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道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
──《淮南子·兵略训》
就中国战略的整体而言，这里所讲的“道”，并不单指“道家”的思想，而是反映力量的本质属性和制约、规范力量运用的规律、道义的总称。
《孙子兵法》谈到了“道、天、地、将、法”，将“道”列于这五大要素之首。在中国古代其他兵书中也大量谈到“道”，如“古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叫呼而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诎伸不获五度。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下。”（《淮南子·兵略训》）在中国古代战略家看来，掌握了“道”，就等于掌握了运用力量最本质的奥秘，就能够清晰透彻地了解周围的一切，就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战胜自己的对手。
一、“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体系中，“道”位居前列，出现频率高，应用范围广。“道”的本义是道路，后来，中国古代思想家将“道”视为一个哲学范畴，将其引伸有了本体、规律和道德等方面的涵义。孔子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一个哲学范畴的“道”。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道”的论述非常多，对“道”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中国哲学界将这些解释归纳为“道的八义”。这“八义”是：
其一，“道”为道路、规律。即古书《说文》中所说的“所行道也”。
其二，“道”为自然界万物的本体或本原。如中国古人所说，“物物者非物”，“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其三，“道”为“一”，为原初的混沌姿态。如中国古人所说，“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道”表现为一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景象。（《吕氏春秋·大乐》。
其四，“道”为“无”，为“本”。这主要反映在王弼的哲学思想中。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
其五，“道”为“理”，为“太极”。朱熹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道即理之谓也”。（《通书·诚上注》）“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周易本义·系辞上传》）他还说，“道是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无两体。”（《答陆子静》，《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其六，“道”为“心”。以“心”言“道”，把本体的“道”植于主体的“心”中。陆九渊提出“道未有外乎其心”。（《敬斋记》，《陆九渊集》卷十九）其弟子杨简解释得更为直接，“道在人心，人心即道”。（《大雅一》，《慈湖诗传》卷十六）这部分人认为，“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其七，“道”为“气”。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认为，“气”是万物中最基本的形态，是无形体的形而上和有形体的形而下的统一。这些哲学家们认为，“道”就是“气”。张载说，“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正蒙·神化》，见《张载集》）“气之生即是道是易”。（《模渠易说·系辞上》）王廷相强调“道寓气中”，“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慎言·道体篇》）
其八，“道”为“人道”。这里所说的“人道”即为“人道主义”的“人道”。这种思想多反映在近代中国哲学家的论述中。如康有为等人所说的“人皆天所生”，“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等。（《论语注》卷五）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这个“道”，张立文先生有过比较全面的阐释。他说，“道的八义的进程，是就每一时代的主要倾向或思潮而言，而非每一个思想家、哲学家都如此解释。就每一个思想家、哲学家而言，亦非仅只有一个解释，而有多种含义，由此推及每一时代思潮，亦有多种诠释。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决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接下来说，“综八义之‘道’，其内涵可理解为：（1）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以及最后的根源或依据；（2）道是自然界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气化的进程，亦是人类社会运动演化的过程；（3）道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其大无上，其小无内，其自身蕴含着阴阳、有无、一两、动静、理气、道器等等的矛盾对立统一；（4）道相对于具体规律、特殊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一般规律或总规律；（5）道是整体世界的本质，亦是人类社会的本质；（6）道是认识世界的指向，亦处世治国的方法以及伦理道德的规范。时时事事不能离道，《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能宏道。因此，道是一个涵盖面极广阔、蕴涵极深远的范畴。”“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之所谓道，是撷取改造、批判继承道之八方面内涵，而作为普遍联系的一个信息系统，或是一个场。它是由天道和人道诸要素组成的，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系统。”（《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48、49页）
在回顾大量有关中国哲学范畴这个“道”的基础上，下面要对中国战略范畴的“道”，或者说中国哲学范畴的“道”在中国战略领域延伸、应用和体现，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道”是万物之本
“道”的涵义首先体现在哲学本体论方面，即“道”是构成万物并决定万物变化的最本原的东西。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夫道者，无为之理体，玄妙之本宗，自然之母，虚无之祖。高乎盖天，深乎包地。与天地为元，与万物为本”。“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要深刻理解“道”的涵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并从中感受一些战略上所应感受的东西。
