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小日本与大中国
日本家具商大冢先生走进北京的家具城时，有些惊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专卖家具的集散地。从古典中国式样的，到最现代的欧美日本家具应有具有，价格大都在日本的1/10左右。
但大冢先生熟练地拉开衣柜门，用手在门背面上下滑了一下。一个木刺迅即穿进了他的食指。一阵刺痛反而让他笑了。
“如此粗糙的做工，在日本是不会建立起好的信誉的。”他说。这也让他放心下来。
规模虽然巨大，但中国的很多家具还没有做到细腻。日本消费者还会在很长时间里消费自己国家生产的家具，或是日本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家具，中国企业以现有的做工，想要与日本企业争夺高端市场，还有不少差距。
—以上段落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
初次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除了体会日本人的礼貌以外，还能明显感觉到日本之“小”。不是说我们通常意义上贬称的“小日本”，而是从心里感觉到日本许多地方像小一号的中国。无论是京都的皇宫，还是奈良的佛教寺院建筑群，处处都能感觉到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痕迹，但是格局却远远小于中国的建筑格局。欧美的游客恐怕感触更深，他们进入日本以后感觉就仿佛像法国作家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庞大固埃进入到小人国一样，居民身材矮小，建筑格局很小巧，街道窄小，甚至连卫生间的设备都十分不适合欧美人的体型。曾在德国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位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入住东京一家旅店的时候，几乎要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探身“钻”进房间，叫人真是忍俊不禁。
与日本相对应的是中国格局之大，我们描述自身的时候从不吝啬使用带有“大”字的成语：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气势宏大、博大精深，而日本文化对于自身的描述则是百分百认同日本人的“尚小”情结，无论是园林，民居，佛寺，还是日本的民间传说，甚至是饮食和点心制作，都充分体现了日本小而精美的格局 （见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2005年）。
公正地说，中日两个民族对“大”和“小”的不同态度和文化审美情结反映出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特征。“大”固然代表宽宏大度和大人大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代表“大而无当”，“粗枝大叶”；而“小”除了表示“境界狭小”和“小心翼翼”等负面意义，也可能组词成为“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和“精致微小”。日本人的“小”既体现了某些文化中的负面意涵，但是也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许多独到之处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华文明中的许多文化元素在日本都发展成为艺术修养之道，比如“茶道”，“插花”，“剑道”，“盆栽”等，这些在日本都巧妙转化成为细致精深的文化艺术和对“完美”的不懈追求。在对“小”的发挥上，日本人可以说是螺壳里做道场，充分发挥了日本民族精益求精以及要把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完美艺术化”的倾向，就拿日本的浮世绘来说，明明只是风俗画，但那精确的细节、优美的线条、雅致的色彩令人过目难忘，传入欧洲后甚至影响了西洋绘画。
小人国出巧匠细活，日本饮食文化也有类似的特点，在日本料理店吃饭，往往是满满一桌精致的碗碟，里面无论是米饭还是菜蔬，都作得精巧细致，活像艺术品，但是量却少得可怜，中看不中吃。如果说，在生活领域可以充分体会到日本的精致，那么在工业、经济和科技领域就更可以从中发现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的奥秘了。日本人对产品的要求真是面面俱到、精益求精，从而能够不断开发出超薄、小型精致产品，正是那种仔细认真的精神造就了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的轿车如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以令人乍舌的速度占领欧美市场，日本产品从劣质到优质品牌的过渡仅仅用了二十年（比较王志强《如此日本人》2006年）。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泱泱五千年华夏文明、地大物博的地理环境给予了我们博大宽广的胸怀，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优越感和爱从大处着手但忽略细节的民族性格。一句“差不多”，一句“马马虎虎”，深刻反映出了中国人心理文化所积淀的知足常乐的文化特性，对一件小事精深的挖掘和对一件小作品千百般的精雕细凿一般不属于我们文化固有的特性。 反映在经济领域就体现在中国产品虽然在全世界迅速占领市场，但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同时中国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常常是因为忽视一些细小环节所引起的，正如文章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中国木制家具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类似汽车这样高端技术产品领域，数百个精密零件的生产和组合需要的是生产人员高度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每个细节的充分重视，当然也需要各个领域的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和协调能力，这里日本人的“小”（追求细致和完美）恰恰成为日本人的巨大优势，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仍然值得学习的地方。
