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货币地缘经济和货币地缘政治——一个崭新的话题
二十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中，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崭新的话题，笔者将其命名为全球化的货币地缘经济和货币地缘政治——简称为币缘战略。其实国际商贸流通中采取相同的货币结算单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并非今天全球化的产物。早在古罗马时期，其官方法定货币就覆盖了古罗马统治的亚非欧三大洲的统辖区。在中国战国时代，当一个诸侯国崛起强大的时候，其货币往往就在商业交换和流通中被广泛使用，比如齐国的刀币就随着齐国的崛起而走红，而秦国的圆形方孔币也是随着秦国的强大而逐渐成为各大战国流行通用的“国际结算货币” 的。在以黄金和白银为本位货币的阶段，国际贸易主要是由这两种贵金属来完成的。
然而在现代经济系统和现代国际交往体系完全形成之前，货币虽然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已经存在于早期的国际贸易中，但是货币之间形成联盟，或是一国将货币视为一种战略手段来达到影响他国经济的目的却远不如今天这样发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国际货币结算的地位。美元的价值和黄金相挂钩，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货币紧盯美元，这样美元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世界货币的地位。由于美国制造业在战后20年之后开始转移到西欧和日本，国内的制造行业也逐渐不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德国和日本，美国制造业出现萎缩。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一国对另外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那么贸易逆差国要么改进生产、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要么降低单位时间的工资，以提高经济竞争力，要么在一个行业出现了贸易亏损时，通过在另外一个行业的贸易顺差来达到经常项目下的总体平衡。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元具有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人不想再回去走辛勤工作和贸易交换平衡的道路，于是美国人打起了美国超级货币的念头。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单方面的宣示实际上打破了关于国际货币的“社会契约”，美国走上了可以单方面打开印钞机印发绿钞的道路。为了平衡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以及应对制造业逐渐外移的困境，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和促进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通过提高美国的国债利率和利息来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国资本市场。这样欧洲人通过外贸积累的“欧共体美元”，海湾国家通过石油销售积累的“石油美元”，日本通过巨额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日本美元”（今天是数额庞大的“中国制造业美元”）源源不断地注入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通过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平衡了经常项目下的逆差，简而言之，这就是山姆大叔“不劳动者能得食”的根本原因。其根本理论基础在于，一个不受国际经济民主关系制约的霸权货币能够超额吸取世界资源带来的好处。
然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处于严重的周期性结构矛盾之间：为了吸引美国本土外的“美元”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必须提高利率；而要吸引资本大量流入美国的股票、期货以及证券票据市场等，美国又必须降低利率。因此美国必须周期性地游走在提高和降低利率之间，美联储必须在这一危险的游戏中不断寻找一个相对的平衡点。无论美国房贷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如何非理性地扩张，无论美国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的投行内部有多少探不清的重重黑幕，无论投机商设定的衍生产品的公式如何复杂难以理解，其实这一切都反映了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吸金“黑洞”的事实。一个国家的公民过着超出了本身生活条件十倍、几十倍的奢侈生活，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更加非理性的是这样的超额消费还能将花费出去的货币再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吸纳”回来，形成美国天文数字般的债务，这是美国资本主义最神奇的地方。
因此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确也是晚期资本主义， 它创造着一种非理性的繁荣，这也是一种与时间赛跑的游戏，程序的设计者知道系统的内爆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总是要设法在一个危机点来临之前制造另外一个非理性繁荣的“泡沫”，以延缓内部的崩溃。于是世界霸主美国完全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通过人为制造繁荣的“资本市场”，通过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使整个体系得以运用符号来交换世界各地的物质资源、实物产品和能源。