深刻理解“道”的涵义，要把握好一个“大”字。老子在解释“道”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个“大”字。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大’。”（《老子·二十五章》）老子在这里强调“道”的“大”，就是要说明“道”的无所不包、无边无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限性。如果从战略上理解这个“大”字，就是一种高远的战略意境，就是一种胸中自中雄兵百万的战略胸怀。在以往的哲学界，论述事物本体的时候，一般都强调“小”，都在探寻构成事物最小的“颗粒”。而老子在这里却强调“大”，由“大”来认识万物之本的“道”，仔细琢磨一下，却有一番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论述事物本体时，“大”或“小”，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观察事物，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道”是一种恒常不变的东西。“道”就是“道”，它不为其他因素所左右，不为任何条件所制约。它自身不变，却引发周围一切事物的变化，并且决定周围一切事物变化的形态和方向。按照现代哲学理论来理解，“道”就是一种以不变致万变的“绝对的存在”。对战略来说，理解“道”的这层涵义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了“道”，战略才能够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高深境界。
“道”作为万物之本，是一种“无”，是一种无形、无声、无嗅的存在物。它不具有万物所具有的任一特性，却能产生万物所有的特性；它不会有万物任一固定的形态，却能产生万物所有的形态。老子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按照老子的观点，世界万物生于“有”，自身也是一种“有”，但这个“有”是产生于“道”这个“无”中。从“无”的角度理解“道”，对于战略来说是一个比较高深的课题，但也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在这里，有两点要把握好：第一，战略上讲求一种“无”和“空”的境界，要不受任何制约和干扰地去思考问题，要不受任何固定模式的束缚去抓住问题的本质，去求取“道”的真谛。第二，“无”和“有”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体。“有”是“无”生成的，但“无”又是体现在“有”之中。战略上如果刻意寻求无形之“道”，这种“无形”本身就是一种“形”。真正的“无形”体现在“有形”之中，它展现在人们面前是一种不固定、无常形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老子所讲的“道法自然”。“道”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自在。这就是说，在刻意寻求“无”的意境中，不能得“道”，只有在顺其自然的和谐意境中，才能得“道”。
讲到本体，人们常用“一”来作形象的描述。现代哲学概念中也有“本一”的说法。同样，中国许多古人用“一”来解释“道”的涵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人并不是把“道”与“一”等同看待，而是把“道”更靠前地排在“一”的前面，并认为“一”也是由“道”产生的。例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因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三十九章》）后来，有人对老子这段话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余闻之师云，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气穷。”（《抱朴子内篇·地真》）以上解释颇有新意，见解也有深度，但其中“道起于一”的提法与老子“道生一”的意思不同。显然，解释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对“道”终极地位肯定的不够。
就战略而言，知一者，无一不知，不知一者，无一能知。明白“道生一”的道理，就是要着眼事物最本原的“道“，善于捕捉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善于从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出发，对周围复杂的现象进行缜密的符合逻辑的思考。按照吴子的说法，也就是“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最本质的东西最抽象，关联的事物最多，关照的范围最大，但是，最本质的东西也最不具体，最容易忽略一些微观的问题。有人说，战略家认识问题非常深刻，具有宏观性，就突出表现在这个地方。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领会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无为”讲得是“道”不专为，而“无不为”讲得是“道”无所不为。只有把握“道”，把握事物本质，才能够关照到事物的方方面面，才能够“无不为”。但是，这种关照，又不是事无巨细，又不是直接具体，这叫做“无为”。
中国古代不同思想流派，对“道”有不同的理解。儒家强调“人性”，认为强调“道”，强调“反本复始”，就是要回到人的本性上去思考问题，或者从人的本性出发去处理问题。儒家学派有这样的说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大意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后来为“物欲所蔽”，因此，就要“返本复始”，恢复人们原来的“善良本性”，遵循和发展这种“善良本性”就是“道”。所以说，儒家的“道”有更多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点，对中国战略是有影响的。
在宋明理学中，认为“道”就是“理”，强调“天人一物，内外一理”，“理一分殊”；强调“理”由“心”悟，得“理”则“全”。实际上，从强调事物“本一”的角度上看，“道”和“理”的意思相近，可以视为一个东西。正如庄子所说，“道，理也”。后来，人们将“道”与“理”并用，称为“道理”。通俗地说，“道”就是“道理”，这两个字所组成的概念，更清楚地表述了“道”的涵义。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比较全面的论述了“道”的涵义。如果需要作一个归纳的话，中国古人有一段话对什么是“道”作了非常简明而又非常准确的概括：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虚而无形，万物禀道之精而生，万物禀道而成。
