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视的角度分析全球不同文明制度的观点：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结果是西方陷入百年一遇危机、阿拉伯社会是革命动荡，只有中国保持总体稳定和高速发展。原因在于一个制度既要有灵活性也要有延续性，西方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阿拉伯社会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只有中国两者兼备。
这个观点显然是出于亨利·万赫文先生意料之外，毕竟西方冷战后理论已经僵化，只有民主一元化，几乎再无创新。但他还是迅速地进行反击：“中国的社会稳定吗？每年发生多少起群体性事件？”
我立即回应：“稳定性和延续性指的是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持续三十多年，这在西方是无法想象的。另外，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并不针对体制，也不针对最高领导层，而是基层官员。你知道乌坎事件吧？抗议民众高举的横幅是‘拥护共产党、中央解救我们’。”（注：西方媒体当时高度关注此事件，重点强调对政府的对抗性，但都刻意回避了民众拥护共产党的诉求。）
亨利·万赫文先生点头同意，并继续发问：“但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像环境污染，现在正在发生的严重雾霾以及腐败、贫富差距，都会危及中国的稳定。”
“不错，但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都会出现上述问题，这都是常态、常规的，并无什么特殊难解之处。只要工业化阶段结束，上述问题都自然会得到解决。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致命的挑战。”
这个回应显然再次说服了亨利·万赫文先生。接着我对西方的困境火力全开：“但在西方，美国以借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却找不到解决之道。美国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至于欧洲福利型模式也同样不持续。其实解决之道非常简单：或者增税，或者减少福利。但是增税，资本不答应，减少福利，拥有选票的大众不会接受。西方面临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无解的。”（注：法国的经济总量不过2万亿欧元，但富人——含官员、企业家——避税外逃的资金总额高达26万亿欧元！相对而言，中国类似阶层外逃资金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亨利·万赫文先生显然知道这都是事实，任何在西方生活的人都一清二楚，但他也显然不接受找不到解决之道的论断。只是他现在也无法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辩论至此，他也就只能无言以对了。
回到张维为老师的肺腑之言，我的疑问是经验层面的了解和理解并不难，何以许多人却视而不见？进而弯腰匍匐于西方的理论之下？
12月9号晚上的闭门会议，我以提问的方式做了发言，同样涉及东西方关系和中国制度。
“我有两个问题。任何制度都有优势和不足，下午的发言我谈了中国制度的优势，但也应该思考中国制度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我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一是我们的制度对人过于依赖，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所以才强调人的培养和选拔以及道德修养。其他制度也对人有依赖，只是中国更突出。我们怎么解决？
另外一个只是猜想，因为中国还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长期生活在法国，这次经济危机虽然非常严重，但西方还是保持了整体稳定，其抗危机的能力还是很强。除了它们过去的财富积累因素外，主要还是政党轮替，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问题是假如中国发生类似于西方的经济危机时，我们是否能够有同样的表现？
第二个问题，前天和昨天，刚刚召开了‘中国梦的世界对话’研讨会，大家都特别强调与世界、与西方分享中国梦，和平发展。但以我在法国的生活体验看，中国梦确实是对西方梦的威胁。只不过这种威胁并不是西方炒作的军事扩张，民族主义，中国的外交传统就是‘王者不治夷狄’，中国对它们不感兴趣。中国梦的威胁在于瓦解了西方梦存在的基础。
从中美的角度说，双方有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中国要做老大，美国也不愿意做老二。二是制度就怕有可替代性，中国的模式恰在这一点上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从中西方的角度讲，西方梦是建立在如下三个支柱之上的：资本的垄断权，即只有西方才有贷款的能力；工业产品制造的垄断性以及原材料产品的定价权。但中国崛起以后，中国的贷款能力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制造的工业品物美价廉，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打破了西方的定价权。没有了这三个支柱，西方梦、美国梦何以存在？只是比较意外的是，我们往往强调如何与西方分享。其实西方自身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威胁何在，并不是我们回避就能改变或者迷惑西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