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扫描国际关系理论
本篇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在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差异秩序格局中，一个国家怎样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头等强国”？一个真正的头等强国是如何运作影响世界各个行为体、并行使自己权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距离头等强国的距离有多远？中国如何深刻把握当前的国际环境，并深思熟虑地分析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崭新特征，从而可以审时度势地制定国家战略以缩小和头等强国的差距？
为了更好地分析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关系的运行模式，需要我们对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整体性地扫描和把握。
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范式，一是从权力、利益和国家利己行为而衍生出来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视角，另外一个则是从理念、价值观、规则和国际制度的构建而归纳抽象形成的建构主义理论（又被称为理念主义理论）。再进行比较细致的划分，我们又可以从现实主义理论中继续区分出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又称为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守性现实主义等；从理念和国际规则的角度我们又可以区分出新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理论以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等。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大师是汉斯 • 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关于这一理论流派对国际关系的阐述，笔者总结如下：（一）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是国家；（二）国家如同个人一样，其主要目标是“利己动机”，国家试图扩展自己的利益，增进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三）整体而言，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合法机制可以具有高度的合法性来规范国家之间的行为；（四）国际关系的运作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了国家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允许，每个国家都会寻求权力的扩张和极大化；（五）国家的权力角逐和权力竞争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也就是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当平衡状态被打破后，不平衡的状态将使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处于冲突加剧的状态，在众多权力角逐者的博弈中，国际局势失衡的局面又会再次转化成为平衡，如是，国际局势周期性地处于平衡和不平衡的状态中。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兴起于1970年代末期的美国，其代表人物为肯尼思 • 沃尔兹（Kenneth Waltz)，其理论流派在理论界又一般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吸收了许多营养，同时又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更新和发展。该理论流派考虑众多不同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比如某国国内政治架构和国内利益的分化对该国国际政策的影响，一个国家决策机制和精英阶层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认知程度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而新现实主义理论特别认识到了当代国家的对外关系深深嵌入到了一个国际关系的结构之中，而这个国际结构是由国际机制和制度化的规则所构成的。虽然国家依然是主要的行为者，但是这样的行动角色深深根植在国际制度的结构性框架中。然而，新现实主义并不过分抬高国际结构和国际机制的作用，即使一个国家遵守国际机制中产生的国际规范也并不表明有一个“超国家”的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经常性地是一个国家在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后才决定遵守或是不遵守国际规范。
另外一名现实主义大师是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其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重视的一部作品。这本关于国际关系的巨著代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流派，已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学界已经得到相当重视。米尔斯海默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角色和主要行动者，而国际社会由于缺乏主权国家之上的合法权威，因此处于无法理性治理的无政府状态。在此基础上，米尔斯海默认为，每个国家都无法完全识别其他国家的意图，因为每个国家的意图都是复杂的、不断变化和变迁的，因此国家之间的非理性的角逐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国家就其本身而言是理性的行动者，它可以合理地制定出未来的战略规划。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发展和创新，进攻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角逐。什么是大国呢？米尔斯海默主要是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大国的。他认为，从军事角度能够有效压服他国意志而贯彻本国意志的就是大国。而军事的测量则主要是从陆军的角度来分析的，也就是哪国的陆军强大，哪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被划归到大国的行列。正是在这个定义上，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地质疑和批评。不过，我们还是很值得了解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观点，因为根据他的理论正好可以推断出“中国威胁论”，他的理论为这样的论点提供了思想基础。从知己知彼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和看法。