三、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易经》对“道”的解释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角度揭示“道”的涵义。对立统一规律是决定事物变化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它是基于矛盾体中两个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本质联系而形成的一条规律。也可以这样说，“道”包含有对立统一规律，认识了“道”，就把握住了这一规律，就能够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联系，从容驾驭事物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用“阴”和“阳”来表述矛盾的两对立面。“阴”和“阳”最初的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正面为阳，背面为阴。也有人将“阴”、“阳”最初的意义解释为与“月”、“日”对应的关系，如“阴本诸月，阳本诸日”的说法。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对范畴来解释世界对立统一的现象。对此，宋明理学是这样解释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经过中国哲学家的提炼，“阴”、“阳”便从具体的物上升到具有一般意义且统涵万物的哲学范畴。据有关资料考证，这种提炼，是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最早完成的。
我们在理解“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时，要特别注意，“道”是决定“阴”、“阳”而生而动的那个东西，“道”不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本”。“阴阳”是“道”所派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摘录了《李卫公问对》一书中的一段对话：“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靖曰：臣常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后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李靖将孙子的“道”、“天”、“地”、“将”、“法”五个部分分为“道”、“天地”、“将法”三个层次，并讲明了这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这里所说的“天地”和“将法”不是指具体的物质实体，而是一个融“阴阳”、“险易”、“人器”的抽象范畴。在这三个层次中，“道”位于“阴阳”之上，是最高深和最神秘的。
我们理解“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不注意中国古代的“太极图”学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阴”和“阳”都是由太极而生，“阴”为静，“阳”为动，两都相互作用，产生世界万物，形成世界的千变万化。这一思想，充分表现在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一段解释中。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种“太极图”，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宇宙生成图。“太极图”很形象，中国战略思想中许多深刻的道理来自于“太极图”学说的观点并且是用这一学说中的概念表述的。例如，太极合阴阳，阴阳同根；太极分阴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即少阳对阴，少阴对阳；阴阳转化；等等。还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
就战略而言，不仅要理解“道”生“阴阳”，更要关注“阴阳”相互作用之“道”，也就是说，要在“阴”与“阳”的相互作用的变化之中，认识“道”，运用“道”。战略中许多原理性的东西，或者说一些带有神韵色彩的指导艺术，就是出自于变化中对这种对立统一的理解和把握。正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
在阴阳范畴的基础上，形成奇与正、迂与直、强与弱、虚与实、进与退、利与害等范畴，构成了中国特有的战略范畴群。仅就力量的形态而言，“阴”指的是隐蔽、潜在的力量；“阳”指的是公开、实在的力量。
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将李靖的一段对话，对我们理解战略上的“阴”、“阳”范畴很有帮助。书中说道：“太宗曰：李**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左右者入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在这段对话中，谈到了“阴”、“阳”，谈到了“兵家阴阳之妙”、“阴阳”之变以及“阴阳”与“奇正”的关系。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核心思想，可以用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来概括。这句话的寓意非常深，解释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如果通俗地说，老子在告诉人们，“阴”与“阳”互为反面；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是它的对立面所推动所影响的；任何一种高明的选择，要善于从对方角度去考虑，要善于从反常的方向去运作。老子用一个“反”字，概括了“道”的精髓，解释“阴”与“阳”构成的对立统一规律。
四、道者，是非之纪也
中国古人认为，“道”也就是“道义”。这个“道义”属于道德伦理范畴。
韩非子对“道”有一段独到的论述。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在他看来，“道”，既是“万物之始”，具有本体的涵义，同时也是“是非之纪”，具有道德伦理方面的涵义。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许多战略家的思想。在力量对抗中强调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在中国战略思想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在战略所遵守的“道”中，特别强调以民为本的“仁”和“义”的份量。这是中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战略的深刻影响。荀子在其《议兵》篇中特别强调了“仁人之兵”的思想。《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中也谈道，“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得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至强。”中国古人把“仁”和“义”嵌入“道”的内涵之中，或者说用“仁”和“义”去解读“道”的深刻内涵，使“道”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使“道”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属性。
