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曾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员总额达到550万人，为节省开支，毛泽东提出：“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于是当年中央决定复员武装人员150万人。1952年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
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及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为此，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口号。
建国头三年，在进行各项社会政治运动的同时，全党全国人民首先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10亿元。但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４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日本为81.7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日本为604.1度，苏联为553.5度。这时，中国许多工业部门远未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手段也很原始，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仍然很低。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
就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同时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的要求，中共又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1952年初，组织“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经过多次讨论修改，1955年３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
“一五”计划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建设，而重工业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重点。当时主要为了朝鲜战争，增加自己的国防力量。有些人认为中国历经多年战乱，亟需休养生息，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应多搞轻工业。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称这些观点为“小仁政”思想，强调我们要改善人民生活，但更要进行重工业建设。毛泽东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他试图告诉人们，“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农业一样，都是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但发展重工业，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长计议，人民的眼前利益才有可靠保证。”
中国在“一五”期间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主要是中国的基数比较低的缘故。1953年到1957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工业生产指数为：美国2.8％，英国4.1％，中国18％；钢为：美国3.9％，英国5.7％，中国31.7％；原煤为：美国0.4％，英国负增长，中国14.4％；发电量为：美国9.1％，英国7.8％，中国21.6％。但在绝对量和人均量上中国远远落后这些国家。
1955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南巡搞调查工作。回北京后又听取国务院各部门的汇报。在听了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介绍后，毛泽东说：“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文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毛泽东从汇报中大量获得了来自实际工作中的信息，概括、归纳、分析、判断，他一边听汇报，一边思索所提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
对毛泽东来说，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
就在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东西方都为之震动的大事。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次大会，中国派出由朱德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前去苏联开会，朱德当时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赫鲁晓夫的举动使朱德有些措手不及，他立即向中央打电报请示，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泽东收到电报，感到十分震惊和恼怒。毛泽东说：“朱德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可以说，赫鲁晓夫的反斯报告，直接对毛泽东的统治构成威胁。毛泽东决不容许此事。毛泽东说：“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其实反对反斯，并不是出于对斯大林的尊敬，事实上，毛泽东鄙视斯大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强烈的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三十年前，毛泽东说：“长期以来，斯大林骂我是‘红皮白罗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毛泽东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归罪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涉。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开始，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他倒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毛泽东又说：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共、意共、希共一样交了枪去，我们不同意。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西，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支持国民党。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我们说应该出兵了，斯大林却说不用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中国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斯，大大触犯了毛泽东。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表明了中共的态度。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10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九、是非关系；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个讲话的题目因此叫《论十大关系》。
1956年６月15日至27日，泄舱倏诎舜稳泶蠡幔鱿嵋榈拇碛?021人，他们代表着1073万党员，有58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面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毛泽东认为需要对“七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系统地总结，制定出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继续前进的目标和建设任务。
在选举人提名问题上，毛泽东建议大家选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主要是过去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比如两条路线，今天在座的就有一条是立三路线，还有王明同志一条路线，我觉得包括他们两位都选出比较有利，选举了对我们事业究竟有利还是有害？没有害，有利。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要他们。”
毛泽东在会前对大会发言作了精心安排，他说，36小时发言时间是充分的，他认为既要有重点发言，也要有精采的小稿子，发言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什么？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我们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的开幕词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之后，刘少奇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通过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把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在综合平衡中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出现急躁冒进倾向，造成国家物资和资金紧张状况，为此，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主持下，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从而煞住了建设中赶超实际、盲目加快的倾向。然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经济建设主要的还是进。
1956年6月初，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还来不及注意到人们对他的自由化倾向的小心翼翼的反应。当时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以致在北戴河的高级干部会上决定把生产的速度减慢。财政部长李先念概括了经济问题。在农村，合作社企图用二至三年的时间超速完成十二年农业纲要，因而投资过多；在工业上，不顾质量和节约地追求数量和建设，结果是忽视安全，造成工业事故的猛增。李先念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