“小”在中文中根据不同的搭配也可以含有“小人”、 “宵小”的意思，这些负面的描述总是跟“阴险”和“狠毒”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或是一群普通日本人时，我们不大会产生过于负面的联想，不少人还很喜爱日本文化如当代小说、流行音乐、日剧等。但是从一个民族深层次精神文化的层面来分析，的确积淀着很多固定不变的集体无意识。大中国身边的这个小日本，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处处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痕迹以及中国无处不在的影响。但是这个小人国的居民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矮个子不服输”的尚武精神，民族心态之好斗争强、阴冷狭隘有时候的确令人恐惧。
在大唐高宗年代，吸收了大唐盛世文明不久的日本旋即开始了不安分，还没有学到中华文化精髓的日本就开始思考如何“彼可取而代之”。被大唐击败后，日本安分起来，开始了全面学习中国哲学、艺术和制度的时期。安分了近九百年之后，刚刚结束了日本战国时期不久的丰臣秀吉就开始谋划征伐朝鲜和中国大陆，狂妄地想让日本取代中华成为中央帝国，一统海内外万国。这个时期，中日国力的对比已经不像大唐时期那么明显了，但是大明和朝鲜的陆军和海军还是经过数年的艰苦抗日最后重挫日军。日本战败，再次打消了“以小取大，以小欺大”的念头，中日之间又安稳了三百年。蛰伏了三百年之久的日本终于在中华文明衰落的晚清王朝依靠突袭一举击败占据千年文明中心的中央王朝，改变了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勾践击败夫差蛰伏了近二十年，成就了中华文明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日本蛰伏击败中国，从大唐初期起了妄念开始，蛰伏了1200多年。小小东瀛为了击败巍巍中华，居然有这样的潜伏能力，中华民族即使在强大时也不得不提防这样的“宵小”邻居呀！
之后日本上演了更多以小博大的赌博和偷袭，1904年日本靠亡命式的偷袭击败了俄国海军，自诩为“黄种人第一次击败了白种人”，然后开始贪心不足蛇吞象，先吞并朝鲜，再进攻中国，然后又故伎重演两次海上偷袭美国海军，最后终于招来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战败后再次体现了“小”日本的古怪，之前发誓要用日本列岛沉没和一亿玉碎来抵抗美军的日本在天皇宣布投降后，居然开始列队欢迎美军的到来。德国在战败后还有零星的抵抗，而美军占领日本后，美国大兵即使是单人乘车到很偏僻的地方，都不会有任何危险。许多小孩和妇女还列队微笑喊着“Hello”欢迎美军的到来，之前殊死战斗的日本人现在却带着无比文明礼貌的笑脸欢迎美军的到来。很快，日本人开始成群结队地访问美国，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看看这个战胜日本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全国对美国的崇拜升高到极点，这就是东瀛小人国的奇特之处，从来不讲究道德，只臣服于实力 （对比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名著《菊与刀》，2006年译著）。
但是美国人会放心日本吗？精细研究日本人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后，美国当然不会放心这个小人国。谁敢担保今天全面学习美国的小日本明天不会再来一次以小搏大？1980年代日本经济通过大肆收购，咄咄逼人地向美国本土进攻再次证明了日本人秉性难移。于是美国联合西方五国狠狠敲打了日本，通过广场协议和巴塞尔协议激化了日本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日本经济再次败于美国，这次经济战败被称为“平成战败”。
今天，走向头等强国的中国也不能忘记提防日本，我们要好好研究日本，彻底吃透日本，千万不要再给日本翻盘的机会。
弱小与强大，自卑与自大
许多研究日本的社会文化心理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日本人周期性地摇摆于弱小和强大的心理感受之中，具有严重的自卑和自大情结。自卑和自大恰恰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当实力低于对手时严重自卑，一天到晚幻想有朝一日强大后可以反戈一击，取而代之。在实力不如对手之前，日本人谦恭地向老师学习；当实力超过对手时，蛮横地欺凌对方，恨不得将对手从世界上彻底铲除。当实力弱小时，对强者顶礼膜拜，尊敬有加，谁都会认为日本人是好学生，当实力接近对手时，擅长搞突袭和偷袭，试图如武士道一般一剑封喉，彻底肢解对方。这种周期性近乎反常态和反社会的行为成为日本集体潜意识中的文化情结，同时日本人也有严重的社会人格心理障碍，落后时往往整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哀怨连天，耻辱无限。但是这种耻感文化却成为日本人追赶先进的强烈动力，落后激发着这个东瀛小人国去改变落后，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一旦超过对手后整个民族又会膨胀为“日本民族是高于人类其他一切民族的优秀民族”，这时日本人往往又会洋洋自得，野心膨胀，最后在其他强者联合下被击败和肢解。日本几乎周期性地摇摆于矛盾的两极，似乎永远学不会人类的平等和博爱的精神。日本人似乎永远不懂得道德观，日本人的词典里充斥着“压服和征服”，不是我压服你，就是你压服我 （见戴季陶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2006年收于《日本四书》）。
唐朝初年，日本对于强大的盛唐文明产生了敬畏感和屈服意识，同时日式的耻感文化驱动着日本人源源不断地去学习中国。当中国衰落时，日本又肆无忌惮地欺凌这个曾经在精神和文化上哺育了自己的母体文化。不要期待日本人真心地感恩或是谢罪，日本人既不会对中华文明哺育东瀛列岛而真心感恩，也绝不会对二战中的残暴罪行真心认罪。日本就是日本，日本只认实力，中国要真正赢得日本的尊重，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刚刚超过日本，而必须在总体实力上大幅拉开同东瀛小人国的距离，让对手真正臣服和敬畏我们。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天然缺乏道德感和正义是非观的民族来说，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的实力刚刚接近和超过对手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最大感觉就是不服和憎恶，当中国大幅度拉开同对手的综合国力的差距的时候，日本人反而会敬畏和尊敬中国。
日本人面对西方的时候，支配他们的同样是“弱小和强大”、“自卑和自大”的民族文化心理潜意识。19世纪中期，日本人第一次和英美文明相碰撞，日本人面对船坚炮利、人高马大的欧美人非常自卑。在日本的横滨码头，当时的日本政府专门寻来肥胖之极的东瀛巨无霸——相扑运动员来扔百来斤重的沙袋，试图展示日本人是有力气、高个子的人种，这一段让人今天读起来仍然忍俊不禁，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强烈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内心的极度自卑激发极度示强的欲望。当美国人的舰队于1853年轻松击败了日本的幕府政府之后，日本的幕府政府居然来了个180度转弯，立即要求和美国修好，答应美国的条件。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把美国人轰开日本港口当作节日来庆祝，这与中国人将鸦片战争当作国耻来纪念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日本人的实力逻辑和小国的奇特心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曾经领先全球的世界文明，会把任何外来的征服和欺压当作是历史的永久伤痕。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华文明的成熟心态就要远远健全于日本的岛国文明。