米尔斯海默认为，一部近现代历史，就是大国扩张和角逐竞争权力的历史，由于大国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安全环境负责，同时担心其他大国的权力扩张而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基础，因此大国倾向于谋求最大份额的权力，也就是获取能够压倒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力。而每个大国的相互博弈，在一个无政府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造成的结果是大国非理性地碰撞，这就是大国悲剧的含义和根源所在。因此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削弱过去霸权大国的权力基础，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因此老强权自然会竭力削弱或减缓新兴大国的崛起。因此，他坚决持有这样的观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不仅没有解决美国所担忧的恐怖主义问题，反而在混乱的伊拉克地区更加刺激了恐怖主义，最关键的失误是美国失去了国家战略大目标。因此米尔斯海默坚信21世纪的头20到50年决定世界的将是“中美之争”，中国是挑战者，美国是老霸权的维护者，大国冲突的根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碰撞。
米尔斯海默表示，他并不是从任何“反华”或是其他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而是从他的理论架构演绎出这一观点的。因此，尽管笔者不同意米尔斯海默的中美最终冲突论，但还是对米尔斯海默诚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表示敬意，这总比打着理念和普世价值观来榨取世界各国利益的某些西方学者和战略家要诚实无伪得多。
无论现实主义理论如何划分，其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认知模式是非常接近的，那就是从物质主义的角度，从权力、财富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运作模式。现实主义理论大多是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往上推导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从宏观角度看，还有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理论往往从全球大视野，特别是从资本、市场和权力的角度来探讨处于世界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权力支配、并在全世界推广其霸权逻辑的。
我们大略探讨了物质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的视角后，现在转向另外一个视角，也就是理念主义学派的理论。理念主义的理论与物质主义理论的最大差别在于：理念主义认为今天的国际社会，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国际社会，不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群龙无首”的社会。相反，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深深受到国际制度和价值观以及理念的影响。国际制度化的标志在于国际机构和跨国机构的数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了飞速增长，几乎在人类任何领域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国际组织架构，比如经济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金融领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教育文化语言领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劳工权利的国际劳工组织、负责全球健康领域的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和农业领域内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文化保护领域的世界文化遗产组织、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政治领域的联合国和安理会等、社会保障领域的世界社会保障协会、司法领域内的国际法庭、人权保护领域的联合国人权机制和人权组织等等。无论是国际间的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都在二战后经历了迅速增长，今天任何重要话题都会被国际组织涵盖。
国际间政府组织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全球协调和全球治理，而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则实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世界舆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这就是21世纪同20世纪和19世纪的根本差别。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正在经历制度化的阶段，任何国家行为，哪怕是大国或是霸权强国，其行为都不是任意的，都必须受到国际制度的制约和规范，违规的国家就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世界公众舆论的谴责。一套世界标准规范正在形成，普世价值观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人权保障、个人主义等形成了一种全球文化，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必须遵行普世文化价值观，公然反对普世价值观很困难，可能带来国家孤立和国际形象的严重受损。 一个国家必须在国际机制内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成为良好的世界公民，因此，一种“国际社会化”正在形成并规范制约着主权国家的行为。
这样的理论流派被称为新制度主义流派，或是被称为世界社会理论流派，其中集大成者是美国斯坦福学派的约翰 • 梅耶教授（John Meyer）。 约翰 • 梅耶曾经列举了一个思想实验来证明他的理论观点：
假设我们今天在南太平洋上发现了一个尚未被人类发现的原始岛屿，岛上居住的是世代与外界隔绝的土著，那么21世纪的国际社会怎样看待和对待这个新被发现的岛屿及其居民呢？最有可能的是，联合国派遣一个代表团与岛上居民发生联系，而岛上的居民也可以第一次接触到外部世界，部分代表可能还会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到纽约去访问。一旦岛上的居民与外界发生了接触，那么接下来一系列的发展可能就无法避免了：首先是联合国的代表团协助岛上的原始部落和酋长进现一次全岛的人口统计，然后开始建立学校和医院，促进岛上居民的教育和身体健康，然后会统计岛上的经济产出，建立起现代的市场和货币交换体系，以促进岛上经济发展，而岛上经济产量则是按照200多个国家通用的GDP来实行核算的。然后岛上会建立现代社会的组织机构比如卫生部、教育部、经济部和社会保障部等。在联合国观察团的协助下，岛上会进行一场大选，并建立议会通过一部宪法，然后宣布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新兴的岛国必将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下的一切国际组织，在岛国的宪法中，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和人权必将得到确定，政治、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等权利会写在宪法中。而岛上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古老习惯和原始宗教信仰，恐怕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很难再生存下来。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小岛在被外界发现后的剧烈变化呢？梅耶认为，是国际机制，是所谓普世价值理念，是制度化的世界社会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和理念主义派别看待世界的基本差别：一个理论流派坚持认为权力和利益以及霸权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决定因素，另一派则否定这样的观点，认为是制度、组织化的机制、理念和普世价值观决定着世界，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决定了其看待世界的根本不同。