支撑美国霸权体系的第一支柱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美元霸权，第二支柱是与军事紧密相连的高科技产业，第三支柱是美国的军产复合体，这主要包括美国所剩不多的制造业产品以及美国畸形强大的全球军事力量。有了这三根支柱，美国还可以牢牢生存在世界国家阶梯体系的生物链顶端，享受无限风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高度虚拟化和“脱物质生产化”，一些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效仿美国走上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大国如英国、法国，小国如匈牙利、冰岛，许多国家都追随美国开始将经济体制主要建筑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德国和日本是两个例外，这两个国家都是制造业高度发达、产业相当齐全的国家，德国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出口冠军。但是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发展规律，这两个国家恐怕迟早也要走上经济虚拟化的道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问题是，美元因为具有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吸收世界各地的资源， 打破“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千古定律，那么其他持有里拉、马克、法郎和克郎等中小货币的国家怎样才能同样的“不劳而获”呢？显然依靠这些小市场和小经济体的货币是无法享受到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要想享受美国虚拟资本主义的好处，必须至少建立同美国一样的具有吸引力的、和美国具有接近规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这样的资本市场必须是以庞大的人口总量、消费群体和统一市场为前提的，德国8200万人口的市场太小，法国6400万和意大利5900万人口的市场更小，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的4600万和葡萄牙的1100万人口的市场更加狭小，欧洲一国单独无法成大事，无法成气候，于是就剩下一条道路，小小联合，做大欧洲。欧元3亿人口统一货币市场的建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提并论的、具有同等消费潜力的市场。
很显然，欧元诞生有利于欧洲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尽管欧洲人从不提欧元和美元的竞争关系，但是事实上欧元对美元独占虚拟经济好处的程序性格局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利用其货币的“魅力”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资本市场，欧元和美元可以竞争东亚的净储蓄和物质财富。考虑到东亚净储蓄的巨大，以及东亚中、日、韩、台、港、新等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巨额外贸赢余和外汇储备，东亚国家任何改变外汇储备结构的行为都会对美欧的货币霸权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全球经济力量形成了美欧亚三极力量，在货币的博弈格局中也形成了美欧亚三大力量，而未来的世界货币格局也必将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当中，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另外一种全新的合纵连横，这就是货币关系的合纵连横。中国该怎样看待全球化中的货币地缘经济和货币地缘政治的现象，中国的国家利益究竟应该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设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货币地缘战略呢？
币缘圈 —— 一个应该正视的新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引进一个不为人们熟知的经济概念——“事实美元区”和“事实欧元区”，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理论概念，而只是部分专家用来描述国际贸易中货币使用范围的一个术语。理论上说，每个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美国使用美元，欧洲则是欧元，中国为人民币，日本乃是日元，韩国是韩元，泰国是泰铢，墨西哥是比索等等，这是每个主权国家内部的货币发行和使用状况，但是在国际贸易和交换中，在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的结算中，人们显然不能使用数十种和上百种货币进行贸易交换，人们使用的往往是通行的国际货币。
如果我们把主要使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换和贸易结算的国家归类为“事实美元区”，把主要使用欧元进行国际交换和贸易结算的国家归类为“事实欧元区”，同理还可以产生“事实日元区”等，我们就会发现国际贸易的结算中使用的货币单位是很少的，如果我们把以上三种类型的情况分别化归到一个个不同的金融贸易圈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币缘圈”的概念：它们分别是“美元圈”，“欧元圈”和“日元圈”。其中“美元圈“是一个大圈，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易范围，“欧元圈”则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币缘圈”，覆盖的主要是欧元区的欧洲国家和将来要加入欧元区的东欧国家， 还覆盖了部分以前使用西非法郎的非洲国家， 而“日元圈”是一个萎缩到快要消失的“币缘圈”，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之间的贸易使用日元进行结算。“币缘圈”的划分并不是那么绝对，一个国家在同欧洲国家进行贸易结算的时候可能使用欧元，在同其他国家贸易结算的时候可能使用美元，在同周围邻国进行贸易结算时可能使用本币或周边国家使用的区域通用货币，比如日渐成形的“人民币圈”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讲的“币缘圈”指的是一国在国际贸易结算时主要使用的结算货币，强调的是按权重比例所占的主要分额。
“币缘圈”打破了过去单单从地缘角度来认识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片面性，主要是从系统功能的角度（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交换）来划定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货币地缘讲究的不仅是空间上的分布和合纵连横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功能分属和经济相近性的选择关系。两个地缘接近相邻的国家完全可能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定位不同或是国际关系的抉择不同而分别划分在不同的“币缘圈”。
