灌输的理论常识，民主是和世袭是丝毫没有干系的。但日本却是一个反例。这既有传统因素，也有选举制度本身的原因。
今天的日本，强烈的家族观念，依然是其社会关系基础。长子继承，门第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更何况搞政治必须有人脉、钱脉，还必须有一定的经验，因此政治人物先让子女担任自己的秘书，让他们熟悉自己的地盘、开阔眼界，从而累积起政治生活经验。
小泉纯一郎从政之初，虽然有父亲的遗荫，也有固定的地盘，却因为其父死得突然，使他必须匆匆从英国赶回来继承，缺乏党政治秘书的阶段，结果第一次参选竟败下阵来。后来，有幸自民党大老福田赳夫拉他一把，让他当自己的秘书，悉心栽培，三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小泉从此跟福田派、安倍派、森派结下不解之缘。
日本的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也有利于世袭政治的发展。日本实行小选区制，加上稳定选区划分，这让传统政客可以在地方上长期经营其势力范围，将地方党支部变成其个人的后援会。
田中角荣当首相期间，他利用国库为地方大兴土木，甚至修建铁路新干线从东京直通其偏远的家乡，乡民不仅感恩，还变家乡为铁票区。不仅如此，其女儿田中真纪子还不费吹灰之力继承了这份丰厚的政治资产。
然而权力的世袭堵塞了有抱负者的进入，无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更替机制，最终导致今天日本政治的脑衰甚至脑死亡状态。我们还记得战后最年青的首相安倍晋三竟然由于无法承受工作压力而不得不辞职，完全一个公子哥的品性。而安倍的家族谱系如下：前日本首相、自民党高层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的母亲是岸洋子），前任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的次子；其外叔公佐藤荣作亦曾任首相。小泉之所以下台前支持安倍晋三担任首相，则是对安倍家的报答。小泉就是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继承者，父亲安倍晋太郎更是小泉初踏政坛时的政治恩师。正是安倍晋太郎在竹下登首相改组内阁时的大力推荐，小泉才能出任厚生大臣，崭露头角。
当然日本和中国相比也有四个优势。
第一，它已经进入发达阶段，而中国刚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国力摆设在那边，自然有向外叫嚣的底气——当然，我们也有反击的底气。
第二，日本的国际环境要好于中国。尽管在东亚地区，日本由于到处惹是生非引发众怒，但是日本由于有美国重返亚太计划的撑腰，所以当中国对日本进行正常反击的时候，中国竟然被指责为反应过度。
第三，日本民众被现代化规训的程度较高，民众情绪较为克制。在日本国内，由于现代化的渗透，用极端暴力打砸抢来体现自己的民族情感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最极端的游行也就是日本70个人组成的小团体，喊一些类似于“干掉中国”、“干掉韩国”的口号。
第四，日本媒体在信息发布的上也更为及时。比如九月十二日中国宣布两艘海监船赴钓鱼岛。但日本媒体派直升机空中追踪后，宣布不见中国船只踪影。而中国则缺乏相关报道。直到9月14日，六艘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领域。此外，在风波中任命的新驻华大使，却突然错倒在街头，几天后死亡。显然，这和两国冲突带来的压力有关，甚至会被解读为日本外交人员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但日本仍然做了透明的报道。
中日对比，相对而言，中国的劣势大都和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可解的，逐步改善的。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将在各个方面占据优势，必将重新全面掌握亚洲乃至世界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