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象牙塔里的人是比较反感的，他讨厌他们的一盘散沙。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知识分子，不信奉马列主义，不信奉毛泽东思想。他们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经常写出或者演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来扰乱人心。他们决不像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那样头脑简单、纯洁、思想忠诚。他甚至认为，文艺知识分子队伍里隐藏着大批反革命，只有彻底清除这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得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老老实实、俯首称臣。
毛泽东希望别人屈服，任何人声称超然物外，他都认为这是分裂的标志。
孔子曾说过：“士可杀而不可辱”。而毛泽东把这句话给颠倒过来。他不杀知识分子但他确实希望他们的思想掌握在他的手中。
毛泽东所喜爱的劝戒“斗私”成了问题的中心点。在新中国，那些有“自己的真理”要领的人既没有藏身之处，也不给他们留下精神的空间。
毛泽东看到了听话的绵羊和依靠羊群的绵羊之间的差别。既在羊群之中，他希望每一只羊都说老实话，能独立谋生，有讲实际的自我修养，不仅是听话而已。不依附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当的，而世上只有一个群体。
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全国胜利后的第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秋季，运动遍及所有主要的城市地区，使用的是人们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方法：群众集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组“斗争会”，以及那些被认为思想上有罪的人作书面或口头上的“坦白”。运动要知识分子抛弃个人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接受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一般地说，运动早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中开始进行，然后扩大到中小学教师以及作家和艺术家。这场运动于1952年结束。
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在听取了一次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汇报情况后，说：“对民主党派及党的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有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民主人士的经费问题。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要实现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们讲道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批评，我们连蒋介石都不怕，还怕民主人士的批评，充其量让人驾奴。人家拿《共同纲领》，来和我们斗争，就让他斗，让他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批评，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所以一定要敞开来让人家说。
毛泽东认为：要肯定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是可以改造的，这样做统战工作才有信心。如果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不可改造的；那么做统战工作就没有信心了。以前在陕北跟我们合作的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鼎铭、安文钦、霞子乐这些人，现在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都当了部长、副部长，安文钦那样的大地主都改造过来了。所以，要下决心把这些人安排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工人阶级现在只有800万人，数量太少了，将来要有几千万，拿人口来讲，如果占全国人口的1/10，就要有5000多万。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要消灭阶级，如果不去解放那5万万，工人阶级怎么能够解放呢？我们对地主、反革命绝大部分没有杀，还是要改造。对地主、反革命尚且这样做，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更加应该采取改造的方针，把他们的大多数改造过来，民主人士有麻烦，民主党派有麻烦，但是总比我们共产党内的麻烦要少得多。我们党内的麻烦多得很，又是“三反“，又是新“三反”，又是这样，又是那样。
梁漱溟是毛泽东的旧日知交。1949年，毛泽东给梁许多关爱，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可梁漱溟却长有傲骨，对毛泽东的隆恩不感激涕零，不歌功颂德，反而委员照当，房子照住，俸禄照领，请吃照吃，意见照提，一句话：不识抬举。
梁漱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在农村改革方面有实际工作的一位学者。
1953年9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主持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梁经周恩来点名发言，对中共的农村政策，特别是粮食统购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与工人阶级的工人相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收入也少得可怜。就收入而言，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由于梁漱溟越讲越出格，毛泽东几次示意高岗打断他的发言。然而梁氏却口若悬河，不肯住嘴。高岗持权仗势，竟责令梁氏退出会场，梁不把高放在眼里，而是直冲毛泽东说：“主席，既是请人来开会，让提意见，你就应当有点雅量，准许我把话讲完！”
毛泽东一听光了火，当即斥责道：“梁先生把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描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就算我有这个雅量，不知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同事，有没有这个雅量？！”
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咄咄逼人了，梁漱溟却仍不识相，竟当众顶撞说：“主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整个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但见毛泽东双眉打成死结，眼睛眯合起来，脸色煞白，不紧不慢地站直了高大的身子，“现在，我建议，举行一次表决。同意梁漱溟先生继续发言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上，只有毛泽东本人高高举起了一双手，谁都知道这是怎样一双手。
接下来，便是毛泽东的即兴讲话，声色俱厉、劈头盖脑，把梁先生好一顿臭骂。
毛泽东在麦克风前讽刺挖苦了一通，他说：“梁漱溟说他美得很……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但在我看来，你很臭。”梁大吃一惊，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火。毛泽东用手指着他，继续说：“台湾电台说你是个有骨气的人，但我看你很臭，是块臭骨头！”会议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梁漱溟被迫离开讲台。梁随后受到广泛的批判。
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因为打仗花钱，多收一点农业税，要求政府对农民施仁政的意见说：“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仁政有大有小，有的日报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当梁漱溟被轰下台后，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的陈铭枢站起来，向毛泽东请教，他说:“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不明白，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当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方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教。”毛泽东略加思索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我们仍应提出保留他的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毛泽东提出：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解放。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自此以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处分。