从中国当前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主要还是属于“美元圈”，但是将来会逐渐朝向“美元圈”和“人民币圈”两个“币缘圈”同时并立、平行存在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说我国在国际币缘的格局中暂时划归到“美元圈”中呢？这主要反映的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美的贸易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重点，中美经济紧密联系的特质决定了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出口的主要方向还是美国，通过对美的贸易顺差我国积累的外贸赢余也是以美元沉淀下来的。即使在今天欧元历史性崛起的条件下，我国的外汇储备结构中主要还是以美元为主，约占65%左右的分额，而欧元的储备份额还不到三成，为25%左右，剩余的外汇储备是日元、英镑等货币。从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顺差来源以及外汇储备中的主要储备货币来看，显然我国现阶段外向性经济的重点还是在美国方向；二是我国在与东亚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使用的主要贸易结算货币还是美元，而东亚经济体相互间在贸易结算时也一律采用美元结算，使用日元结算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罕见的；三是在广义的国际贸易中，除了同欧元区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我国部分使用欧元之外，在与拉美、南亚和非洲等国进行贸易时，我国所使用的也主要是美元，我国在购买国际原材料和能源产品时，使用的也都是国际能源领域里唯一被承认的世界货币——美元（OPEC已经考虑在石油贸易中部分使用欧元）。
从以上三个因素来看，无论我们心里是否愿意承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币缘格局中，实际上已经深深与美国国家利益契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中国，而且世界上实体经济增速最快、未来世界经济权力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利益都深深地和美国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前，我们从币缘的角度而言暂时处于“美元圈”之中。美国的物质产业除了一部分转移到临近的墨西哥以外，其他主要部分都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和东南亚的产业链条之中，并以中国为中心进行了完整的产业布局。美国的虚拟经济是否能够玩得转，完全取决于能否保持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并取决于美国是否能继续依靠美元绿钞来换取东亚的物质产品。
于是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局面上存在着一个G2的现象，从世界币缘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一个世界货币和币缘的G2现象。随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体整合进入核心的美元利益链条中，世界两架超级经济发动机完全决定了世界经济的走向。双方各取所需，各自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原则实现着双方最大的国家利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离开了东亚的实物产品，那么其所建立的虚拟经济就不过是硬盘里的一个象征符号，美国还得依赖东亚国家的净储蓄，通过“东亚贸易美元”源源不断地注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和购买美国国债，得以运用资本项目下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美国形成了对东亚的“双重依赖”。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体，通过美国市场巨大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其内部生产需求，来自外部的需求成为刺激中国内部源源不断的现代化动力，带动了中国各个产业的全面发展，同时美国制造业全面转移到中国也为东亚经济体注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美国的需求和消费市场牵引东亚经济发展以及美国制造业向东亚转移也无形中形成了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双重依赖”。
从币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含有美国和东亚在内的“事实美元区”覆盖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对美贸易使用美元，而且美元还带来了双边贸易的“溢出”效应，以至于在任何两对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中都使用美元。“事实美元区”拥有将近25万亿美元的GDP，包含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
尽管金融危机后这样的模式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元霸权体系已经是四面楚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只要美国一天还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就决不会坐视自己的货币从全球流通货币萎缩成为一种北美区域货币。中国持有过多的美元储备往往成为被诟病的一种缺陷。笔者当然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美亚货币同盟的模式，同时也认为这种模式必将得到转变，将来有一天还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极端，用情绪性和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而且千万不要忘记，一切从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只要我们冷静、理智和清醒，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实质上是正通过这样的体系实现崛起并得到巨大收益的。
正因为我们融入了以美元圈为核心的全球化，我们才能把巨大的外部需求转化成为内部发展的动力，才能促进中国内部产业分工、制造业布局的巨大发展，并充分解决了国内就业市场的问题，进一步来说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刺激了国内内部移民和城市化进程。而中国13亿人口占据了世界工厂的地位，本身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国家生物链条的运作，我国得以抓住了历史性的机会成为世界实物生产中心，而中国取得的美元储备又为中国在全球购买中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创造了坚定的物质基础。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推进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单单依靠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具有超强的国际购买力和国际认可的货币中国才能在全世界展开购买之旅。而在中国自身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前，中国的美元储备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战略要素了，看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签定的累计总量超千亿美元的合同，如果单单是我们手中的人民币，我们是不可能这样进行世界能源的大手笔布局的。不要忘记，即使最反美的委内瑞拉，在同中国签定巨额能源合同时，使用的都是美元，因为卖方是在出售自己的国家资产，当然要从最稳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进行贸易，因此现阶段还只能权益性地依靠美元。
