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政治笑话，说德国总理问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回答说，总理你千万不要担心，因为如果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在美国及西方特别是战后形成的经济学出了大问题，首先就是没有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可以说它成了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样，过去30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未来的预测，包括许多大牌中国问题专家，大部分都是错的。坦率地讲，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使然，他们总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行，美国模式代表着中国未来。另一方面，我想恐怕是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社会学、法学等理论及其方法论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局限。由此我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考虑“改变范式”的问题。
在欧洲生活20多年，我感觉西方模式遇到巨大挑战。对于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和社会来说，基本上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失望的更多，包括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相当一大部分是“扶不起的阿斗”，完全靠西方援助。
我们质疑西方民主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预设，我把它们称为西方民主理论的“基因缺陷”。一个预设是“人是理性的”，认为人会通过认真思考，投出理性的一票，但现在选民已经越来越民粹。另一个预设是“权利是绝对的”，但中国文化所提倡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才是真理。
为什么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失败概率这么高？我把西方制度概括为由分到合，即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其代表，通过多党制的竞争、票决的方式，把分裂的碎块重新整合起来。非西方社会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要它分裂了就再也整合不起来，比如台湾、泰国、蒙古、菲律宾等，甚至包括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本身，比如美国，它也越来越整合不起来了。
到现在为止，共产党还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党，而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党。这是最关键的。打比方说，100个最富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的，但在美国，大概50个最富的人就可以左右白宫了。
中国模式一个主要特点可概括为选贤任能。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大都有两到三任省委书记的经历。如果按照西方一人一票才算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权没有合法性，但如果按照中国人选贤任能和“治国必须靠人才”的逻辑来看，美国政府没有合法性。
在台湾，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从未中断，百姓总体上比较温良恭俭让，但台湾政治和媒体却相当偏激、对抗甚至粗暴。那么，台湾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民主模式，而是一种协商性的民主之路呢？
中国大陆今天在很认真地探索协商民主。以大陆的五年计划为例，意味着在各层面上进行成千上万次的磋商，是真正的民主，从而对国家产生长期指导。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发展战略从1990年制定，一以贯之至今，从而创造了今天的浦东奇迹。在我看来，上海是不怕与纽约竞争的，以此类推，中国模式也不怕同西方模式竞争。
（作者张维为，是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近日在春秋研究院与台湾中研院政治学所民主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刊载在3月18日的《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