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西方世界的‘自由公民’，从小接受的都是西方价值的熏陶，多年的自由世界的宣传，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一辈中国人不断魔鬼化了，从这点来看西方自由世界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官方宣传教育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也因此导致绝大部分西方人到中国后，很容易用一种黑白分明的思路、眼光来看待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种黑白分明，就是将复杂的中国与西方关系予以过分的简单化：是要民主还是维持当前的专制统治？凡主张维持共产党治理的，就是不共戴天的共奴分子！凡是主张民主的，就是民主志士！
但真实的情况呢？这种黑白分明、简单化两极化的看法，今天已大大过时，完全不符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中国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来，已从这种要么共产主义、要么资本主义的简单分化，转变到了“一民主义”的状况。
为什么我将其称作“一民主义”的中国呢？在1949年代以前，中国的政治主流事实上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而其中民族主义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老一代人最高的理想之一，那个时代，他们目睹了中国怎么样受到西方东方列强的欺负，并艰难地复苏。他们有着很强的民族情怀，把统一富强的中国看作高于一切的政治目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在民族之崛起上本身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之间在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时所应取的治理手段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分歧。
尽管国、共两党多年的官方宣传，把彼此老一辈不断魔鬼化，实际上，两者大部分是很真诚的中华民族主义者。随着这些老人逐渐告别政治舞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在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在逐渐淡化。这种淡化，有国内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所谓毛泽东思想事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调合物，也因此决定了他的保守倾向，而毛泽东思想在遭到怀疑的时候，与之相对的持开放态度的新改良运动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在那个时代人们迫切的需要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状态，在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后，人民要求的是发展经济，老百姓要求的是生活要富足。民族主义在这个时期显然不是当时人民最迫切的需求了，民生意识被启动，也正是这种开放态度，使中国在与西方世界交流过程中得到了正面刺激，一时间被斯大林主义形式的民主压抑的更符合于西方世界价值的民主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中国与西方世界在1978年到1988年渡过了一个愉快的蜜月期，中国的政治主流从于是从“三民主义”变成“双民主义”民生、民主得到了高度认同，反倒是民族退到了一个次要位置去了。但西方世界却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终于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终于也就发生了1989年64运动这样的悲剧，也终于使西方民主再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禁忌。中国的政治主流又再回到了“双民主义”民族意识重新抬头，虽然当时政府的解读是把他作为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围堵来看的，事实上西方世界也的确是抱着这种冷战思维的。
时间过渡到21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又恢复到一个新的蜜月期，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2000年到2008年的几年，非常可观。但从思想观念的进步看，第二次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蜜月期，显然比不上第一次了，原因在于西方人在1989年犯的愚蠢的错误，已经让中国在这19年时间里，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民族挂上了钩，在长期的经济景气的刺激下，而西方人本身对其当前的制度的怀疑下，中国的国民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第二种制度模式的实验，也就是说只要西方一谈民主一谈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么引的反弹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论是政府和民众都会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不尊重是对中华民族的攻击，这也不得不说是过19年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中华民族主义在国际地缘政治下本土主义的上升，这也确是个无法阻挡的趋势。
如果西方世界无论是官方或民间，还认为民主主义能够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支点的话，那么，由此而制定的对华政策，绝大部分是不会结果实的。因为，中国的政治主流已经走过了“三民主义”的阶段，现在是“双民主义”了，不仅“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民生主义”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中国的政党赖以生存武器，而民生主义，则是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必须正视的根本，即使他内心不高兴，也要以其作为政策的出发点。随着“双民主义”成为主流，中国国内那些“无条件的民主派”（把民主看作最高价值——即普世价值主义者），已是凤毛麟角。同样，中国国内那种把主义看作是最高价值、不顾一切都要捍卫的，也已经是少数派了。
中国国内现在的真正的主流是什么呢？我试图这样来定义，那是一种“务实的具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意识”。这是不带负面意义的中性描述。“务实的具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意识”。
如果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已经形势明朗，通过多种实力对比，使得他们看到民主是大势所趋，那么中国国内民意也可能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国内的和周边的形势的关系，使得他们看到，大形势更有利于维持当前局面，他们也会继续维持选择当前局面的立。这就是“务实的具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意识”。
而这种务实的具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意识的支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双民主义”。如果他们看到民主，有助于维护他们已获得的民族和已取得的民生方面的实质好处，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民主。如果“民主”会有损于他们的“双民主义”，他们一定会坚决抵制。而如果国际的形势、周边形势更有利于维持先现状，现状会增加他们的民族和民生的话，大部人也会选择维持现状。
这就给西方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华盛顿或者伦敦或者柏林或者巴黎的政策仍然是以民主主义作为卖点，那这个推销广告90%是浪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所有重大政策的出发点，都必须要照顾他们的“双民主义”。即使西方世界不愿推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能去伤害它，更不能跟它对着干，否则只会迎来更大的反弹。巴黎今年的举动已经给了西方世界一个大教训了。如果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策，能够给对方更多的信心，即双方关系的处理，会有助于民族、民生的发展，那么双方间的互动还会良性地发展。甚至还可能会孕育出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美好的感觉来，但如果伤害了中国人的“双民主义”，则只会刺激一种新形式的“一民主义”的出现，这或是最糟糕的结果。
什么是“新形式的一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高于一切的东西方的对立和冲突，事实上在中国的学界知识界已经有全盘否认西方化的倾向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泛起，比如前年的向文波事件比如宋鸿士的走红比如管理学界的要中国自己的管理学的诉求比如今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都是值得西方世界注意和思考的。因为当前中国与西方世界未来的道路已经只剩下要么重新上演一幕美苏之间式的冷战，要么只有跟中国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这当然取决于西方世界对这两种政策的成本核算。如果西方世界认为跟中国继续国际合作将是最优求解，那么西方的政策能够瞄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做文章，使西方世界的某些要求，能得到中国方面的良性配合，双方之间交往更频繁些，那么，中国国内的“中华民族主义”就会淡化，西方世界的民主概念也更容易为中国国民所了解和接受，那时他们的价值观也就真的推销出去了。
西方世界必须认清----双民主义才是中国的政治主流，这点对他们很重要。
韩和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