除了理念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之外，我们所必须了解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 • 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亨廷顿较少强调国际间霸权的争夺或是普世价值观以及国际机制对现代文明世界的影响，他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各种冲突都是由于文化、文明不同而引起的。自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冲突不再以简单的意识形态而划分区别，而是依据宗教信仰和文明的不同分野而产生了文明断层线上的剧烈碰撞。
从世界范围来看，亨廷顿认为世界范围内主要有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 、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犹太文明和亚洲的儒家文明等。其中西方文明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人口约十六亿、遍布全球近三十个国家的穆斯林文明，伊斯兰世界作为相对于西方文明的“异教徒”在人口数量上超过西方，同时反西方的恐怖主义又大多出自穆斯林世界。由于文明生态的迥异，亨廷顿预言西方和伊斯兰文明的剧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亨廷顿进一步认为，由儒家文明主导的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力量强盛，经济发展和扩张速度在当今世界是最迅速的。因此西方文明迟早会面临儒家文明的强烈挑战，中西之间的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以中国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文明将对西方文明的优越地位构成根本性挑战。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以后世界各个热点地区的冲突都有文明冲突的影子，前南斯拉夫和科索沃的冲突体正现了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冲突，而高加索地区的激烈冲突也同样体现了三种文明的冲突。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己所处的文明和文化位置预先划定立场，进而支持与其处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或是反对与其异质文明的国家。俄罗斯反对西方进攻塞尔维亚，并不是出自地缘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因为双方都属于东正教文明，而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则体现了突厥文明的认同感和基于此基础之上的联合。同理，未来中美的冲突也不是地缘和霸权的冲突，而是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
各种理论的缺陷和长处
综述各种理论流派的观点后，我们有必要来对比一下各种理论的长处和短处。我们仔细分析各家的理论架构，当然也是为了对国际现实和国际社会运行机制有一个更加精准的了解，把握住人类文明运行的大趋势，同时深刻对比当今世界和19、20世纪的异同，才不会误判世界发展的方向，也才不会削足适履，盲目地陷入理想主义。这里所做的一切还是紧紧联系中国和平崛起这盘巨大的棋局。
先来看现实主义流派（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应该说非常适合人们一般的经验认知和感觉判断，世界是由权力和利益构成的，国际关系中一切行为模式都是由国家行为根本决定的，而国家天然是利己的，其意图在于增进其本身的权力份额，如果有可能的话，国家会尽量追求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尽管现实主义很符合人们的感觉判断和经验，但还是有明显缺陷。比如怎么解释美国在世界社会的舆论压力下开始转向考虑签署保护全球气候的京都协议，而根据这样的协议，美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实质上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怎样解释全球协调的反恐斗争，在索马里和也门之间的亚丁湾齐聚了众多国家的舰队，而某些国家是事实上的权力竞争者？怎样解释联合国成员国对东帝汶和柬埔寨的联合干预和协调一致的维和活动？怎样解释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探讨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保护和工作安全？怎样解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一些濒临灭绝的语言进行的保护和促进？
即使是“国家是国际行为关系主体”的观点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受到挑战，人们普遍看到，国际组织、跨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内部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地合纵连横，在气候、环境、人权保护和国际政治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否依然是21世纪国际行为的主体行动者？如何看待欧盟、东盟亚细安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跨国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为？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尽管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缺失却在于其过于绝对主义化的观点，以及对人类社会的静态把握，而失去了对人类社会巨大变化的动态把握能力。大国之间面临竞争和权力的争夺，但是这并不必然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尤其就中美而言，中美的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美共生体和G2的讨论就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美经济关系深深整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双方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中美这样在全球化中连体的现象是大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也是米尔斯海默完全没有考虑到的。更不要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已经进入了核时代，大国之间爆发大的冲突很难想象。一个墨西哥的比索危机和泰国的泰铢危机都能掀起全球经济危机，而又何况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呢？米尔斯海默将大国的定义锁定在军事领域，将军事强国的定义锁定在陆军，在飞速变迁的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就有些过于迂腐和不合时宜了。