二战日本战败后，同样是实力逻辑决定日本人的行为，面对西方产生耻辱感和自卑感，而正是这种耻辱感和自卑感成为日本民族前进的动力，并转化成为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万丈雄心。当日本取得重大成就、在许多方面赶超西方后，老一套故事又重新上演，日本不仅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骄横自大，在西方文明占主导的世界不明智地追求日本收购西方产业和文化象征的“轰动效应”，甚至一些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感觉又可以和美国叫板，完全忽视了美国仍然占领日本的基本事实。当美国在经济上暗施策略敲打日本后，日本结束了经济奇迹增长期，进入了漫长的经济冬眠期，日本于是又一次陷入自轻自贱的民族信心低落期。
进入了新世纪后，日本发现不再是西方和日本的强弱问题，更麻烦的事是自己的“宿敌”，曾经领先了东亚和世界近1500年的中国重新回来了，中国崛起，迈向头等强国之路更让日本失去了国家定位和方向感，日本进入了更加郁闷的心理“黯淡期”。
日本的集体文化心理活动模式
有社会学家这样形容日本人的集体行为模式：日本人就像一群水中向着一个方向游动的鱼群，当一颗石子投进水中的时候，击中了鱼群中的某些鱼，于是它们开始掉头往另一个方向移动，其它所有的鱼于是都改变了游动的方向，往同样一个方向游弋。这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人们的行动往往是“非自我”的集团行动和集体行动，这样的组织模式易于集中人力、调动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这种缺乏反省能力和哲学理论思考的从众运动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弊端，当移动的方向正确的时候，可能产生很大的爆发力，取得巨大的成功，当移动方向错误的时候，由于严重的从众心理和大众集体运动不会轻易改变方向路径，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走向灭亡。
19世纪末期，日本学习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得比西方更加社会达尔文。1885年，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明确提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法而对待之。”这段号称“脱亚入欧”的宣言是篇不折不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述，日本受西方欺凌，反而要加入欧洲列强的队伍来欺凌亚洲邻居。于是看似成功的日本“鱼群”起了贪天野心，游向错误的方向，最终导致了原子弹攻击的惨剧，差点招致毁灭。二战后，日本人总结教训：我们本以为用过去的方式会赢得世人（西方人）的尊敬，结果得到的却是世界的厌恶，现在我们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赢得世界（主要还是西方）的尊敬，于是日本鱼群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为日本划定的跑道上义无反顾地游向和平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奇迹。但日本始终令世人难以放心，巨大的集体动员能力和反省精神的缺乏，固然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重大成就，但一旦方向改变，可能又会给自己甚至世界带来灾难。日本的集体组织能力是日本成就的关键，也是日本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原因。一个严重缺乏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的集团，一个始终可以用巨大力量变换游动方向的“飞鱼群”，永远不可能为世界带来文明意义上的更新，更不可能有任何道德使命感，而日本的崛起只能带来人们无限的提防。
正如日本社会的组织结构内部高度复杂一样，日本人使用的敬语空前繁复，见到每个不同级别的领导和同事都要使用不同的称谓和动词变位，都要决定使用不同深度的鞠躬，根据鞠躬的不同深度来判定对方的社会阶层（日本人的敬语使用见《百万个为什么：外语》1990年）。日本人在组织结构里极端小心翼翼，也极端地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遵守那数不清的繁文缛节，任何一个外来群体都不可能学会日本社会繁杂的“规矩”，除非他或她从小是在日本长大。这样的组织化结构固然有非常巨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但缺点是缺乏流动性、灵活性和改革更新能力。内部受到压抑的日本人下班后往往会爆发性发泄出来，于是文明礼貌的日本人在晚上又可能变为邋遢的酒鬼和卡拉OK和迪厅中的疯狂发泄者。 日本人在人前彬彬有礼，但是来到远离日本的国外，又往往可能成为最放荡形骸，最不遵守人类正常规范的一群，无论是在曼谷、马尼拉，还是在金边还是巴厘岛，日本人失范放荡的行为令人讶异，这是与日本人平时接触时看不到的另一面。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优越感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区别，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勿宁说是一种由于文明长时间领先亚洲和世界积淀下来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学、春秋战国三国时期悠久灿烂的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明世界观。在古代，中国人即使持有“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并贬低中国周边的民族和国家，但这都是建立在文化潜意识上的优越心理，而不是建立在种族优越感和宗教优越感基础之上的霸道，这是认识中国人优越感同日本和欧洲优越感差别的根本基础。
