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黄蓉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大军，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 黄蓉道：“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郭靖正色道：“蓉儿，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精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靖黄蓉虽为习武之人，却于国难当头主动挺身而出，数十年苦守襄阳，让人不由肃然起敬。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武字：“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戢是收藏兵器、止息战争。楚庄王的这句话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紧接着他又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在楚庄王看来，武是“止戈”，是用来禁止暴力，给百姓带来安定生活的。不过，他以“止戈为武”来解释武，却与“武”字本义不符。
甲骨文“武”字是个会意字，上半部分是“戈”，表示兵器，下半部分是脚趾，化为“止”，表示的不是停止，而是前进，合起来就是拿着武器前进，即武字本义为出征、征战。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征战或干戈行动都能算作“武”，《左传》中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用散乱（的局面）代替整齐（的局面），这就不是武，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促使社会走向安定统一的征战才可称为武。因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周代用于祭祀的“六舞”之一、用以表现武王伐纣的乐舞被命名为《大武》；为什么《诗经·周颂》中歌颂武王赫赫战功的诗作有以《武》为题的；为什么楚庄王要强调武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德——在古人心中，武是为了社会的安定，是神圣的。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一招一式都透露着民族的浩然正气。所谓武术，不仅仅是技巧、身体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背后习武之人的精神境界和骨气。从炎黄到春秋，从秦汉至盛唐，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义无反顾，那“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浩瀚气派，那“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血性呐喊，那“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磅礴胸怀，无不在绵绵无尽的历史流变中，令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血脉偾张。就连文人儒士，在骨血中也有深厚的武侠元素：苏秦背剑，游说四方；屈原“带长剑兮挟秦弓”，以剑托志；李白“十五好剑术”、“击剑为任侠”，青年出川，“仗剑去国”；李贺豪情书写“男儿何不带吴钩”；辛弃疾常常“醉里挑灯看剑，梦里吹角连营”……中华武道不但技艺高超，更蕴含着中华民族仁义正直、勇敢坚韧的精神，保家卫国、自强不息的气节。
当然，武之精神，从不在于击倒他人。“止戈为武”，虽非武字之本义，却让人看到一种博大而宽广的情怀。武侠小说中真正的高手，往往无招胜有招，举手投足间展示侠之大者的风度，而兵家最上乘的军事智慧，总是慎用兵戈，“不战而屈人之兵”。《司马法》有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古时人们佩剑习武，今天我们强军兴军，从来都不是因为好勇斗狠、恃强凌弱，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义无反顾为正义而战，为国家民族而战。
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像，既有面带微笑双手作揖状，表达“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仁者情怀，也有佩剑而立状，传递“勇者不惧”的武道精神。中华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为大本，和为大道”、“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涵养了中国特有的武文化：既自强不息、热爱和平，但又不畏惧战争；既有能拿起兵器的勇气，也有愿放下兵器的仁心；既有足够的信心“战而必胜”，却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这种进退自如的沉稳、张弛有度的底气、自我约束的成熟、和平坚守的风度，正是千百年来习武、尚武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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