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随着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即将召开，海内外一致感觉到了十九大的来临。每当这个时候，各界最为关切的问题，便是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就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中国的政策在下一阶段会作怎样的转型，是继续目前的政策，还是会出现新的政策氛围和新政策？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前途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持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继续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走向复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来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从十八大以来的“治党”，取得重大成效之后转向“治经济”？如果了解今天中国政治和经济运作情况，就不难看出，这种转型实际上也是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所需。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主要关切在于经济动荡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并且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本身可持续的发展，而是已经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人民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给政治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激进政治人物纷纷崛起。英国的公投脱欧、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右派政党和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无一没有经济因素在背后。经济问题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而一旦政治变得不稳定，地缘政治也必然会成为政治人物转移公众情绪的有效途径。

无论中西方，每一经济问题背后都具有政治原因。在西方，经济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的失败。正如历史上每次危机之后所显示的，要救经济，首先必须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过，西方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极端自私，不仅阻碍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且很难对经济乱局担负责任。现在，“乱世出英雄”，政治动荡起来，给西方的前途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善于有效使用政府这只手，无论是市场的引入、市场的保护或者市场失败的纠正，都和政府这只手分不开。尽管在一些领域，政府这只手的过度使用，也导致了市场的失败，但在数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一个半多世纪的路，成为世界的经济奇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情。

执政党及其政府抓经济很有效。期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GDP主义，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不过，经济主义忽视了政治，更忽视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因此，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增长之后，执政党忽然发现自身面临深刻的执政危机。主要表现在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执政党内部形成大面积的腐败，腐败扩散和深入到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各个角落。第二，执政党高层形成寡头政治的局面（如周永康、令计划和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团团伙伙”）。第三，党内政治和经济领域既得利益的臃肿，使得经济转型非常困难，发展演变成排他性，好处流向绝少数人。第四，社会上老百姓不满情绪越来越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抗争甚至是暴力行为。在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执政基础出现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不管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它无疑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和执政主体。国家所有方面的成败，都取决于执政党这个政治主体的建设。正因为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十八大以来，执政党从从前的经济主义转向了政治主义，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了政治。反腐败、整治寡头、严肃党纪，所有这些作为，简单地说，就是为了人们所说的“救党”。的确，对执政党来说，如果经济发展了，但执政党本身因为腐败等因素而解体了，不管怎样的经济发展都会失去其意义。这一点对中共的领导层来说，是非常清楚的。

不过，治党并不是说经济就不重要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经济仍然是要务，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实际上，“发展是硬道理”具有普适性，是普世价值。如上所说，西方的问题也主要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其它问题。如果经济发展健全，不管什么样的政体，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社会运作都不会出现重大问题；但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下来，甚至走下坡路，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会面临巨大的麻烦。今天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尽管西方仍然继续指责着非西方的非西方式民主政体，但西方的经济问题已经开始动摇着西方的民主政体。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以后，中共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目标顺序安排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要务，也就是经济发展是要务。不过，从手段上说，全面治党是要务。如果没有全面治党这一环节，其他三个全面都将无从谈起。在中国的环境中，如果不能全面治党，执政党不作为，无论是全面法治、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小康，都将会是空中楼阁。

“救党”非唯一目的

也就是说，“救党”具有重大意义，但“救党”本身并非唯一的目的。“救党”对执政党来说是目的，但对国家来说，“救党”只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其他目标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具有使命的政党，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或者小康社会以后的富裕社会。如果要实现这个使命，在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就要转向“救经济”。

“救经济”应当成为执政党的要务，在社会层面，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一判断。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正在加深。这些年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大，增长不稳定，年增长率快速从将近10%降到6.5%左右，并且仍然在下降。最近的发展更表明，经济甚至面临紧缩的风险。从前人们总是认为，中国国家大，抗风险能力强；但今天即使在最为发达最具有发展动力的沿海省份，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大幅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说，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来自经济本身，而是因为政治因素所致。正如很多经济学家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很好。从宏观上说，中国已经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了良好的教育系统和人才资源等等。从微观上说，中国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例如城市升级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消费水平仍然很低、社会还存在大量的贫穷人口、老百姓仍然勤劳和具有强烈的工作意愿等等。为什么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不能转化成为经济增长呢？

很简单，如同经济主义出现了问题，政治主义也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面对十八大以来的新政治环境，各级政府官员调整不过来，导致不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五个经济主体把中国的经济推到了今天的程度。中央政府一直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和推动者，其他四个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实施者，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不过，十八大以来，因为大规模的反腐败和严肃党纪国法，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表现为无动于衷，它们的领导人选择不作为。这里既有改革的主观动机问题，也有客观的制约。从主观面来说，领导人普遍生怕改革出事情，不仅自己受影响，还有可能连累家庭。从客观面来说，改革是要做事情的，一做事情就会触动很多利益，这些利益就会聚集起来反对改革，造成一个谁也不可以作为的局面。再者，在制度层面，很多能够促动改革的制度并没有到位，例如政商关系、法治和合理的薪水工资制度等等。

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遇到麻烦的同时，民营和外资企业也发生了困难。经济下行，投资者对未来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是经济上的因素，企业家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劳动成本提高。但很多政治因素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例如意识形态的回归（左派、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等等）。所有这些主义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但在中国，意识形态可以起到在其他国家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法治的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意识形态往往被视为代表中国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巨大的不确定下，外资持观望态度，一些开始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另一些甚至退出中国市场；而民营资本也大量往外流出。

由此看来，要“救经济”就必须通过政治调整，来重新起用政府之手。“救经济”也是“救党”之所需。一旦经济出现巨大问题，执政党也必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不存在像选举那样的制度手段，执政党不可能把责任推卸给其他政党或者社会本身。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对经济负有全面的责任；同时，执政党的合法性并非来自选票，而主要来自其通过发展经济和社会对人民提供的好处和服务。

应当强调的是，从“救党”到“救经济”的转型，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说，执政党建设不重要了，反腐败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是要把执政党建设和反腐败等所有方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政治和经济互相促进，而非相反。这是一种制度化建设的高度。实际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制度建设，而“依法治国”中的“法治”更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可以预见，六中全会即将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会把治党制度化和法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中国成功了，就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执政党建设来拯救经济，通过经济建设来增进执政党的合法性，从而维持和改善社会治理，这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核心。这也已经使得中国和西方区别开来。在西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常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灾难性影响，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之后，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使得社会经济恢复常态。中国则可以用政府之手，避免周期性危机，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互相支持，从而实现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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