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公
引言
对于后人而言，毛泽东永远是一个谜。
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闲逸的诗人、敏感的作家或深邃的学者，因为他有足够多的书生气韵。可他终于成就了一个革命家。对政治、军事、谋略甚至权术的把握让他平添了一些的肃杀之气、血腥之气、鹤唳之气、争逐之气、峥嵘之气、城府之气、孤傲之气、雄霸之气、帝王之气，而这又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书生”所排斥的。
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也并不是那样“规矩”。他的诗词可以不顾平仄，他的文章也不避俚语。同时，毛泽东的革命也并不是那样的惊世骇俗、抛弃传统而是融进了几分儒雅、几分旷达、几分情趣。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抽肥补瘦”都保留了足够的分寸和余地。可以说，毛泽东是有诗意的革命家，是以革命为职业的诗人。
毛泽东的诗词偏于奔放刚劲，毛泽东的革命则力求平和中正。这也如同他的性格刚中有柔，绵里藏针。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同时把诗心与壮志、浪漫与现实投注于革命活动中，使得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呈现为一种如“行为艺术”般的唯美雅致的特征：既显合理，又有韵致；既富创新，又有底蕴；磅礴其外，金玉其里；大开大合，精打细算；实践先行，理论跟进。
把毛泽东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置于行为艺术的高度去认知，应该是我们破解毛泽东同时兼具诗人和革命家双重气质之谜的一条可行路径。
本文对此略述心得。
一、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多元性
从一个僻居山野的农民子弟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接受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后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比如组织新民学会、办学又从事政论和时评的撰稿，继而又因加入共产主义组织而成为职业革命家——比如从事政治宣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后来又因为组织武装斗争而成为一个职业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从事革命之余，毛泽东还有他书生意气的一面，读书、写诗并研究历史和民情。这样的经历使毛泽东当得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而他的人生也就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且富于层次和变数。
毛泽东的文治武功使之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典型。军事一如经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以及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秉赋和悟性。而毛泽东从一个书生迅速“进阶”为军事家的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对哲学和谋略的用心。一如山西商人乔致庸，从一个倾慕功名的书生一跃而为大商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谋略能力使然。
同时兼具虎猴之气让毛泽东既有大胆又有谨慎，既有威风又有细腻，既有强势又有低调，既有权术又追求合法性。
善谋轻作的毛泽东因为遭逢了越来越多的知音者和革命助手而如虎添翼。从何长工到周恩来，毛泽东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这也使得他多谋善断的领袖气质更加突出。而长于灵感和创意本就是诗人、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必备秉赋。
不按常规出牌从而使诸多行动出人意表，在很大空间里支撑了毛泽东的思想维度。文似看山不喜平，革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这种逆反思考和作为，毛泽东才取得了“教条主义”所不可能享受到的机巧运命。比如在长征中，偏向敌人的思维盲点行动从而让红军脱出了重围。比如不守兵法所言“穷寇莫追”而坚持“敌退我追”、“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是一例。
二、融通诗意与斗志的核心因素：理想
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立体的人、全面的人、复杂的人。他既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能够吟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人，又是一个脚踏实地、世事洞明、勤于思考、敏于行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智者；既是一个挥斥方遒的书生，又是一位纵横捭阖的革命家；既是一个汪洋恣肆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审时度势的实干家。诗情之中有剑意、踏实之中有唯美、田园诗中有平戎策、乌托邦里有锦囊计，将浪漫与现实熔于一炉并集于一身，便成毛泽东传奇人生一脉。
坚定的理想加上超凡的魅力，构成了毛泽东异乎寻常的意志——外国学者称之为“唯意志论”，与尼采的“超人意志”相类。这是理解毛泽东同时兼具诗人与理论家、革命家甚至权术家多重角色的钥匙。描绘和畅想伟大理想和并设计和履行实现理想的壮举的过程，就是赋诗；从理论上确认理想的可行性的过程，就是为文；通过实践和实验趋近理想的过程，就是革命；殚精竭虑捍卫自身理想状态不为政敌所毁的过程，就是权术。是理想融通了毛泽东的诗意和斗志，并依托其坚忍不拔的意志渡过了一次次困厄和难局而走向新的旅程。