当然中国持有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偿还债务能力等都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也对主权国家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只要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不在一夜间退化为一个中等区域国家，或者说，只要美国没有发生国家崩溃，美国政府自然会全力保住美元的最后一点尊严。而中国除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之外，还要运用我们手中的绿钞——一种到今天为止依然被国际贸易结算广泛接受的货币，一种到今天为止至少还被称为世界货币的结算单位，为我们国家的崛起和未来现代化大业谋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因此，我们无须否认这样的基本事实：就现阶段而言，包括中国和东亚在内的经济体从币缘意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美元圈”，我们通过币缘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阶段性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而至少在中美经济联体逐渐经历分离手术之前，我们在最关键的经济和货币领域，同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具有重大的利益重合和利益趋同，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中国历史性崛起之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中国的头等强国之路究竟意味着是利多还是利少呢？
北京——华盛顿轴心，幻想还是现实？
如果我们观察国际关系，经常看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中美之间的耦联和“中美国”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笔者尝试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并且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提出了币缘关系下中美同属“美元圈”的观点。既然在如此关键的币缘和经济领域中，中美的利益出现了如此强烈的正相关，那么这是否说明中美之间可能形成战略性结盟呢？那么欧洲某些国家政治家所警告的“北京——华盛顿”轴心是否真的是有根有据呢？根据美国的虚拟经济和东亚的实物生产相互交换，中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美元圈”的同一经济体，那么是否就印证了一些学者所阐述的“美国的总体策略是扰乱欧洲（打击欧元），稳定亚洲呢？”（著名经济学家王建引人注目的观点）。那么这一切是否可以证明美中实际上处于同一战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美国可能默许中国统一台湾呢？
至少我们从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这里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观点：中美事实上已经是盟国，而且将来必将建立结盟的关系。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相反方向的发展，美国一刻没有放松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干涉，美国对藏独和疆独的支持事实上在增强，美国派往横须贺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显然来者不善，更有甚者，美国挑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冲突，并使得亚洲区域联盟的进程蒙上了严重的“南海争端阴影”，中国甚至发现，在南海争端的问题上同时面临和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多国对峙的局面，而这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美国的影子。即使美国在伊拉克的逐步撤军和阿富汗的增兵都不能反映美国的地缘野心在减少，相反，美国对伊朗的空前野心丝毫没有减少，对于这块欧亚世界岛上的心脏地区美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只是美国国力暂时不及的区域，不是美国不想拿下的地方。非不愿也，力有未逮也！
由此可见，币缘的巨大合作并没有排除美国地缘上对中国的遏制，应该说，美国其实一刻也没有放松。理论上，虚拟经济阶段的货币之争应该清晰地反映在美国和欧洲对于货币霸权的激烈竞争之上，但是美欧的明争暗斗并没有意味着美国完全与东亚结盟，走上“扰乱欧洲，稳定亚洲”的战略。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重温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非常有必要的，米氏认为大国的角逐和相互削弱对方的权力是历史的宿命，大国处在“群龙无首”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必然从自身的安全角度出发，追逐最大化和不受约束的权力，因此大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大国之间永恒的悲剧。米氏当然没有看到，21世纪全球化和经济整合共生的特点，也没有看到新时代币缘的现象，他完全是从古典的权力竞争和地缘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运作的，这具有一定的偏颇性，但是他的论断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提醒我们看到问题的不同侧面。
笔者认为，美国正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运用和综合了19、20和21世纪的不同的理论资源和并采取了分层化的应对和行为运作模式，并充分认识到今天世界与过去的时代相同和相异之处，才能非常高明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娴熟地驾御21世纪超级复杂的国际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建立一种分层的、系统分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认识到国际社会已经分化成为政治、经济、金融、地缘、币缘、能源、文化圈和理念及意识形态圈等不同领域，而这些不同的系统领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些系统具有某种运作的独立性，在功能上具有某种自治性和内部规律性，每个系统范围内都具有自身的逻辑，因此在一个功能系统中两个国家是“和合”关系，而在另外一个功能系统中两个国家很可能是“争竞”和“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两国可能在币缘领域是合作者，具有共同而重大的利益，但是在地缘领域里却产生利益碰撞；两国也可能在经济和币缘内具有强大的“正相合”关系，但是在能源领域和政治领域却又可能发生利益争夺。