而日本人的优越感则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的狭隘的优越感，由于日本是环海的岛国，和亚洲大陆的距离远超过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距离，这使得亚洲大陆和日本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成为保护日本的天然屏障。在西方列强侵袭之前，日本在历史上除了面临过元军入侵以外，没有在严格意义上面临征服的危险。即使元军的入侵都被所谓的“神风”所阻击，导致唯一的一次外来侵略破功。跟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在历史上不断面临征服、侵略、民族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不一样，孤立的地理环境导致日本没有同外来世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和文化交融、民族融合，因此中国人那种由多元文化共同融合而成的中华文化是日本人难以真正理解的。孤立的岛国和孤立的岛民以及带有功利色彩的对外部文化的模仿和抄袭，导致日本人无论是在古代学习大唐还是在近代学习西方都没有能产生真正的世界性观念和理想。
从国土、语言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在日本国土上居住的99.9%都是大和民族，只在北海道居住着人口较少的阿伊努民族，但已经在大和民族的扩张与同化下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明。而日本国土上的外来居民，即使已经数代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人和中国人都一律被视为“外国人”。最奇特的是日本人对其海外移民的态度，由于日本社会重视所谓的民族纯净性和纯洁性导致日本社会超级保守和凝固的世界观，日本人固执地认为只有在日本国土上居住的才是真正纯粹的日本人，19世纪移民到巴西和秘鲁的日本国民由于长期脱离日本社会和日本固有的心理文化环境，则基本上不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日本人”。“日本人”，就必须是长期居住在日本本国的日本人，长期脱离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日本人基本上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日本人对“日侨”的观念迥异于中国人对于“华侨”的感情，无论在海外生活多久的华人都会被我们视为“同胞”，华侨和母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文化纽带和感情联结，华侨利益受损的时候，中国则对这些华侨具有保护责任。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领土、国民和语言达到高度一致，可以说，日本形成了领土、国民和语言高度一致的“三位一体”现象（王志强《如此日本人》2006年）。高度的同一性和均质性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为均质单一的国家，这也跟日本人追求“纯粹”和“完美”相一致，即使是在种族问题上也要追求完全的极致。从临近的中国来看，中国的土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其中除了满、回没有自己的语言或是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以外，其他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包含了多种文化和语言在内的多元民族文化。这就不难理解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和吐故纳新的更新能力。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奇迹，这是同中华文明的宽容、淳厚和巨大的包容能力紧密相连的。
而中华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华夷之辨”这一概念并非基于种族和单一民族基础之上，而是开放流动、具有文化性质的。《孟子 • 离娄下》就高度赞扬舜和文王，虽出生夷狄，但最终却成为华夏的圣人。这意味着，华夏民族虽是优秀民族，但只要掌握了中原文化，人人都可以成为华夏族，从大舜开始中华文明就体现了高度的开放性和普世性，绝非日本文明的狭隘可以相比。而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直到大唐盛世，许多开国国君都有非华夏族的血统，如唐太祖李渊就具有鲜卑血统，但这丝毫不妨碍大唐成为中国盛世文明的象征，因为中国文明始终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狭隘的种族观念来划分的。中国在大唐时代就是一个超级大国，是个非常类似今天美国的移民国家，扶桑人、高丽人、大食人、天竺人、波斯人，只要识得中华语言、读得中华经史、能作中华诗词的都可以成为中国人。大唐盛世，许多日本人、朝鲜人和波斯人都长期居住甚至移民中国，在中国学习儒家文化、经商做官、，很好地融入了中原文化。所以说，中国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体现了开放的世界主义的特征，中国人的“天下观”虽然是以中华为核心，但是吸收了世界各国文明，同时持有一种全然开放和流动的特征。
而日本的岛国根性造就了世界上最狭隘封闭的、非流动性和非开放性的、基于种族主义的优越感，日本人永远是日本人，外来人永远是外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日本人。天皇万世一系的民族童年时期的神话及神道教都固化了这种种族优越感，日本人从内心深处固执地认为日本人是神国子孙，地球上唯一的神国就是日本，而神国的居民是优秀的，外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国的子民。日本人这样保守封闭的优越感形成了与中国人开放流动性、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优越感之间的根本差异。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性质的战争，二战中，当犹太人因排犹主义走投无路时，中国人张开了双臂接收了犹太人，中华文明的宽容和仁厚岂是东瀛岛国可以相比的？这也在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对外国人和外来居民的态度上充分体现了出来，现在，某些中国人虽然从心理上会歧视落后于自己的国家，比如亚非拉国家的居民，但这只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差异较大和中国还不够国际化引起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和人民见识的大幅度提高，中国人的文化宽容性将再次得到体现。即使今天，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外国居民包括“三非”现象等剧增，都不会真正在中国人心中引发大规模排外、敌视外国人和种族主义的观点，这是我们文明特质所根本决定的。即使近期广州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基本上都采取了低调的态度，在主流舆论中人们听到的更多是对宽容和多元的呼吁。
