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peesshr
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是一个崭新的提法，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把功能分化理论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又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从该文中学到不少，就以下几点说说个人看法。
一、中央集权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自古中国就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经济，家族管理是农耕经济的必然，在大工业的生产社会化中，家族管理也必然让位于企业管理。但老思想意识一时还难以消失。国人上、下始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官员们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他总想集财权、军权于一身，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从历史上看，当中国统一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国家就会强大，就能管住地方官员，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否则就要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汉朝景帝削平七王之乱，才强大起来。晋朝八王之乱搅得中国大分裂达几百年。清朝在削平三藩后，康、雍、乾三朝牢固地管住地方，才有上百年的清平盛世。因为中央要考虑全局和长远，而地方官员只关心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对载舟覆舟的道理是不屑一顾的。宋太祖实行了和平时期的兵将分离制，虽然也有其弊端，但终于结束了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民国时期也有调将不调兵之说。解放后有过八大军区长官对调之举，还有地方干部轮调等措施，都是为防止地方作大，中央号令不行的后果。
我在《美好远景艰难路程》一文说加强中央权威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有的网友质疑，认为加强民主才是当务之急。中央权威和民主监督并不矛盾。一些地方大员，对上要求民主放权，对下强调集中，一手遮天。在中国没有中央集权，民主与法制的制度是建不成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走不出中南海，冲不出北京城，对耕地大量消失的情况，中央领导人心急如焚，耕地大减，中国的粮食安全怎能保住？有关保护耕地的中央文件一个跟着一个，下面就是不听。十七大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号令不行的局面。
从历史到现实都可以说明，没有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不行的，所以中央集权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二、功能分化是中国崛起的充分条件
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条件下的集权。是专管大事的集权。古代农耕社会形态比较简单，地方官集行政、司法等事于一身，还能运行下去。人类进入大工业社会以后，生产社会化，分工大协作的进展急为迅猛，为其服务的衍生职场如同雨后春笋，分工越来越细，各分工之间的协作耦连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管理也就越发复杂。政府什么都管，结果是手忙脚乱，什么也管不好。为此功能分化理论遂应运而生。功能分化是大分工协作以后对各系统功能和耦连关系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加以界定，这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如果不进行功能分化，政府对大事小事一把抓，清廉正直的好官能累死，坏官对该管的事不管，对以权捞钱的事，却乐此不疲，如批准土地之类。近年来国家已经废止了不少的审批项目和手续。这是在政治系统中逐步走向功能界定的初步举措之一。
中央集权就是要管大事，国防外交自不必说，在经济领域中如发展规划、宏观调控、公益事业，分配调节，跟据实践中问题向立法机关提出新法律法规之建议等等。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过去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才能统而不死，放而不乱，在建言之一中已经有初步说明，以后各策和建言中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体现。过去有这方面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最好能参加这方面的议论。
三、政治经济关系与官商勾结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这方面的话题在中国崛起策II的前两篇的留言讨论中提到过。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政治要保护经济系统正常运作，经济是政治系统的根基。经济发展了，财税的汲取能力的提升才能实现，国家才能富强。所以各国对其商业利益格外维护，世贸谈判之所以困难都是在为本国经济争取有利条件，有时还要用海军护卫本国商船，以免遭受海盗的袭击。经济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政治经济的这种关系是指在全局的层面上说的，而官商勾结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国家和百姓利益的犯罪行为。即使是为了局部地区或某些部门，那种损害国家全局和百姓的行为也应受到谴责。如地方保护本地假货，当上级环保部门到企业检查，地方官员，甚至地方环保部门向企业通风报信，对这种为保护局部小利而牺牲全局的行为应当追究查办。
