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大跃进”口号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这篇由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最欣赏“大跃进”一词，他提议：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口号的那一位科学家。
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大跃进”原意就是超出常规的高速度。当时有种流行的说法：工业每年增产20％以上，就是跃进，增产25％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3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2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总之，“大跃进”就意味着高速度。
“大跃进”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这个目标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国今年有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1958年１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未公开的讲话开始提倡“不断革命”。他动情地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赶上英国的号召。在为３天后党的会议所准备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他又详尽地解释了不断革命的概念。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的出发点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各个阶段的特点是，不断存在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只有与既存的现实实行彻底的革命决裂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斗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此外，矛盾的解决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毛泽东宣称，搞革命必须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国不该冷场，这种任务就像一场打不完的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的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著名的寓言：愚公移山。这个寓言的现代启示即：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是足以改变历史、改变现实的，人民大众即自己的上帝。
这是一个心理定式，不仅仅是毛泽东，《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们都具有这样的心理特征——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须先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变革。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种思想的力度和密度得到了空前强化的体现，意志和观念的作用被升发到无以伦比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潜藏的价值观十分符合人们对理想状态的寻求：勤劳、艰苦朴素、自我约束、忠诚、大公无私、清廉、集体主义等等成为顺应社会发展的美德。
按照毛泽东的世界观，新社会的产生是以经过思想改造的人的出现为前提，他提出，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主观可以创造客观。
在大跃进期间，农村人民公社被视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机构，并在实际上被认为是最终废除国家的内部职能的机构。大跃进运动的方针重点是使“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不断革命意味着不断的农村革命。
毛泽东又恢复他长期坚持的另一个观点，即“落后的有利性”，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十分自信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能力……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愈久，其发必速。正是把中国的落后性视为革命的有利条件这种观点使毛泽东在1930年预言“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毛泽东在1958年把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条件归结为“一穷二白”，正是这一激进的公式最集中地反映了把落后当作革命的有利条件的倾向：“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毛泽东后来还宣布：在历史上，总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战胜文化水平高的人。
如果说中国人民的普遍特点是一穷二白，那么有两部分人尤其具备这种特点。中国最穷的是农民，而最白的是青年人。毛泽东一方面相信农民最愿意革命，另一方面也相信青年人最能够接受适当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的转变。
毛泽东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
毛泽东认为，经济落后，并不构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改造的障碍，实际上，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落后是激发人的干劲，促使人的道德净化的革命有利条件，因而中国能够在自己脆弱的经济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毛泽东相信农民是实现革命的社会转变的真正力量，农村是决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结局的主要战场。
就毛泽东来说，用正确的思想和意志武装起来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随心所欲”地自由创造客观观点。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资金紧缺和人口众多的特点，提出人多力量大，强调要充分动员和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形成著名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提出大跃进的目标是他整个计划的组成部分。1958年2月，他提出了一整套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到实践上，这些目标又被人为地拔高了。为此，２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与此同时，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总路线本身又存在着固有的矛盾。达到“多、快”的目标与力求“好、省”的结果是二者无法协调起来。因为只强调数量和速度势必会忽视质量并导致浪费。很显然，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通过37个文件，毛泽东六次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不要片面地迷信专家、权威、外国。要像马克思、鲁迅那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他要人们抛弃贾桂式的奴才相，打掉自惭形秽的自卑感。为此，他一连串举出中外历史上出身卑微而有所建树或年轻有为之士三四十人。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的政论家、历史学家贾谊，到晋朝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大诗人王勃、李贺，到宋朝抗金名将岳飞；从战国时的甘罗12岁当丞相，到晋朝13岁的荀灌娘搬兵救父，等等，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家世、业绩、生卒年月，他侃侃而谈，了如指掌。
毛泽东认为，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要学习，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又谈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从服从。反对个人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混淆，这种说法，实际上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判了张奚若对“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所持的异议。自称要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一种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热潮。