而在日本的外国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日本人除了对西方国家的居民态度友善以外，对其他国家的居民那就是近乎极致的歧视、排斥和敌对了，每天报纸上充斥的都是外国人犯罪的报道，对日本人犯罪情况则不置一词，如果外国人和日本人同时作奸犯科被抓住，那么报纸的头条肯定是某某国人在日本犯罪行凶等。一位菲律宾外交官就指出，一般到某一国家留学，大家在学成后都会带着对这个国家的好感而归，只有在日本，人们往往是带着对这个国家的愤怒和怨忿而离开这个国家。晚清民国时期的奇人辜鸿铭在其用英语撰写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就曾指出，许多西方人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喜欢这个国家，而在日本住得越久就越厌恶这个国家。这绝对不是夸张，笔者的一个德国好友曾遍游了日中两国，尽管他指出了日本在社会经济和整洁程度等许多方面仍然更好，但是中国人却远比日本人友好和善良，也远比日本人开放。日本是有西化的外表，封锁的心灵，中国却是拥有一种真正开放和面向世界的精神状态。
由于心灵深处的自闭和封锁导致了日本不能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到日本发展来为日本服务，即使是久居日本的西方人都能体会到在日本社会交往的困难和无形中的排斥感。历史上的封闭和人口结构高度的均质，使日本人之间形成了“以心传心”的微妙而敏感的心理传递和理解能力，日本人进行交流时，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日本人都能立即心领神会，外国人却无法正确把握。基于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在日本人和世界居民之间划出了一道无形的、却是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相比之下，中国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远比日本人宽容，走在北京的望京，上海的古北虹桥，你就可以体会到外来居民已经深深融合到中国社会里去了。
从好的方面来说，日本的自闭和孤立症可以塑造出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让集团内部高度团结和均质，取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从反面来说，在全球化的世界，自闭和心灵封锁等于是自绝于全球化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流动，更无法成为移民国家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来为本国发展服务，这恰恰是日本一个无法医治的绝症。如果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得不到医治的话，日本将来的发展只会被美中两个大国甩得越来越远，成为真正边缘化的国家。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日本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出生率降到很低，甚至低于大多数欧美国家，为了延缓未来人口结构的失调和青年人口的赤字，欧美国家很早就开始有计划地吸引外国年轻移民来改变不利的人口结构，而日本出于种族为中心的优越感本能地排斥外来移民，这样的做法也是等于自杀。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日本如果不从现在起加紧吸收外来移民，到2050年人口将从今天的1亿2000万降到8000万，到本世纪末将下降到5000万，从人口学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空前危机。日本的“人口萧条”将使得老龄化问题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生产和GDP等将不可避免地更加严重萎缩，社会将更加失去活力和进取心。日本的前景不仅是黯淡的，而且是危机重重的，虽然原本可以实现理性调整，但是本身的文化心理结构障碍却让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内部更新和调整的机会。
开放的世界主义和封闭的岛国心灵
我觉得，即使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在看到日本民族的短处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看到另外一面——日本民族的许多长处，而且不要忘记时刻提防我们东边这个邻居。前面说到日本人的精确、细致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就非常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借鉴，而日本人的意志力、顽强以及在耻感驱动下的发愤图强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日本文明中的一些岛国根性确实不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和世界潮流，这又将成为日本衰败的根源。全球化越往后发展就越能体现中国的优势和中华文明的优势，未来的世界，海纳百川的包容式的移民大国和多元文明大国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形成G2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两国文化开放的特质和包容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两国的天然禀赋（规模和面积）所根本决定的。
我称中华文明为开放流动的世界主义，主要是基于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天下观”，中华文明从来就不乏对普世价值的思考，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是墨家思想都不乏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都反映了中国人普世的情怀。亚洲大陆往往是普世文化和普世宗教的发源地，无论是佛教的“普渡众生”还是基督教的“救世论和救赎论”都带有世界情怀和普世关怀的伟大理想。这和亚洲大陆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和文化众多是紧密相连的，在众多民族的迁徙和交融中容易形成“世界”和“天下”的概念，人们自然而然会去追求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世人类情感”。而偏居东瀛的日本由于跟亚洲大陆不发生任何直接的交融和接触，孤立的地理环境和孤立的文化心灵产生不了亚洲大陆那样的普世文化情怀，催生的往往是极端的种族中心色彩的自恋和自虐，同时在自己强大的时候又会极端暴虐地对待本民族以外的民族。日本不仅没有产生世界级的哲学家，也没有产生任何普世价值观和世界性宗教，甚至没有像样的理论家和哲学家，因此也不能对人类文明的提升做出任何贡献。即使是在日本经济狂飙突进的年代，日本文化也不能为世界带来任何新的内容，更何谈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