孙子曾经说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畏危也”。《淮南子·兵略训》说，“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响；因民而虑，天下为斗”。这里所讲的“道”，强调的是能够令民众同心同德的“仁义”、“道义”的意思，强调的是战略的性质，而这一性质规定了战略追求的目标。“顺道而动”，“师出有名”，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原则。
刘邦顺道而动，师出有名
刘邦在洛阳为义帝发丧。是一个大手笔。刘邦东出洛阳，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刘邦为义帝发丧，并遍告天下，“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刘邦捡起义帝的招牌，为天下人树起了一个公敌，明其为贼，然后再以此来抟聚人心。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以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他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其为敌，其他诸侯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而为义帝发丧这一策略，则把统一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除残去暴的义举。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即由天下尊奉的霸主而变成天下人的共敌，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把原本复杂的形势矛盾与问题都变得简单化了。后来郦食其又建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中，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这却是一个建立在地理大势基础上的恰当的战略策划。在基本上以善和恶为标准把自己跟项羽在天下人面前区分开来之后，再造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确实可以直到使天下知所归的效果。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通过树共敌而使天下之视线聚于一，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这就是政略的重要性。
孟子有一个突出的思想是“仁者无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在《六韬》一书中，记载了姜太公与周文王的这样一段对话。周文问：“怎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呢？”姜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周文王听后连连称赞，把姜太公请上车一起回到国都，拜为军师。
“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本指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亲爱。“仁”，也是古代所谓善政的标准。人们相互亲爱的“仁”与人们相互对抗的“战”，是两个意思截然不同的对立范畴，但在中国战略中，这两个范畴联系在一起，赋予力量运用以明确的政治道德指向。这就是中国战略在政治道德意义上所强调的“道”。
在《司马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用现在的话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人以仁爱为根本，以正义的方法处理国家大事，这就叫做政治。政治达到到目的时，就要使用权势。权势总是出于战争，而不是出于中和与仁爱。因而，杀掉坏人而使大众得到安宁，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别的国家，出发于爱护它的民众，进攻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因此，以仁爱为民众所亲近，以正义为民众所喜爱；以智谋为民众所倚重；以勇敢为民众所效法；以诚实为民众所信任。这样，对内就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借以守土卫国；对外就能具有威慑力量，借以战胜敌人。
在谈到“义”的时候，需要专门讲一下中国古代的“义兵”思想。这一思想是吴子首先提出来的。吴子是中国儒兵家的典型代表。吴子认为，战争可以区分为五种：“禁暴诛乱”的为“义兵”，“恃众以伐”的为“强兵”，“因怒兴师”的为“刚兵”，“弃礼贪利”的为“暴兵”，“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为“逆兵”。只有义兵才是举顺天人的，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行不道、举不合义的非正义之兵，即使能暂时获得某些利益，也终将招致失败。后来，随着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的价值追求进一步渗透到兵家思想中，“义兵”思想也就成了中国传统兵家在战争观上的主体思想。而对道德的强调，也成了中国传统兵家文化区别于西方兵家文化的一大特色。
我们注意到，中国战略强调“道”的“仁义”涵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对抗的目的性。就进行战争而言，一定要符合“除暴安良”，“顺从民意”的目的。第二，强调对抗中行为道德规范，尽可能降低对抗的残酷性。例如，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一些君王和将领主张“不击半渡”，“不擒二毛”，一些战略论著中对战争中坑杀降卒等残暴现象表示强烈愤慨。第三，强调防御和“非战”，尽可能防止过激的对抗行动和对抗方式，避免流血过多。