三、革命作为一种唯美、浪漫、激越与务实的行为艺术
切近地认识毛泽东的立德、立功、立言之旅，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明：“革命”这种理想、职业或探索，乃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行为艺术。
在革命这一主题下，毛泽东举手投足无非革命行动，俯拾皆是革命资源，竟日所思多为革命运筹。他以思想立德，以诗立言，以革命立功，周身天赋浑然一体。
笃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人某一天起开始将革命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志趣和实验。他如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一样投身于危机四伏的革命生涯中，并在视死如归中一次次地创造着奇迹。井冈山割据模式的成功“唤起工农千百万”，山沟里的革命家把“国都”从偏远的瑞京（瑞金）经过长征中的流亡并在延安和西柏坡小作停留一路搬到了北京（北平）。革命成就了毛泽东的传奇，也成就了他从偏于理论的运笔者到踌躇满志的握枪者、从“始作俑者”的实力人物到象征意义上的国家元首、从实际上的权威到合法的领袖的逐次抬升。就是在毛泽东这里，革命成为一种唯美、浪漫、激越且务实的行为艺术，凭了他取之无尽用之不绝的洞察力、想象力、意志力和执行力，绘出了至少在他看来“又新又美”的画图。
对于这位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主义和昂扬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而言，革命本身就是无穷的灵感之源、创作之源、快乐之源、自我超越之源。“与人斗，其乐无穷”。也许是从１９２７年的某一天开始，中国的广袤大地，从湖南到从江西，从江西到陕西，再从陕西到河北，又从河北到北京并延伸到他建国后巡视、“驻跸”的各个所在，成为毛泽东的秀（SHOW）场。
四、毛泽东从事革命的激情作品示例
革命，对于诗人毛泽东而言是一种创新、一种实验、一种需要为之倾注心血和激情的伟大实践。在他的一生中，出类拔萃、出人意表、出人意料甚至经常是力排众异议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既有理想高于现实的乌托邦之作、又有一际从实际出发的权术运作，也有具有相当合理性的政治军事妙手。通过毛泽东这些具有唯美和情趣的革命作品，可以理解他缘何同时成就一位伟大的诗人、理论家和革命家。
1、农村割据
无论是马克思关注下的巴黎公社还是列宁指导下的十月革命，无不体现出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国家政权的单线条逻辑。可当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长沙和广州依了导师们的图纸进行施工时，却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在那些暴动的组织者纷纷放弃军队回到城市进行反省时，毛泽东却选择了与他们全然相反的逻辑：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统治者力量薄弱的“边界”去，进行武装割据，创建红色政权。在此之后不久，以起义军残部暂时依附于旧军队的朱德，也认可了这一道路并同毛泽东会师。从井冈山到东固山，从永新到瑞金，从赣南到闽西，毛泽东率领着他同时兼具战斗队、宣传队、筹款队等多重功能的红军借助农村的民众、地理和物产资源占稳了脚跟，并运用简便实用的战略战术一次次击败敌军的“会剿”或“围剿”并开辟了地域可观的苏区，且在对吉安、漳州等中小城市的攻略中充实了队伍、增加了缴获、扩大了影响。反观那些城市革命者，却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日益紧张的经费压力下迁往苏区，这也从实践上认可了毛泽东“农村割据”策略的成功。
2、游击战争
“游击”也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它是一种传之久远的弱者攻略。毛泽东把游击发展到战略的高度，并在蒋政权、日政权的强势背景中作为红色割据的基本战术，则是既合乎实际，又悖于兵法。可就是这样的战略，不仅成功地击破了蒋军的“围剿”和日寇的“扫荡”、汪伪的“清乡”，也使孤悬敌后的红色政权得到壮大。大而言之，如果清政府能够发动最底层的民众，熟练运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则无论是对英、对法、对日、对俄还是对八国联军，早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理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之后不再受列强欺凌的焕然一新，不能不感叹毛泽东自居弱者但简便实用的人民战争法宝：游击。
3、敌进我进
已经习惯了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腹地或边缘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却开始出人意料却如鱼得水地实施他的“敌进我进”策略。日本人的势力推进到哪里，共产党的敌后政权就建立到哪里。日本人占城市、占线，共产党人则占农村、占面。因为一场适时到来的外敌入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得以从被蒋介石一百万大军赶得西进、北上后在陕北穷荒之地栖身的尴尬处境中走出来。以有限度交出军队的“招安”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国共统一战线，确保了毛泽东麾下的“八爷”和“四爷”从陕西到山西、从安徽到江苏、从河南到湖北、从山西到河北、从河北到山东、从晋绥到平北，哗拉拉的红旗插遍了华北、华中甚至华南的大片山河。正是在日本人无力守护、国民党军无力进入的那些开阔地带，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战略基点。一九四四年日军一号作战之后，伴随着国民党中在豫湘桂的败退，毛泽东派出的王震、王首道远征军以区区六千人的孤军甚至从延安一直打到了广东。如果不是让黄克诚们劝止，毛泽东甚至希望共产党的力量借着战略反攻而推进到蒋介石的西南老巢。
