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高峰。他的所有言论被奉为至理名言。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被任命为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他首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运动。《红旗》一开始便歌颂毛泽东是发现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捷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人民日报》和其他新闻宣传机构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场“大合唱”。
这时，人们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毛泽东可以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直到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才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８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毛泽东只是到1958年夏末才把人民公社当作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公共食堂，全国共计有数百万个食堂，并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
第一批人民公社于1958年4月出现在河南省的试验区。在1958年7月1月出版的创刊不久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伯达在描述湖北省不断发展扩大的合作社组织时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概念。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同意了正在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８月初，毛泽东本人又进行了视察，他的视察为活动增加了新的动力。8月29日，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正式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远比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预期和希望的更快、更激进，它似燎原之火，到9月底至少有90％的农户已正式加入了新建立的人民公社。年底以前，实际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被组织进75万个合作社匆匆合并而成的2.4万个人民公社之中。
然而，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需要排除来自省和地方各级部门的阻力。为此，有许多人遭到清洗。例如：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农业省河南，其省委的主要成员因抱怨人民生活困苦、劳动强度过大而受到批评。5月份，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潘复生被撤职。他的错误被定为：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毛主席。
在公社这种体制下，农业生产的任务由农民们组成的大集体共承担。农民的自留地，自有的鸡鸭和猪等也交给了公社。与此同时，以此激励人们的热情和干劲。结果，使得农业生产严重缺乏劳动力。当时,公社的公共食堂饭菜丰盛,且浪费惊人。但多数人都相信，“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即将到来，人们沉浸在狂热的喜悦之中。
1958年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去游泳池游泳，游后，遇上刚从广西探亲回来的值班员，毛泽东就与他交谈起来。
“你们十万大山的农民，今年还吃“黄狗头”（一种野生植物）吗？”毛泽东问。
“没有了，我们那里的粮食基本够吃了。”
“你以后再回家对乡亲们说那种艰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两千斤粮食，你说这样多的粮食拿到哪里去？”
那个值班员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惋惜地说：“是啊，一般农民出身的干部都缺乏这方面知识，我看你们单位可以办一个工厂，赶英国嘛，再是每天‘三人制’就不行了。你们每天应该增加两小时工作，再从八小时学习时间里抽出四小时当工人，将来能文能武，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军官好吗？”
“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两千斤粮食。”这个乐观的估计，毛泽东在此前后曾多次讲过。
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公社社长崔希珍并留他一起吃晚饭。
“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再过一个时期，每人每年要平均有一千五百斤粮食，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了。”毛泽东说。
8月14日，在河北徐水县，县委书记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
毛泽东听后，睁大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说着，他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起帐来：“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县委书记答道。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毛泽东又深入一步。
县长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毛泽东又逼近一步，他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大家，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有人答。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笑着补充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成了毛泽东每次听汇报后必提出的问题。粮食到底多不多呢？毛泽东没有考虑。但有时他也觉得“怪得很。”
在武汉视察时，他就曾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过：“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９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几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
怪是怪，毛泽东还是照样相信。同年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到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棉花将达到七千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
1958年９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当听到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既然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
北戴河会议是在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在此之前，从1958年春季起，毛泽东接连视察了浙江、东北、四川、湖北、安徽、河北、天津的农村。
在河北徐水县农业社的棉田里，毛泽东问：“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呀？”
“一千多斤棉。”社主任脱口而出。
“那就是三千斤籽棉呀！”毛泽东算了算说。
在山药地里，毛泽东问亩产多少？回答是计划亩产十万、八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几十万斤。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毛泽东不禁笑着说，转而又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回到县委会，毛泽东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斤上万斤。
就是这个徐水县，通过搞供给制，成为全国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他们对全县人员实行供给制“15包”。即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拷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和丧葬。这个试点经报道，在国内外都有极大影响，曾吸引了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来宾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的代表前去参观。但这个试点很快就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财力物资方面的匮乏，导致经济上难以负担，计划指标无法兑现。虽然县里多方面筹款，甚至挪用商业资金，也难以持续，最终这种供给制的“共产主义试点”不得不宣告失败。
1958年夏季和秋季是大跃进运动最为激进的阶段。