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奠定思想基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加紧了实施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了确定新的指导方针，1954年5月举行了中共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党的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鼓舞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会议强调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要对党内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妨碍党的团结的言论与行动，进行批判斗争。对于在广大农村中有系统地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将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水平，也提出了各项具体要求，以便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必要的思想基础。
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重强调在党和国家一切环节的思想工作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深刻的革命；它要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制度，基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它对于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要引起从来未有的根本变化，比民主革命的影响要广泛和强烈得多。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进展都会作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抵抗，要在人们头脑中用社会主义思想来代替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经过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更为长期的斗争。同时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全党全国人民的警惕，坚决抵抗和消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向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严肃的斗争。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954年秋，毛泽东亲自发动了由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展开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斗争，1955年又由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而上升为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不过，与1954年底开始的一场斗争相比，毛泽东对梁的批评算是相形见绌了。这场斗争的中心目标是作家胡风。
胡风，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个颇受文艺界尊敬的学者。胡风的文艺思想，早在1952年的文艺整风中就被批判。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点名批判文章。对此，胡风一直不服。1954年10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他对共产党专政后的文艺方针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考自由，应当允许作家保持独立人格，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碰不得的东西。
毛泽东准备拿胡风开刀，他不动声色做了两套手脚，一方面密令公安部门突击搜查胡风亲友、学生的家室、以及与胡风有过往来的作家、艺术家们的私人信件、私人日记本，封锁这些人的消息，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另一方面布置中宣部、文化部在文艺界开展“胡风文艺思想大讨论”，开始仅作为学术问题来讨伐，后来整理出“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为此《文艺报》加上编者按，按语当时呈送给毛泽东本人。
最后，毛泽东认为：不准用。胡风问题怎么是反动文艺观、反动学术思想问题？胡风一伙是现行反革命，是明火执杖的叛乱集团！三批材料的按语，已全部由毛泽东亲自重新写过。他指出：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隐伏在革命阵营内部，以颠覆共产党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阴谋团伙，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他们一封封反动信件是射向共产党的一颗颗子弹、手榴弹。他们是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清查，对他们实行专政。毛泽东最后将这按语，交给《人民日报》去发表。让《文艺报》去转载。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胡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
大一统没有完成，知识分子仍然在刺耳地唱着不和谐的调子。从毛泽东的观点来看，大声讲出自己的看法就是有罪的。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不会处决胡风这样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罪行够不上处以极刑，而是因为这种处决没有益处。”到1955年，反击胡风的斗争达到了高潮，他被指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异端分子，后来被套上莫须有的罪名，说胡风是一个秘密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工作的组织的头目。胡风怀疑毛泽东的《讲话》也成了他是反革命分子的证据，这位颇具傲骨的诗人被发现是一名“间谍”。于是，胡风被捕并关进监狱。他在那里精神崩溃了。但这并不标志着这场斗争的结束。毛泽东说过，95％的人是好的，目前的一项调查证实只有5％的人是反革命或是有异端思想的人。
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清查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一场现代文字大狱，就此展开。各行各业，凡跟胡风有过往来、通过书信，甚至只是听过胡风演讲、读过胡风著作的人通通被打成“胡风分子”而被批斗、被开除、被捕入狱。胡风一案，全国上下受害者达十几万之众，其中死亡的知识分子达一万人。然而，反胡风斗争结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极力要求第三党派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邀请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联想到毛泽东在梁漱溟的事情上和在同胡风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两件事的间隙，毛泽东的个人地位有了根本变化。
毛泽东总是更多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的，他是这样评估这些事的：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进行反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面对大海的狂风呼啸，浊浪排空，毛泽东背诵起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说曹操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面对大风大浪，毛泽东执意要下海，还鼓励其他人与他一起下水：“风浪越大，可以锻炼人的意志。下去吧！别怕！浪来时，将身体浮一浮；浪去时，舒展四肢，随波漂荡。只有这时，才能真正体会到与风浪搏斗时的愉快和乐趣。”
毛泽东一向主张：年青一代要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他认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953年开始，毛泽东细微的觉察到他所处的头号人物的地位受到挑战。1955年这种挑战被粉碎，中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高、饶遭清洗。
从表面上看来，毛泽东的党和国家主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他藐视领导层内的意见，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然而，在1956年春，他遇到了来自党内的一种新的更危险的挑战。因此，他要寻求他能掌握的外部力量来抗击这种挑战。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