无论是释迦牟尼的悲天悯人，还是耶稣基督的仁爱，还是儒家思想的仁政和德政，这对于日本文化来说都是陌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日本在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后，将仁义礼智信等中国思想的核心进行片面性地取舍，儒家文化的基石“仁”不见了，却片面抬高了儒家的“忠”的思想，以至于其被日本神道教和军国主义利用而发展成为纯粹的“愚忠”。在儒家思想中，“忠”和“勇”是必须与前面的“仁”相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仁”的限定，“忠、勇”都可能发展成为片面极端的思想。
德国著名的东亚专家卡尔 • 皮尔尼在其名著《亚洲世纪：中国和日本的新世界强国之路》（Das asiatische Jahrhundert: China und Japan auf dem Weg zur neuen Weltmacht) 中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中日文化的根本不同和分野。他认为，中日两国都具有优越感，中国人是中庸和谐的文化优越感，本质上是和平的，强调华夏中原的道德优越和德政王化，而日本没有学到中华文明的本质，反而是将皮毛扩大，同时日本的优越感是种族优越感，带有强烈的极端主义气质和侵略性，往往具有争夺杀伐的暴力特性。皮尔尼指出，无论日本人近代怎么超过中国，但是日本人内心深处积淀的始终是对中华文明的强烈自卑感，自卑到感觉像是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自己心上。中华优秀的文明从荀子、商鞅、韩非、到孔子、孟子、墨子、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唐宋，这哪里是日本历史可以比拟的。中华文化对于日本人来说可以说是高山仰止，是无法超越的，是日本人永恒津津乐道的文化题材和文化来源，但是日本人又会极端愤愤不平，为什么中国文明优越于日本这么多？
日本人始终周期性地徘徊在自卑和自大中，用极度的自大来掩饰极度的自卑，用对母体文化的暴虐征服来发泄自己落后的愤懑。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各个领域全面超越日本，日本面对中国时，自大情结会越来越少，而自卑情结会越来越高涨，这就是日本不健全的社会人格造成的根本悲剧。日本始终不懂得平等地看待别国和其他民族，总是带着阶层化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各国，认为不是被压服就是去压服别人，这样就形成了日本人永恒的失范和偏差心理。
一个不懂得平等和道德为何物的国家，即使在经济上取得惊人的成功也不会对世界带来真正的影响和更新。日本人很善于学习、模仿和抄袭，但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他们是永远学不会的，那就是中国人宏大的世界观和视野以及中华文明的气度和器量。
全球化中日大逆转
最近日本国内流行一场讨论，题目为“日中关系大逆转”，中心的观点是日本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在亚洲的经济科技领先地位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逆转，中日竞争将发生扭转而有利于中国。日本自从1968年以来稳居世界GDP第二的位置已经长达四十年，日本国民已经习惯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恰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中国将成为日本GDP第二的终结者。如果考虑到日元、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相互汇率的变化，即使2009年中日GDP旗鼓相当，2010年中国也势必一举超过日本，2010年又是中国举行世博会的一年，世博会的历史意义并不亚于奥运会，可以说是经济贸易文化领域内的奥运会，届时将有数百万的外国游客光临中国的繁荣之都——上海，中日大逆转仿佛成为为这一盛宴所预备的一道开胃菜。
无论是2009，还是2010年，都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但是中日的GDP的正式逆转以及中国加速成为头等强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中日民众的观感来看，尽管日本积淀着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敬仰，但是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习惯了俯视中国。中日GDP的逆转将极大冲击了日本人的心理文化结构，日本人将产生难以适应协调的感觉，其心理必将经历严重的失落和不适应，同时很难定位自己的国家方向感。日本人未来怎样看待自己的经济地位，未来又怎样定义中日关系，将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二 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推行的一直是“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现在民主党的鸠山政府则需要重新定义国家的战略位置。这次重新定义国家战略位置将是日本人社会文化心理自明治维以来最重要的调整。但是日本很难作为，一方面日本不是正常国家，在政治上处于被占领的被动地位，整个民族文化心理被“精神阉割”。日本必须考虑是更加迈向亚洲，或是与美中两个大国保持等距，但是任何调整又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美国因素。因此日本将周期性地摇摆在“脱亚入欧”和“离美返亚”的矛盾策略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将像海滩上的鲸鱼一样，以巨大的身体无力地拍打着沙滩。而即使日本这次真正“返亚”，也会发现亚洲是换了人间，新的主导力量还是日本的老对手——中国。