“道”的这种“义”与“力”的辩证统一，还深刻反映了“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尉缭子》一书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应当肯定，中国战略将对抗行为规范于“道”的范围之内，强调对抗要受“道义”的制约，这有着深刻的积极的意义，需要宏扬。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些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抗自身的规律，忽略了“大道义”与“小道义”的界限，把一些“道义”的约束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例如，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宋襄公的“仁慈”是一种“蠢猪式”行动。再就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战略影响。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战略的“力”有时受到道德方面过度的约束，“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叔孙通传》）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儒教徒归根到底是个和平主义的、以国内福利为政治取向的士人，对军事强权他们自然持拒绝和不理解的态度。”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内部优先”的文化。这种“内部优先”文化束缚了中国战略家们在空间上的拓展。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然而空间意识却可能是最缺乏的。中国人所关注的更多地是王朝在时间意义上的延续与再生，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征服与扩展。
五、道可道，非常道
“道”是极为抽象的。
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道”是一种物体，它是恍恍惚惚的，若隐若显的，若即若离的。“道”的象、物、精、信，隐于其中，不可直视，不能明说。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
“道“是无形的，或者说是形而上的。
《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名者谓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气布化，出于虚无，为天地本始也。《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凡物有朕，唯道无朕”。这里所说的“朕”不是指皇帝，而是指“形迹”。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事物都是有形的，只有“道”是无形的。《六韬》一书也是这样说的：“故道在不可见”。对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也有过大量论述。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还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
中国古人在讲述“道”无形时，是非常辩证的。他们认为无形的“道”存在于有形的“物”之中。“形而上者”反映于“形而下者”之中。中国哲学家程氏兄弟认为：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但是，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古代哲学的“有”、“无”之辨。对于道来说，实际是用“无”来形容“有”，把本体规定为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的东西，也就是有与无的辩证统一。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不同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其核心内容即本体论。中国传统哲学则把“道”当作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它除了本体论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包括竞争规律、行为准则等其他方面的东西，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规律与道德的统一，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身心合一”。因此，它不仅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且更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体验的东西。这种体验包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和对自我内心的体验。
按照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意思，“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语言词汇是有限的，而“道”是无限的。从整体联系而言，凡用语言表达的越明晰的东西，它失缺的也就越多。因此，感觉和暗示，往往表达的意思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这就需要人们用抽象思维去认识和把握。《淮南子》是一部有名的道家著作。书中在谈到“道”时说：“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意思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中把握和体验作为宇宙大全及其运化规律的道。在中国古人的论述中，常把“道”与“心”联在一起，强调用“心”去感悟“道”。王阳明江西平乱，屡获大捷。他的学生问他的用兵之道是什么。王阳明回答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岳飞在一次出征前接受老将军宗泽所赠阵图时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种被人们用“心”感悟到的“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理性的反映，达到了战略所要求的最高境界。在具体的实践中，“道”由“心”悟，“道”由“心”发，没有一种明确的可操作的方法，这要靠在一定的悟性和大量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由自己去理解和发掘。正如孙子所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始计》）西汉名将霍去病并没有读过兵书，却达到了用兵如神的境界，在抗击匈奴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史书上说他“暗与孙、吴通”，即在用兵作战方面达到了与孙子、吴子同样的境界。霍去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靠得就是对战略领域“道”的感悟，这是任何逻辑推理难以解释的。