毛泽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党和国家机构的正常官僚渠道和程序，在他本人与群众之间、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与群众迫切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繁荣的愿望之间建立一种暂时的直接联系。
公社把人们工作和生活普遍军事化，到7月，公社的农民像部队一样组织起来成为民兵。８月，台湾海峡危机正好巧合，把国内“与自然的斗争”和外部侵略的威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金门、马祖岛爆发战争的危险很快过去了，但民兵运动依然在继续。到1959年底，有２亿人参加了民兵，3000万人配备了老式的步枪。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不仅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的组织。毛泽东在理论上赋予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和人民公社化的现实对现存的党和国家官僚机构行使职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假如人民公社真的按照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发展，那么中国的中央权力便将从根本上瓦解。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在大跃进运动前享有既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很快就对这种威胁做出了反应。
1958年夏季，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群众的热情普遍很高。但到了秋末以后，由于粮食短缺，运动受到了挫折，农民的劲头也明显下降。这是由于农业劳动力都被抽调从事工业、修水利和各项建设项目，农业生产受到忽视，人力不足，由原先的粮食丰收，造成粮食短缺。
1958年9月，毛泽东承认，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断言：在群众运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到11月，由于一连串的劳动大会战和不断的开会，人民群众被搞得筋疲力竭。11月2日，政治局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对各省进行现场调查。这些调查表明：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统计数字严重浮夸风，且浮夸的程度难以估量，因为整个统计系统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不久，毛泽东发现，牛皮吹得太离谱，动不动亩产小麦几十万斤，一头肥猪八千斤。这时，毛泽东才提出强调实事求是、讲真话，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并向全党干部发出那封《党内通讯》。
1958年11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在扫墓时，毛泽东说：“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不让我干事，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一切。他们挖了我的祖坟，迷信，我不还是很好吗？我还是毛泽东么！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也很好。我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由于经济上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和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增长。11月28日中共党的领导人在武汉召开讨论恢复经济的稳定性问题。12月1日发表了一个决议，决议基本上还保持着夏秋期间那种乌托邦式的调子，重申了人民公社将是中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一决议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克服了毛泽东的反对后通过和实施的，从而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开始。毛泽东宣扬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的理论，他催促召开一些会议，请好人和坏人都参加，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无所谓好人。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为纠正这种错误，11月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要坚持正确的主张，又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毛泽东也不得不服从曾经由他倡导而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1958年12月，毛泽东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继任。1959年初刘少奇又接任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一人事变动被解释为毛泽东自己要求解除，是他想集中精力处理党务。
毛泽东仍旧是党的主席，而党又指导着政府的工作。毛泽东主要想卸掉一些担子，卸掉一些责任。全会虽然免除了毛泽东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但并没有使他丧失斗争意志，也并没有使他要停止大跃进运动和解除人民公社的愿望。
会后，大约有１万名干部被派往各地考察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一些政治局成员也奔赴各省进行调查研究。
彭德怀元帅到湖南省，他专门访问了毛泽东家乡的人民公社。在那里，他核实了据说是创记录的1958年的粮食增长数字，结果却发现实际只增长16％，远远低于上报的数字。他还就此问题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交换了意见，周告诉他，实际只增长14％，而且国家还给予了大量的援助和贷款。毛泽东也视察过这个公社。
彭德怀是个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人，而毛泽东又特别地敏感。因此，毛泽东从彭此时的言论中感到了彭对自己的不敬。毛泽东与彭德怀同是湖南人，战时彭曾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毛泽东用诗赞美这位同乡“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之后，又派他任援朝司令官。两人的关系应当是不错的。
整个1959年上半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讯》做上方宝剑，在全党上下做着“冷静头脑”的工作，力图收缩、拯救由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恶果。他们虽违心参与了大跃进，但能承认恶果，勇于纠正。刘少奇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准备好大跃进经验及其问题的各项材料，准备在６月底在江西庐山开会。毛泽东给大跃进运动定的调子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刘少奇给这即将召开的会议定的调子是“成绩讲够，问题讲透”。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将要召开的是一次纠左会议，给大跃进全面降温。
当然，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确定无疑地相信中共党内的分裂是件大好事。他说：“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谁也不能否定这一点。”而毛泽东所运用的令人感到分裂是自然更新的方式，是新陈代谢。每年都有分裂，每个月都有分裂，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他好像很喜爱“分裂”这个字眼。
面对大量批评意见堆积如山之时，毛泽东略带悲哀地承认：我的看法也改变了。他认识到公社太大了，一口吞下去消化不了。公社需要平均化富裕的村庄和贫穷的村庄分享一切，这引起了极大的反对。1959年2月，在一次激动的讲话中，毛泽东自己承认，这种平均“会成为强盗行径”。于是他同意退回到大队阶段，那是一个较小的单位，把它作为农村新秩序的所有制的行政单位。但毛泽东又非常矛盾地厉声说：“大队就是公社，任何事情都得慢慢来。”
毛泽东能够在承认的同时反守为攻。他宣称：谁要是说一场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出一点偏差，那他准保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空想家，或是一个观潮者，或是一个帐房先生，或者干脆是个敌人。这句话体现了毛泽东的性格：狂躁、横扫一切，富于挑战性。他蔑视那些惧怕浪潮的人。他极善于看清对手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即使出现全线崩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将重新建设，最糟也不过就是让全世界大笑一场。”但他的坦诚仍掺杂着蔑视：“如果你们不让我一起干到底，我就自己干下去，直到把我开除出党，即使在那时，我也要去马克思那里告一状。”
跃进再跃进，共和国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生活愈来愈困难。粮食紧缺！副食品紧缺！日用品紧缺！
财政赤字！工农业总产值下跌。3年大跃进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亿元，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