1958年5月5日－５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代表毛泽东宣布进行“大跃进”。这显然是违背刘的本意的，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刘少奇在八大前曾向人们详尽地描述过稳健的、客观的1958-1962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实，刘实际上正在受到批评，他不得不在同样的会议上否定自己先前赞同的计划，违心地提出“大跃进”的目标，要求在一年内把整个经济生产水平提高一倍。
如果说上述目标对工业来说是不现实的，那么它对农业来说也是不合理的。中央只能根据毛泽东的本人的预见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不仅1958年的粮食产量要翻一番，而且1959年还要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粮食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求在各地乡村兴建数以千计的小工厂，以便在农闲时节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作用，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必需品。
此时，毛泽东要大力推行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的政策和计划的情况下，他采用了他惯于使用的方法，即对他的视察进行一连串的审议。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便已经提出了大跃进的问题。显然，他的意见在当时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直到1958年5月，他的意见才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把他自己的威望强加于这条路线，以求迅速达到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目标呢？结论只能从他对人民群众所抱有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信心中得出。他相信自己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也相信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完全能够实现他所提出的任何目标。这种信念多半是或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从长期的战争经历中获得的。在血流成河的战争年代，人类完成了几乎是超人的事业。在对待和平时期的建议问题上，毛泽东仍采用战时的方法。他坚信：自然界的障碍定会为他坚不可摧的意志让路。一旦给人民群众注入他的精神，“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他们一定能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就在此时，毛泽东热情地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确，在大跃进期间，大力提倡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凡事都强调走群众路线。那时的口号是：敢叫日月换新天。工人们为完成增加的定额而通宵达旦加班。在墙上看到类似这样的口号：一夜之功胜过千年之劳。一切都很纯真，而且很有感染力。
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底，运动在1958年初的几个月里主要集中于增加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场旨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是根据1957年10月党正式通过的新的毛泽东经济战略展开的。这种战略在提高了重工业的生产指标的同时，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倡发展小工业。在新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许多官员和机关干部都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以实现毛泽东“精兵简政”的思想。
大跃进运动在组织上的主要特征是靠从社会上发动群众而不是官僚命令去从事劳动。大跃进带有越来越浓的军事色彩，它成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而且确实也成了一场“与自然界的战斗”，它要女人们与男人们具有同样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构成了工业大跃进的标志，大跃进是以钢铁翻番为核心开展的。到８月底，全国钢产量仅450万吨，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要完成650万吨，毛泽东感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只有动员全党全民大炼钢铁。为实现钢铁指标，毛泽东号召大搞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运动），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并提出“合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当时全国各地大建土高炉，实行土法炼钢。全民动员、大炼钢铁，以提高钢铁产量。10月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上前线。到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全国土高炉遍地开花。人们使用各种矿石和废金属炼钢，有人甚至把自家的铁、铁锅和菜刀也投进了土高炉（由于人们都到公社食堂吃饭，家里的厨具都不用了）。全国这样的土高炉，一时间多达100多万座。
1958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全国“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齐上天。全国钢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10月15日至21日，是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303%。
经过全国人民三个半月的奋战，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生产出了大量金属，给运输系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有300多万吨钢铁质量太差，被称为“土疙瘩”，根本无法用于工业生产。
集体劳动的规模和强度日益增加。数百万城市干部和技术人员来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新的地方工业组织。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被发动起来，修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兴造水利工程运动”开始于1957年秋天，到1958年初的几个月其规模便急剧扩大。
大跃进时发生的许多事情基本上是自发的，在狂热的运动过程中，许多最重要的政策似乎是临时制定的或是由地方干部决定的。大跃进的自发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公社化所产生的惊人的推动力，这种自发性对大跃进最后产生的组织混乱起了重要的作用。
各级领导仍以延安时期处理军务的方法指导着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一连串的群众运动。各级政府呈现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许多缺乏工农业生产知识的党的干部接管了那些一直由专家、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者负责的工作。在这些党的干部发出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人民群众努力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产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精疲力竭，机器超负荷运转,原材料浪费惊人,为了按时完成产量而根本无暇顾及质量。
同时,统计学家也被警告说,他们的工作缺乏“政治觉悟”，强调专业标准是“教条主义”。用毛泽东主义者的话来说：“政治是统帅”。统计学家的政治职责是拿出令人鼓舞的数据，以激励人民群众去取得更大的成就。统计学家们屈从了。他们提供的数据不仅反映了大跃进初期产量的实际大增长，而且还掩盖了实际产量与高指标之间的差距。显然，毛泽东相信了这些数据，加之，当年的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粮食生产也确实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于是他们在1958年10月底宣布：粮食产量已从1957年的1.85亿吨提高到了大约3.5亿吨到４亿吨，全国的钢产量已达到1100万吨，是1957年的２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