有一位外国哲学家，对“道”也有类似的深刻理解。本杰明·霍夫在其1989年的著作写道：“人要想成为生活的主人，就应该明白‘道’的原理。这样，他们才能进行自我反省，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这是智慧的声音，超越了知识，超越了聪明。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所拥有的力量，而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战略柔性》第210页）
“道”的这种抽象性，不仅表现在“知”上，而且表现在“用”上。它要求战略行为达到一种“不可知”（这种“不可知”的意思是指对方或其他人无法知道和判断你的意图及行动）、“无为”的境界。正如韩非子所说：“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韩非子·主道》）还有一句话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六、战略与“道”
战略与“道”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说，“道”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在我看来，“道”规定了战略的性质，“道”反映了力量对抗的规律。“道者，物之导也”。《淮南子·缪称训》这个“导”字准确表明了“道”在战略中的地位作用。“道”规定了战略需要把握的政治、道义导向；“道”将会引导战略家遵循力量对抗的规律去赢得胜利。
所以，孙膑说过：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也。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无论军事对抗或者是经济对抗，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决定。但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多少，并不完全决定胜负，最终决定胜负的是“道”。
我们要特别注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在力量对抗的中，弱者要特别注意用“道”，这因为：得道者，顺道者，才能使自己所进行的对抗活动具有正义性质，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补充；得道者，顺道者，才能够掌握力量对抗规律，通过利用条件和巧妙的力量组合，改变力量在特定时空中的对比；得道者，顺道者，弱者才会由劣势转为优势，最终战胜自己的对手。
司马错论伐蜀之道
公元前316年，苴、蜀相攻，各来告急于秦，东边的韩国也来侵掠秦的边境。秦惠王欲先发兵伐蜀，则担心韩承伐蜀之弊，而且伐蜀道路险狭而难至；先伐韩，后伐蜀，又恐怕出师不利。由此而引发了朝廷中司马错和张仪关于伐蜀伐韩的一场争论。
张仪是主张伐韩的。他对秦惠王说：首先与魏楚两国假意亲善，再出兵韩的三川，阻断轩辕山和缑氏山的山口，挡住屯留的阪道。这样魏国和南阳就断绝了交通。楚兵临近南郑，秦兵再攻打新城和宜阳，我们便可以兵临东西两周的郊外，诛问周朝君主的罪恶，最后占领楚魏的土地。周君自知必亡，就会献出九鼎与宝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据有九鼎，得天下地图及户口，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一统，成帝王之业。至于蜀国，只是在西方僻远之地，野蛮人作酋长的国家，攻蜀只能让军队疲弊，百姓受苦，不可能造成王霸的名声。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现在三川与周室就是天下的市场与朝廷，大王如果不去争夺，反到戎狄那里去争，离帝王之业也相去太远了。
司马错的意见截然相反。他说：不对。我倒听说过这样的话：想要使国家富有的人，务必扩张自己的土地；想要使军队强大的人，务必先让他的人民富裕起来；想要称王的人，务必要广修自己的道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帝王之业也就形成了。现在大王的地盘狭小，百姓贫穷，所以应从易处下手。蜀国是西方的偏僻国家，并且是野蛮人做酋长的国家，他们如同桀纣一般昏乱。夺取他们的土地足可以扩充我们的国土，得到他们的财产足可以让百姓富起来；虽是用兵却不伤民众，并且又把他们训服了。所以攻占一国，天下人不会认为残暴；尽收蜀国之利，诸侯不会认为贪婪。如此我们一举而名利双收，并且又有禁止暴虐和戡定战乱的名声。现在若去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是很不利的。要知道劫持天子可是一种大恶名，况且未必得到好处；又有不义之名，而且是天下人不愿做的事情。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周是天下人尊崇的王室，齐是韩国和周朝的友邦，周朝自己明白要丢掉九鼎，韩国自己也清楚要失掉三川，这样两国必然会并力合谋，他们要靠着齐赵两国向楚魏求助解围。周朝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把土地分给魏国，大王是无法禁止的。因此，我以为这是危险之策，不如讨伐蜀国才是万全之计。
秦惠王认为司马错讲得非常有道理，于是令张仪、司马错率军伐蜀，很快就夺取了蜀地，改封蜀主为侯。由于兼并了蜀地，秦国国力日强，为东下与诸侯争夺中原奠定了基础。
在战略上理解“道”时，我们需要注意分析中国古代战略中“重道轻器”的思想。对于“道”、“器”之分，传统的解释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视形而上之“道”，轻视形而下之“器”，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与其他三家相比，兵技巧家的著作很少，并且难以流传下来。直到明朝的嘉靖时期，戚继光编写了一部操作性比较强的《纪效新书》，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战略在“轻器”方面的缺憾。结合前面的观点来谈，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战略思想这种“重道轻器”的特征，既反映了中国先人重视理论指导的倾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理性思维的成熟。正是由于对“道”的关注和挖掘，中国战略思想能够深入到力量对抗的本质，发现其最基本的规律和特点，成为通用战略学科的基石。
在战略上理解“道”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是，中国百家都言“道”，但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解释“道”，因此，我们要从百家之义中全面地理解“道”。关于如何综合百家之义和如何把握百家各自不同的角度，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赚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荀子·解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