三 我在《头等强国》中指出，亚洲古代历史全局性处于“中强日弱”的位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人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才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亚洲历史经历了“日强中弱”的转换，这是亚洲千年历史的第一次。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某些领域强大、某些领域弱小：日本是经济科技强国，政治军事的矮子；中国是政治军事大国，经济科技领域相当落后。改革开放，巨龙复苏，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在事实上形成了东亚“双强并立”的局面，2010年之前中国将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东亚双强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历史将会返回到“中强日弱”的局面，我们很快可以经历到这样的历史变化。那时候我们再回首看东亚的千年历史，日本的崛起可能就像海中冒出的一个浪花一样，在那瞬间日本民族得到极度虚荣，但是当浪花落回海里以后，大海一切恢复原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日本一度超过中国”将永远停留在教科书里，成为日本人的一个回忆，但梦终归是梦，总会有梦醒时分，日本人必须面对现实。
四是在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亚洲经济界流行着“雁行模式”和“雁行理论”的观点，这种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位差和产业梯度来分析日本领导亚洲经济发展，主要定义为亚洲各国企业网络化的跨国生产体系和企业跨国布局体系。由于日本处于亚洲经济发展的中心，具有雄厚的技术和资本以及完整的高科技产业链条，因此日本仿佛像领头的大雁，引领着亚洲雁群的飞翔。而紧随日本其后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 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处于产业链条的中高级阶段，仿佛是雁身，既接受日本的资本输出和承接部分中高技术生产领域，同时也投资到雁尾的东盟国家——ASEAN。东盟国家处于产业链条的底端，在接受大量雁首、雁身国家的投资后，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同时雁尾国家还出口资源和原材料到日本和四小龙。通过这样的产业布局，亚洲国家实现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建立了国家之间相联系的产业分工链条体系。 其弊端在于日本不肯转让技术给后进国家，同时日本的市场非常封闭，其他国家很难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分得“红利”。
自从1990年代中国加入全球化和亚洲产业链条的分工体系后，中国暂时处于“雁行模式”的尾部。但是中国携13亿人口的迅猛崛起仅仅在20年内就让“雁行模式”完全不再适合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中国本身就发展成为一只“巨雁”，笔者称其为“巨雁发展模式”。中国的市场潜力和人口总量远远超过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内部发展的梯度差距和发展阶段的相对位差使得世界各国企业可以沿着中国各地进行产业链条的完整布局，从沿海沿江深入到内地中西部，中国各地恰恰可以看成是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组合，沿上海一带是雁首，形成中国的第一世界——高科技发展中心，未来主要生产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华北和珠三角也可以看成是雁首，共同牵动着中国这只巨雁前行。沿着长三角、珠三角和华北平原一带形成了雁身——完整的产业链条的布局，这又带动着背后的雁尾——广大中国中西部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以及产业布局梯度决定了中国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天然禀赋建立完整的从初级产业、中级产业到高端产业等全面的生产体系。中国自身就是一只巨雁，亚洲过去的“雁行模式”安能继续符合时代需求？
同时中国崛起的庞大势能和巨大市场已经成为拉动东盟、、四小龙和日韩在内所有经济体发展的基本力量，连过去的雁首日本现在都依赖中国经济和市场才能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去的“雁行模式”还能持续吗？虽然日本和四小龙在许多领域依然掌握着技术和品牌，但是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奋起直追已经让中国具有了低中高各个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工业体系。中国既可以看成是一个雁首，带动东盟后进的老越柬缅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看成雁首、雁身和雁尾的结合。事实上中国的崛起让亚洲已经形成了“雁群模式”，不同的国家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带动着各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巨雁担当拉动亚洲经济发展的任务，日本的地位已经非常尴尬。 中国成为“雁行模式”的终结者，亚洲正式进入了“巨雁模式”（中国）和“雁群模式”的时代。
五 中国发展的潜力才刚刚在世界范围内释放，中国就成为与美欧相并立的世界三大力量。从更本质的意义来说，世界存在中美这两大根本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中国已经具备了在不远的将来在整体实力上超过西方世界的可能。这样的发展就根本决定了中国崛起和日本崛起的本质不同，日本崛起是区域性事件，是西方体系内部的事件。中国崛起是世界性事件，是中国成为与整个西方世界并立力量的全球化新篇章。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牵引着亚洲转变成为“巨雁模式”或是“雁群”模式，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2009或是2010，将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超过日本的那一刻，我们可以告慰我们的祖先，我们现代中国人没有愧对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业绩。无论日本人怎样嫉妒或是忿忿不平，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次中国超过了日本，中国不会再给日本翻盘的机会了，永远不会了。再见，世界第二经济强权——日本！
我们将继续迈向下一个目标，瞄准太平洋彼岸那个大国。