从分层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中的功能系统远远不像发达国家内部的各个功能系统领域，其界限是按照内部的功能逻辑清晰地划分出来的，比如，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法律系统等，其界限是相对明晰的。由于国际社会中的“群龙无首”的特征，往往是强者能够突破规则，或是综合利用各种不同的规则来为国家谋取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关系中的功能领域虽然也具有某种独立和功能分化的特质，但是各个系统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相互穿越边界、相互操纵其他领域内部规律的。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能够调动出更多资源的系统往往具有扩张和渗透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利用和调动其他系统来为其服务。因此系统领域是分化的，但又是不平等的，形成了不同的等级和层级，笔者称之为分层分化系统。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的强国和霸权往往具有综合调动许多领域资源的能力，来达到为国家利益（特别是为经济和财政金融资本主义）和为国家政治（国家权力扩张）服务。 因此在国际领域，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宰制了其他的功能领域，来为其利益最大化服务，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
采取这样的分层分化理论，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美在经济、金融、币缘等领域存在着“和合”关系，但是在地缘、政治、能源等领域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在文化圈和理念意识形态圈里也存在着“竞争”和“冲突”关系（中国模式vs.美国模式，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等。依此模型，中国和欧洲在一些领域如经济同时存在“竞合”的关系（竞争与合作），但是在更多的功能领域比如政治、能源、币缘、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等却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关系，而在地缘领域双方却没有直接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现阶段中欧之间关系越来越复杂的原因；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在文化和理念领域也没有冲突，同时在币缘领域双方也具有接近的愿望，有将来合作架空美元的战略构想，但是在能源领域双方存在着“竞合”的关系，既有广泛的合作，但是在国际能源定价上有时候双方国家利益也会有一定背离，在地缘上，双方的地缘经济如火如荼，但是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比如中亚五国，俄罗斯对于中国影响力在这一区域急剧上升还是很有戒心的，因此，中俄在地缘上是合作竞争并存、但是在（美国的）外部压力下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通过分层系统分化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解释中美、中欧和中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为什么中国跟有些国家关系更加处于“和谐”的关系，为什么跟有些国家处于“竞合”并存的关系，而跟另外一些国家和超国家的区域更多处于“冲突”和“竞争”的关系。
分层分化理论认识到各个不同功能领域不同规律的事实，但是同时认识到各个分化的领域是“不平等”的，而某些系统更加深刻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比如金融资本领域、货币领域和全球政治领导权等领域。虽然在21世纪，国家和国家之间由于分层分化的不同领域的复杂关系不再可能产生总体意义上的冲突和总体意义上的战争（也就是类似一战和二战那样运用全部国家资源消灭敌国的战争），但是在国家对权力的夺取上，还存在着根本意义上的“角逐”。比如在货币领域，虽然现在中国和东亚还是属于“美元”圈，但是随着后美国时代的来临和美元长期而言地位下降的大趋势，中国早就在谋划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因此今天的“合作大于竞争”在明天也可能转化成为“竞争大于合作”，这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的。
在众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世界大国和头等强国的雄心了。中国和其他主权国家互换货币，以及亚洲国家开始浮现的“中元概念”和“亚元战略”，以及在2009年4月中俄联手抛出的“超主权国家货币”的倡议，一切都显示中国将从一个“经济强国，货币弱国”逐渐转化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货币强国”，中国独立的国家特质和国家精神决定了中国从属于“美元圈”只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战略。而当中国成为真正的伟大强国的时候，中国的最终国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亚元圈”或是“中元圈”，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币缘战略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中国在未来与各国的双边贸易中更多使用双方国家的货币，可以想见的是世界将形成诸多可能的币缘圈例如人民币——卢布圈（中俄），人民币——卢比圈（中印），人民币——里亚尔圈（中伊，中沙），人民币——雷亚尔圈（中巴），人民币——比索圈（中阿）等，这样数对新币缘圈再加上东亚和东南亚已经浮现的“人民币——日元圈”，将会是对美元霸权的终结。
中国既是当前美国最大的利益相关人，又注定是美国霸权一超的终结者，复杂的关系决定了复杂的互动，相互的联系和巨大利益相合却无法排除巨大的国“势”竞争和角逐，诸般复杂造就了诸般矛盾的国家行为。中国即使在G2越来越紧密的时代也不得不为未来早作准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肯定为我们留下了“后手”，以对付未来“中元”挑战。
下一篇将继续深入阐述笔者提出的国际关系中的“分层功能分化理论”，并总结分析上两篇对国际关系运行模式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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