几天后，《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的社论。社论解释道：急躁冒进问题是特别严重的，因为它存在于高级干部中。这些干部在十二年农业纲要公布后，为避免被谴责为右倾保守主义而驱使他们的下属这样做。批判保守主义、公布规划，加上使用了“多、快、好、省”口号，导致了许多干部思想的片面性，他们认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
这个重要的社论是由《人民日报》的主编邓拓起草的，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胡乔木修改的，最后由刘少奇审查并通过。刘少奇命令把这篇社论送给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在草稿上写了“不看了”三字。18个月以后，在突然批评财政部官员的时候，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原因：“为什么我要读那些说我的东西呢？”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发表表示非常愤怒。
1956年秋天，周恩来、陈云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中国党政经济考察团”赴苏联。回到北京后，首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毛泽东肯定了汇报，并形成文件，发至全党。后由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替《人民日报》撰写一篇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号召全党反左倾、反冒进，稳步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然毛泽东对这个社论一直耿耿于怀，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左倾、反冒进”。1957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指名道姓地批评周恩来：“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是非马克思主义，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全面的反冒进，甚至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
周恩来面红耳赤，而毛泽东并不罢休，继续说：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象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理、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个手段，就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周恩来和陈云只好委屈求全。在会上，会后一次又一次认错、检讨。
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又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作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连续开会发脾气。在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在８月成都会议上，周恩来被迫检查，毛泽东感到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
毛泽东就“反冒进”问题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周恩来达13次之多。毛泽东是在逼迫周恩来递辞呈，而周恩来只作检讨，不作辞呈，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不跟毛泽东斗勇，而斗智、斗韧劲。周恩来活的不轻松，他晚年曾说：“半辈子如履薄冰。”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当听说毛泽东经常是夜间工作后，在一次谈话，伏氏劝毛泽东：“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毛泽东接受劝告：“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
早在1950年，毛泽东早年的老同学周世钊曾写信给毛泽东，要他改掉晏睡的毛病。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到：“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但毛泽东始终未能真正改正“按月亮办事”的作息习惯，直到他晚期患重病不能工作为止。
以钢铁生产指标为例，1957年钢铁产量为535万吨，为了不受毛泽东的斥责，又不太离谱，周恩来咬咬牙，把1958年的指标调高了620万吨。可毛泽东这里通不过，他说：“干脆点吧！翻一番嘛，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七亿人口需要多少钢啊？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1957年末,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毛泽东仍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他被苏联伟大的建设成就所鼓舞，他自信自己的国家也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上的跃进。他深深地感到，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主要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要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尽早起步，在经济上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从而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基于这一点，人们对毛泽东在自莫斯科回来以后的那一周举行的党的会议上提出“大跃进”的想法便不会感到吃惊了。但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则令当时的计划专家们惊慌失措。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58年1月1日才开始实施。几周后便被放弃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曾经酝酿了一年多。早在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的一次讲话中便描绘了这个计划的蓝图。即在继续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在五年内使工人和农民人口的收入增长1/4，以至更多。在党的八大上，政府第一副总理、经济学家陈云说：我们“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具体计划的内容反映出陈云的实用主义观点。
可是，紧接百花齐放时期之后进行的反右斗争却极大地削弱了经济实用主义者的地位。以致还没等政府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便弃之不顾了。10月初，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激进的农业发展十二年规划，这样就解决了关于经济政策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论。实际上，这意味着放弃第二个五年计划，并直接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
1957年12月，毛泽东的卫士马维探家回来，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抖，当他掰一块放进嘴里，泪水也随之淌下来，他一边哭，一边将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的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啊！”毛泽东喃喃自语道：“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己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强调政治思想战线上不断革命的同时，还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提出从1958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口号是苦战３年。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对斯诺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评述道：“许多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很小，以至于看不见它们。而人则很大，约有150磅。让人的块头一点也吓不倒细菌。它们恰恰进入人体并繁殖起来”。毛泽东经常进行这种类比，他喜欢用比喻来说服人。
在谈到关于经济因素是否强于“迷信的力量”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一方面经常受迷信影响；另一方面又迫于他们的利益”。由此，又引起了对迷信的讨论，毛泽东介绍了“吃狗肉”，大多数人，如果让他们吃狗肉，将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想到牛肉、猪肉、羊肉更好一些。他说，他自己就曾有过这一想法，不管怎么说，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得不吃狗肉，因为得不到其他的肉吃，起初他极力克服不适应，但后来他发现其味道比其他肉更好。他接着说，在广东，人们甚至吃蛇，吃鳝，他们为什么吃蛇？在所有这些选择中，他说，人们看到了社会习惯的力量。
毛泽东在1958年首先提出要“破除迷信”，与此同时，又号召“不要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教授已不再怕了。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上好几层楼才能爬得上去，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我还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184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另外，中国的庞大人口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毛泽东仍保留了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经常用茶水漱口，以致牙齿上积垢太多，积成了一层绿色膜。为此，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劝毛泽东：“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泽东则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水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