4、独立自主
穿了国民党的军服并一段时间领着国民党军饷的共产党军队并没有在王明的“二个一切”和“七大统一”的指令下交出党对枪的指挥权。他们从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简直就如撒了欢的烈马一样在敌后左右逢源。一支支人多枪少的队伍建立起来，经过了长征的精英们立刻变成了一颗颗越滚越大的雪球，一两个红军指战员就能拉起一支大大的武装。一个特别有趣的例证是，按照国防部明令，聂荣臻不过是一个副师长，可他的手下生生就建立起了若干个师的番号而他也真就好意思去任命其中的师长。如果不是延安出于减小目标的考虑把这类师改成旅并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既有番号如魔方、戏法般使用（如在老一团之外建立新一团、在三五八旅之外又建立新三五八旅等），各个根据地也许会如红军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地弄出许多不足额的“军”来。
虽然这种独立自主“招”来了封锁和摩擦，可共产党武装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是偏好大兵团作战的彭大将军、刘大元帅们面对日本人的点线面新战术手痒难捱而主持发动让蒋、毛、日都瞠目结舌的“百团大战”，蒋和日也许还一时发现不了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人拥有如此强的“繁殖力”。而这得意之作，不能说不是毛泽东浪漫而实际的老谋深算。
5、丰衣足食
精兵简政和丰衣足食是战争经济的无奈而必要的选择。毛泽东把古以有之的“屯田”命名为“大生产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因为财路的畅通，延安的斗志更加昂扬。军事上的摩擦和经济上的封锁最终没有搞垮毛泽东的军政同行，蒋介石不得不为他在与毛泽东的明争暗斗所遭遇到的又一个失败“埋单”。
6、战中整风
在大敌当前的恶劣环境中“忙里偷闲”进行延安整风，又是毛泽东绝无尘想的惊人之笔。而在日军威压下把众多的高级将领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并反思党的历史，则更是国民党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位国民党政客颇为惊讶地问：“你们做一个党内结论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而在整风期间，一些对于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深有感触的国统区人士也对此运动寄予了密切的关注。在延安正遭遇毛泽东、康生、李维汉、陈伯达严酷斗争的王实味的《百合花》甚至在遥远的国统区出版。神秘莫测的整风、好整以暇的整风、闲情逸致的整风、大张旗鼓的整风，虽然留下了那么多的争议，却在统一共产党和军队思想、纪律和行动方面居功至伟，这不能说不是具有良好的大局观的毛泽东的妙笔。
7、重庆探险
忍受了性格上、生活上、待遇上、节奏上诸多不便而飞赴重庆谈判，一如当年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一样再次引发毛泽东热。在时不时与蒋委员长进行蕴涵机锋的唇齿相争之余，毛泽东每天还穿梭于一个个大员的府第或酒会中。他应柳亚子而交付的旧作《沁园春·雪》则让陪都的知识分子们为之着迷。更为出人意表的是，在重庆吃不安睡不好的毛泽东，还把他的感受写成了一首七律，对脑满肠肥的国民党高层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该诗曰：
有田有地皆吾主，
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
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
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遍地血，
无非一念救苍生。
这可是把革命和诗情合二为一了。不能不说，重庆谈判是毛泽东的一次风华绝代、名利双收的风采SHOW。
8、陕北转战
在二十三万胡匪大举进犯陕北之时，毛泽东“不近人情”地选择了率领中央及警卫部队的四百来人留在陕北牵制敌人。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次极富冒险的浪漫旅行。事实上，也确实有那么两次，敌人的搜寻队到了距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而毛泽东还担心敌人找不到自己而要求属下遍插指示牌：“毛泽东从此上山”。显然是“佳话”到了不可理喻、匪夷所思的地步，却正好证明了毛泽东实际上是把革命当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来享受着。正如他自己的“座右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不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许，他总是把斗志与诗情化二为一的。
9、跨河远征
在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已经让华中、山东野战军不得不让出了苏中的大片土地并一路退到山东、让“李得胜”、“胡必成”、“史林”纵队四处游走的尴尬态势下，毛泽东祭出了他极具经济和军事眼光的一步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河远征到国民党后方实施大规模的外线作战，把战火、破坏以及麻烦都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一招让呆板的蒋先生顿时乱了阵脚，而毛泽东的强行“打入”则为国共对弈赢得了“先手之利”。把“下决心不要后方”的偏师作战当主攻和反攻来用，不能说不是毛泽东这类天才军事家如诗如幻的飞来之笔。
10、“围而不打”