当前政治经济两系统相互侵入的现象较为严重，权钱互易之事时有发生。贪污受贿这种触犯法律的事自不必说，有权人的灰色收入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房价猛涨的因素之一就是开发商要给把关验收的部门和个人上贡，就是消防、供电部门，你没有十万八万的，就盖不上大红印，更不用说土地、城管、规划等等部门了。至于税务和商铺之间的权钱互动也屡见不鲜。总之以权谋私之风屡尽不止。在功能分化中必须解决这种相互侵入问题。怎么解决？一是定期审查有钱一方的帐目，他再怎么做假帐，也会有蛛丝马迹。法律应规定做假帐或两本帐、三本帐者是犯罪行为，对搞假帐的会计、老板判以重罚。规定有权者（不论是大官小官）都要公布个人财产。这些都是国际上的成功经验。
四、中国人选择了可控渐变，拒绝了休克剧变
作者以生物、软件、交响乐等生动事例来比喻说明中央控制和调度的必要性，从文化等多个角度说明中国人对国家统一、和谐的认同，统一的中央政府是抵御外侵和天灾救助的依靠。从历史和现实中说明中国人宁可接受可控渐变的思路，也不愿承受休克剧变之痛。当然实在活不下去时也会揭干而起，拉起造反队伍。古代农民起义大多是不得已才走上不归之路的。"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是久经战乱的老百姓的无奈之语。满清晚期，对外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对内镇压。戊戌政变后，人们抛弃了改良派，转向孙中山，但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妥协，可能也有免于战乱刀兵之苦的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党和政府顶住西方制裁封锁的巨大压力，在中国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有人预言，不出几年中国就要崩溃，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在可控渐变的路上越走越宽。这是中国历史的延续，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五、中央集权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崇拜
中央集权是中央领导集体之权，不是搞个人崇拜，更不是个人独裁。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可能有智商较高者，有审时度势的眼光，有果断决策之能力，但也要尊守多数原则和任职定期制。宪法、党章中规定的事就一定要照办，这要成为全国全党的共识，绝对不能含糊。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四届，虽然是非常时期，但也是违宪的，在后人中多有批评之词。中国近年来已经贯彻了上述原则，同时也克服了因下级请求而续任的苗头。幕后听政作法也已废止。这些都是中国的一大进步。所以中央集权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
六、中央集权符合老百姓的愿望
由于对贪污腐化、野蛮拆迁等社会弊端的不满，老百姓骂声一片，各种各样的牢骚充拆街头。但老百姓内心深处的东西始终是求稳怕乱。"当前社会再怎么不公，大家还都有口饭吃，乱了谁管谁呀？"这是人们的心里话。古代人们总是企盼明君出世，青天再生。有了冤屈实在不得已，就进京告御状。这种心态一直流传下来。去北京上访正是此种心态的延续，要求中央帮他们主持公道。希望中国大乱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极少数想火中取栗的野心家，民族分裂分子，企图支解中国的国外敌对分子。一些抱有极左或极右思潮的人中，不少人有着矛盾的心态，他们并不想中国被支解分裂，但又希望社会上发生一点动乱，以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极左（二次革命）或极右（立即照搬西方模式）的目的。这只是他们想往"休克剧变"急于求成的一厢情愿。中国一旦大乱，必然是大内战、大分裂，大倒退，跌入万丈深渊的地狱中。一些早已把子女、捞来的资产转到国外的人们，他们绿卡在手，一看情况不妙，赶快逃之夭夭。一切普通善良的人们可就惨了。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对于想分裂中国的人是当头一棒，使其幻想完全落空。老百姓却看到了希望，低保户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实惠，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正在一一落实。由于中央树立了权威，过去声言要对付"钉子户"的地方官员在讲话办事方面也向百姓靠拢。从普通人的心态来看，中央集权是合民心顺民意的。今后经过功能分化，慢慢进入理性集权新时代，中国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七、中华文化支撑下的中央集权
什么是文化？字典上有多种解释。我认为：支配人们行为方式的东西就是文化。在大字不识的人头脑中也有文化。通过祖辈的耳濡目染，社会熏陶，也会形成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待人接物准则。只不过是不太系统比较粗犷而已。各个民族都有其历史传承的东西。如本篇建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重视和谐稳定，郡县管理体制，依靠中央保护等意识中这些文化传承，还有对可控渐变的认同，对休克剧变的恐惧，使得中国人对中央集权的认可。国外对中国在集权体制下还能大步发展经济，感到不解，这是他们不懂得中华文化特征的缘故。
中央集权最大的好处是高效率，经过功能分化后的中央集权将会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鱼和熊掌兼得的好事在我国要比西方更容易做到。
维我独尊强加于人具有排他性的西方文化与大工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使得他们走到前面。我中华文化中的小生产意识如自我封闭，只顾眼前，对上依靠，对下包办，进入官场，一手遮天，慢节奏等与大工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所以败下阵来。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互助、和平、尊重、诚信等将会成为普世价值。具有海纳百川，以包容性为特征的中华文化再溶入西方的进取精神后就会在世人面前大放异彩，成为今后的领跑者。以包容为特征的中华文化必将取代以排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而占据主流位置，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从专制集权过渡到理性集权是我国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文化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