中国的世界理想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同属于东方文化，双方既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勤劳、节俭、上进和重视家庭等，但是日本文化又和中华文明在一系列深层次的哲学内涵上具有根本而重大区别。笔者称中国文化为开放流动性的世界主义，称日本为封闭保守式的岛国中心主义，中国人更重视文化和文明道德教化的力量，日本人更重视以种族观念为中心的区隔。中国人以世界性的“天下”眼光看待世界，古代的“华夷之辨”也是建筑在文化观念上，而日本人则是以神国子孙的纯种族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和世界的不同。
从一个个民族早期的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也能深刻反映一个民族潜存的集体无意识，比如日本流行的桃太郎、一寸法师和五分次郎的故事反映的都是以小博大，“小”战胜“大”的故事，民间故事里的小人物常常都能战胜利巨人，获取无数的财宝满载而归，然后回去欢天喜地地分赃抢到的财物。中国民间传说里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刑天舞干戚等故事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济世救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了一个普遍人类的理想，永不停止，永不放弃，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在这样的民间故事里都深深反映出了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普世情怀”。故事中的主人公，要么献身于明知不可完成的任务，要么舍家完成一项有益于人类的伟大事业，为了这样的目标，哪怕一人一家一代实现不了，也要一代代的奋斗下去，永不止息。
中华民族刚健自强和关爱世界天下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虽历经五千年不坠落的重要原因，这也象征着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辐射世界将是中国人一代代永不停息的执著任务，哪怕道路艰难，意志决心却绝不会改变。日本一位文学家在对比了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后，发现桃太郎是个无道德观念的以弱胜强者，他关心的是抢劫了多少财宝回来分给村里的人，而类似中国《西游记》这样经历无数磨难来普度众生、济世救人的情怀是日本文学非常陌生的。明朝哲学家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的世界主义命题，这也是东洋文化很难企及的。中华文明的大境界，宽广的视野，天下主义的情怀，以改造世界、普及人类福利为己任的伟大理想这正是日本很难学到的。学一个国家的皮毛很容易，学一个国家的精神却很难。日本鼎盛时期的1980年，世界也最多把日本看成是西方七大工业国的一员，最荣耀的是与美德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而改革开放仅仅三十年，中国就被国际社会广泛视为与美欧并立的第三大力量，甚至是与美国并立的全球前两大核心力量。然而关键的还在于，日本即使在自己最风光、最鼎盛时期也没有为世界贡献出任何新文明，更没有对人类社会带来任何文明和制度上的模式效应，日本往往只满足经济上在西方的框架内取得优势特权地位，同西方人一样尽情享受世界的资源。在国家大目标和对人类文明的创新性贡献上，日本是失败的，是完全缺位的，世界仅仅多了一个“经济动物民族而已”。当日本的经济奇迹不再时，日本过去的成就也终究将被世人遗忘，而日本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民族心理颓废期”，这正是内部哲学意义上的文明软力量的缺失导致国家宏大目标缺失所造成的。
而中国的头等强国之路和民族复兴却正体现了中国的思想和世界文明观，民族主体刚强不息，不惧压迫和苦难，一代代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过去三十年奇迹般的成功必将在世界范围内鼓舞更多国家的人心和民心，将民族富强的命运和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当中国强大之后，中国传统中的“厚德载物，万邦咸宁”的思想也将是中国为世界贡献出的新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和日本式的“菊花与刀”和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和攻势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决定了中国不会真正出现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点，相反，中华文明特有的宽容、多元和包容等特性将决定着世界会分享中国的繁荣。正如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模式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从东南亚到南亚，从拉美到非洲的巨大发展。中国发展了，其发展确实是与世界联动的，并带动着世界发展，这正是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将取决于我们在现代化和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对世界文明作出真正创新型的贡献。我们应当争取：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在处理提升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在国际关系的更新上，在文明冲突议题上，在全球贫困和南北差距的问题上，在普世人类价值观和社会人文情怀上，运用中华文明的主体哲学、结合当前人类文明成果构建出新的发展观、哲学观和世界观，构建出带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新国际关系，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课题。中国的哲学家、国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政治学家兼负重要的使命为人类探索新路。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类处在普遍的迷茫时期，整个世界仿佛失去了定位和方向感，中国模式应当肩负起“济世”的人类大使命。中国以其规模之大，以其特有的世界主义取向的普世文明和仁爱精神，必将对工业化以来西方占主导的世界观作出根本意义上的调整和矫正，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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