理念主义理论特别是世界社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组织、规则、国际法和现代文明机制对于规范和约束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这在我国普通民众中恐怕很难引起共鸣。但学界已经对理念主义理论有了相当的认识和讨论。总的说来，理念主义理论掌握了部分真理，部分地认识到了国际社会在二战以后不同于以前的世界，认识到国际机制、机构和价值观念的作用，认知到“国际社会化”的特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理念主义理论的重大缺陷在于，在某些方面过于天真和简单化，很容易走向与现实脱节的理想主义视角，因此容易产生偏差。尤其是理念主义某些派别的理论具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情节，他们往往认为普世价值观就是发源于西方的价值观念，世界各国都自觉不自觉地会全盘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这种看似“普世”的理论很可能转变成为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所谓的“西方特殊论”），而且这种看似强调“理念和观念”的理论反而很可能被霸权国家所利用，成为实现自己利益的一种话语权工具。因此，对这样的理论流派我们应当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其中某些合理成分，但是不要忘记其中的漏洞和不合逻辑的成分。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虽然可以解释世界上某些冲突和失范问题，但也只能是部分地解释国际关系而已。的确，世界上有很多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能否上升到“文明冲突”这一重大论断，还是值得存疑的。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如许多争端究竟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背后的利益冲突？许多同属于一个文明圈的国家，但是却一向处于竞争和角逐之中，这样的冲突该如何得到理论解释？譬如中国和日本同属于广义上的东亚儒家文明（也有学者单独将日本列为一种从属于儒家文明的亚文明），如何解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和角逐关系？还有，如果按照文明冲突理论，文明异质的就可能发生冲突，文明同质的就可能走向合作和融合，那么同属儒家文明、来源于同一个民族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不就是早就应该统一了吗？事实上正好相反，日本和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在很长时间内还会继续依附于西方文明的代表美国，天然戒惧崛起的中国大陆，这也不是与该理论模式完全相悖吗？
由此更见，各种理论流派之间都存在着某些合理性，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今天的世界，但也都具有重大缺陷，我们需要的是扬长补短，通过对各种理论流派合理成分的把握和综合来分析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
头等强国的谋势
对比不同理论的优势和缺陷，是要进一步加强说明《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里多次提到的关于区分国际关系中的几种规则的哲学探讨，也就是说，国际政治中同时存在着丛林规则、国家利益规则、现代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等不同的逻辑律。单独强调或是忽视任何一种规则都是不科学的，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事件中，必须对不同的事件进行分类，用分析论的方法来具体看待某一国际事件究竟是按照哪种规则机制在运行。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传统的地缘政治的讨论上，传统的地缘政治针对的主要是空间的地缘概念，通过对某些国家的直接控制（比如军事占领）或是武力征伐来达到扩大本国利益的目的。在21世纪初期，虽然人类社会依然是一个丛林规则和国家利益规则广泛发挥作用的世界，但是人类社会和20世纪和19世纪毕竟大大不同了。国际体系、规则以及世界性的理念的确也在另外一个层面发挥着作用，其根本表现就是单一的通过军事占领来扩大国家地缘利益的行为越来越行不通。即使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完全对军事上远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实行完全的军事占领。即使是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进攻美国都必须以反恐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理由来进行合法化论述。而在伊拉克问题上，由于合法性严重不足，导致美国陷入了战争泥潭。美国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传统地缘战争的影子，但是很难想象北约的军队可以长期占领驻扎在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军事管制。
在更多的条件下，一个强国或是霸权国家往往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实现对另一个国家的控制。在这里，地缘经济恐怕比地缘政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通过经济杠杆的手段和金融贸易的手段，一个国家往往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一个国家产业链条的控制，对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布局和经济产出的控制，往往可以实现对一国内部政治的控制和该国利益集团的操纵。一个强国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来有效促进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二战以后不同于战前的地方。随着国际机制的日趋完善，从人类社会进化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任意地军事占领另外一个国家越来越困难，其所面临的全球压力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而通过地缘经济则可以实现另外一种巧妙的控制，既可以在形式上不违反现代文明的机制，而又可以在实质上扩大一个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这是典型的不同规则的结合。然而究其实质而言，恐怕不能说明国家的利益不再起作用了，相反，国家利益还是在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只是通过地缘经济进而影响到地缘政治的手段更加间接巧妙了。