1934年前后各大红军根据地纷纷失守并不得不各自走上转移之路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各大根据地之间缺乏一呼百应、互为犄角的战略协调。而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五大战场上，毛泽东则把战略协同发挥到了极至。其中对华北各点以及中原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麻痹敌人并求分区全歼之策，就是毛泽东立足全局、以点带面的宏阔手笔。。
11、叩城不入
让斯大林和米高扬颇为困惑的一点，是毛泽东放着一些可以唾手可得的城市而不去占领。问其故知，则答曰：“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管城市。再说，那城里的几百万人我们现在也养不起”。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看似世故却又现实的选择。把包袱和责任继续留给对手而继续坚持“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这是毛泽东立足于实际的实用逻辑，一点也不好大喜功好高骛远。
12、抗美援朝
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不学历代明主休养生息，却力排众议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这不能说不是毛泽东将诗意与革命情怀合二为一的浪漫负气、乾纲独断之举。这一战争以重大的代价和历十数年也没有还清的花费，为共和国打出了赫赫威名，一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列强欺凌的耻辱，也算得失参半吧。有此一战，毛泽东勇于敢想敢作的诗哲秉赋，展露无遗。
13、四大改造
如果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有合理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可争议性，则毛泽东期望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右”之举则显然是失策的。也许他忘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错将教育知识分子看成比教育农民还简单的事，从此之后的诸多建设行动因为缺少了专家们的积极参与而显得“附加值不足”或“技术含量太低”，这不能说不是这位诗人革命家的想象力超常、意志力膨胀之过。
14、“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大力支持的新生事物，他还用一首诗来赞扬了公社和食堂。必须说，这是一种大胆且富于想象力的实验，这一实验的绵长意蕴甚至延伸到了今天的华西村和南街村。从经济理论上而言，在特定条件下，规模经济的效率肯定高于个体经济之和。设若当初操作和运筹得当，人民公社未必是失败的社会实践。
15、快意跃进
期望国家的工业（主要体现为钢）和农业（主要体现为粮）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热情奉献、积极创新下取得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并一举赶英超美，是毛泽东诗人想象力的又一次快意喷发。与他的强大意志力相配合，他开始有了主观能动性可以无限发挥的哲学冲动。虽然这种冲动遭遇了他的朋友李达教授的质疑，他仍然开始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心理暗示植入自己和百姓们的心田中。一场激情澎湃的大跃进，取得了从数量上十分可观在质量上却有些可怜的巨大成就，但也因为有失仁政的高征购而将数以千万的百姓推向饥饿的绝境。
16、文化革命
从现实标准而言，“文化大革命”对于数以万计的老革命、数以十万计的的“走资派”家庭、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口都是一场危机；但从逻辑标准而言，它却是毛泽东希望从制度上摧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一定式的刚猛之举。对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到城市开展的“五反”运动，处在二线的毛泽东洞若观火，清晰地发现了“黑线专政”和“江山变色”和诸多官员“蜕化变质”的残酷可能性。如果仅仅是权力斗争而不是整个官僚阶层出现了大面积的功能性病变，毛泽东完全可以采取党内斗争和组织处理的策略而大可不必动用民间力量进行“整风”。红卫兵造反并暴露出的暴力倾向走向失控可以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缺憾，但这一运动的主流则符合毛泽东的逻辑推理。只是可惜，这一革命先是受到了执行者的扭曲，继而又因为毛泽东的老迈和逝世而没有贯彻到见到成效的一天。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哲学命题，也同“文革猜想”一样成为毛泽东的未解之谜。然则，不管后人如何说“病夫治国”还是政治老人的晚年癫狂，毛泽东本人在世时确实是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而非败笔。把文革列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事之一充分显示了他的固执和自负。当文革的流毒已经过了三十年的淘喜，不再与那个时代有过分利害纠葛的人们，至少应该努力着多一点“理解之同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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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革命当成一次次“激情秀”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把他的“弹剑赋诗”演绎成了风花雪月、光风霁月、把酒临风、心旷神怡、儒雅曼妙、美趣横生的行为艺术。由不得你不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