美籍波兰裔教授卡齐米耶日 • Z • 波兹南斯基在其著作《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中向我们展示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和西欧的跨国企业是如何控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的民族资本的，是怎样通过影响和培植这些国家内部的精英集团而最终达到廉价瓜分东欧国家民族资本的目标（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房地产的廉价出售等），也向我们展示了资本如何跨越国界达到扩张强国和霸权国家经济利益的目的。美欧扩张地缘经济的关键手段除了通过资本输出进行经济力量上潜移默化的扩散，还有通过其掌握的国际机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和超国家的机构（比如欧盟等）来对资本接受国提出苛刻条件，从而使得资本急缺的国家被迫采取完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所谓市场开放的措施，而金融业完全对西方门户洞开更是方便了国际金融集团和国际金融炒家对东欧的全面支配，最终为西方国家从经济上彻底控制这些国家的民族资本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超国家的机制尽管有可能发挥其真正的“国际机制”的作用，但是在经济领域里又可能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另外一种手段。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隐蔽了；利益的获取不像过去那么直接粗暴了，但可能却是更加有效了；军事手段扩张地缘政治利益减少了，但是经济手段扩张地缘经济利益却毫无疑问地增加了。
波兹南斯基通过收集资料并运用实证分析显示了，美国和西欧的资本在瓜分东欧国家民族资产的时候，控制该国的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了经济利益，只是控制了一种重要的机制和活动方式，而控制了媒体和话语权，则能够控制人们的大脑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德法等西欧大国控制了波兰等国的绝大部分媒体的运作，因此对于理念的解释传播和分析诠释全部掌握在亲西欧的精英集团之中。东欧剧变之后，东欧民众急切向往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对这些政治经济概念民众往往又并不真正了解，这给予媒体很大的操作空间。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广义概念，如何实现民主和市场经济则是一个复杂议题，这往往需要通过大众媒体的诠释来达到影响民意的结果，因此通过对这些国家媒体的控制和操纵，就能无形中控制民众的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诱导民意趋同于外国资本利益集团的认知期待。由此，强国不仅可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市场，还能操纵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同时还有可能操纵人们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
由于普世价值观在全球化世界的推广，以及全球媒体将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进行简单的神圣化、偶像化和超验化，使得普世价值观成为强国实现其利益的最有力的工具，同时普世价值观也可能成为攻击其他国家特别是压制竞争对手的最佳利器。西方媒体通过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宣扬了邪恶的苏联和邪恶的极权主义制度等，同时将西方的成功简化为“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教条式的空洞词语，然后利用这些简单廉价的口号和国内占总人口极少数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配合鼓动，使得大众放弃了对复杂问题的认真思考和探索精神，最终结果是引导大众完全无理性地相信一种教条，从而达到控制民意的最佳结果。这样的亲西方的舆论环境往往可以引导某些国家自愿地通过所谓多数民意表决来支持民主和市场经济，而多数人的观点恰恰是可以通过精算和统计被操纵的。民主自由等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一般的民众容易满足于表面肤浅的理解和崇拜，通过满足大众简单的心理需求来建立一种简单的迷信式的信仰，可以顺利解除一个国家人民内部的心理防卫和理性思考，进一步达到控制一个国家的目标，这是强国的高境界。
因此，深刻地分析现代国际社会的机制，在理念和价值观念背后往往可能隐藏着对实质利益的追求。当然，并不能排除真正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立的思想理念领域，也不能排除西方国家有相当多的公民社会团体在真正地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但是从实证研究和经验观察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多看到的是通过所谓的理念来实现利益，理念往往成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兵不血刃”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国家权力控制和权力追求的手段达到更高的境界，血腥的暴力征服和强力压制不见了，而另外一种心灵征服和自愿服从却诞生了。一个类似美国和西欧这样的强国往往是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经济命脉，同时又能通过对思维方式的控制让人们顺从和自愿选择符合西方强国利益的政策方案。
笔者将现代强国扩张自己的利益行为描述为：非经领土扩张和军事占领而（运用经济杠杆）扩张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行为，非经直接的政治控制和暴力压制而达到控制别国公民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行为，非经直接权力支配而（通过舆论手段）达到使别国自愿服从的行为。
控制了一国的市场，就可以控制一国的经济走向，
控制了一国的精英集团，就可以控制一国的政策走向，
控制了一国的金融市场，就可以任意用规则掠夺别国的财富，
控制了一国人民的思维，就会让人民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利益。
因此，一个现代世界的头等强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自己利益时，谋取的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领土和人口，真正要谋取的是 “势”，也就是能够掌握一种趋势性的和规律性的行为，从而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通过对“势”的掌握，可以占取利益而同时赢得民心，还可以让弱国内部民心分化而不能凝聚团结。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头等强国，就必须学会谋“势”，就必须产生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国家哲学，中国的理论架构，让我们的利益边界延伸到全世界，但是却能赢得别人国家的敬服和内心认同，只有那一天到来，中国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头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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