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形
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孙子
“形”是“力”的外在表现。用战略的话说，“形”就是力量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部署和显示。人们只有通过“形”才能观察“力”的存在。战略只有通过“形”才能构成实际的对抗。战略作为一种运用力量的艺术，其许多方面的奥妙之处，就是体现在“形”字上，体现在力量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示形”和“变形”的过程之中。
“形”与前面所说的“道”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中国古人的话说，“形非道不生”。形体是道所生，但是，得道必须依赖形体的完整保持。
一、什么是“形”？
按照辞书上解释，“形”即“象”，是事物的“样子”。中国战略所讲的“形”，是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力量的外部特征。在现实的战略较量中，力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表现出来，这就是“形”。
在中国古代战略著作中，还没有看到对“形”作出严密的理论诠释，多数是借喻式的形象描述。例如，孙子说：“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兵法·军形》）孙子把“形”比喻为由很高的山上直泻而下的积水，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到力量的壮观之“形”。在此需要提一下大家十分熟悉的孙膑减灶诱敌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灶”，就是力量的“形”。通过增加或减少灶的数量，使力量之“形”得到改变。
中国战略将“形”作了分类。例如，在《孙子兵法》中，将“形”分为“强弱之形”和“攻守之形”。前者是力量对比的形态，侧重讲物质；后者是力量对抗的形态，侧重讲谋略。孙子还将“形”区分为“所以胜之形”和“所以制胜之形”。前者是别人能够看见的力量部署和调动的形态，而后者则是力量运用的形态。后一种形态，是战略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一形态的“示”与“察，展现出战略家们的智慧和才能。
二、“形”之“动”、“静”之理
力量“形”的变化，无非是“动”与“静”两种状态。
“动”与“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按照中国古人的解释，“动”是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进程，而“静”是指事物的静止、固定和终止。“动”有力争的意思，而“静”有不争的意思。“动”导致“形”变而力发，“静”则保持“形”不变而力聚。什么是“静”？从中国战略的角度看，“动”是一种变化的有形状态，对方能够察觉；而“静”则是一种不变的无形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对方难以判定的虚无状态，是“虚无者道之舍”。
中国古人特别强调“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周敦颐曾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动静》）张载也谈道：“今以刚柔言之，刚何尝无静，柔何尝无动。坤至柔而动也刚，则柔亦有刚，静亦有动。”（《横渠易说·坤卦》）（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342）中国历史上的二程说得更为明确：“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故曰动静一源”。（《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周易程氏传·艮卦》）“动”与“静”各有各的属性，但两者谁也不离不开谁。对于这一点，王廷相说得极为深刻。他指出：“静，生之质也，非动弗灵。动，生之德也，非静弗养。”“静而无动则滞，动而无静则扰，皆不可久，此道筌也，知此而后谓之见道。天动而不息，其大体则静，观于星辰可知已。地静而有常，其大体则动，观于流泉可知已”。（《慎言·见闻篇》）（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347）
中国道家哲学认为，在“动”与“静”的关系上，“动”为暂时，“静”为根本，“动”起于“静”复归于“静”。因此，中国古人强调“以不动制动”，强调“贵柔主静”。庄子说：“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王安石在《道德经注》中说：“静为动之主”，“动而不知反于静，则失其主矣”。“言反不言静，言弱不言强。言动则知反之为静，言弱则知用之为强。”这些话的意思是说，“静”是主导方面，“动”为非主导方面；“动”要反归于“静”。
“动静”与“阴阳”两对范畴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人用“阴阳”范畴来说明“动静”的道理。例如，庄子说过：“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还有中国古人说过，“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淮南子·精神训》）在这里，我们联想到老子说过的一句名言，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在大自然的竞争法则中，任何事物都设法先将自己隐蔽起来，然后再寻找机会显示并运用自己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负阴”是无形、隐形，而“抱阳”是有形、显形。
中国战略特别强调一种“静”的意境。对此，中国古人有大量论述。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在中国战略家们看来，达到“静”的意境，就可以“胜躁”、“能安”、“能虑”、“能得”，顺利达成战略目的。对此，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管子也说：处虚守静。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可得。
在中国战略家们看来，战略计划实施之前，将力量处在一种“静”的状态下，可以做到我不动而敌动，我后动而敌先动，从而达到我无形而敌有形或者敌先于我示形。对此，《兵经》是这样阐述的：“我无定谋，彼无败着，则不可动；事虽利而势难行，近稍遂而终必失，则不可动。识未究底，谋未尽节，决不可为随数任机之说。当激而不起，诱有不进，必度可动而后动，虽小有挫折，不足忧也。妄动躁动，兵家极戒。”（《兵经·静》）《淮南子·兵略训》也有过类似论述：“静以合躁，治以持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这部书还用捕猎的事例来形象地加以说明，大致意思是：虎豹如果不动，就不会落入陷阱；麋鹿如果不动，就不会碰到猎人的网上；飞鸟如果不动，就会被罗网所捕获；鱼鳖如果不动，就会被钓钩贯穿嘴巴。万物没有不因为动而受制的。所以圣人以安静为贵，安静就能应付躁动；退后就能应付争先；细密就能胜过粗疏；圆满就能制服残缺。
周亚夫守静制敌
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国，周亚夫奉命率军进讨，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坚壁拒守。吴楚叛兵进攻梁国睢阳，梁派使者请求周亚夫驰援，景帝也派使者命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按兵不动，只是派出一支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淮阴西），切断吴楚叛军的粮道。吴楚叛军久攻睢阳不下，粮食缺乏，急于寻求与汉军主力决战。面对叛军多次挑战，周亚夫皆坚壁不出。吴楚求战不得，士卒饥饿叛散，只好退兵。周亚夫乘敌撤退，挥动大军追杀，大败吴楚叛军。
三、能而示之不能
对于战略来说，什么是“形”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深奥之处。战略的深奥之处，在于一个“示”字上，在于如何“示形”，就是如何向对方显示自己力量的形态。
对抗的双方要想获胜，必须了解对方的力量，而这种了解要通过“形”来实现，对“形”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对力量的判断，影响到战略决心的确定。力量的“形”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总是真实反映力量本身。力量的“形”是可以通过“示”而展现的，并不总是完全客观地反映力量。这就给了战略家们施展自己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示形”去左右对方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决心，进而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
中国战略强调“示形而形不可察”，即通过示形而使对方不能正确判断我真正的战略形踪，不能掌握我的力量和我运用力量的战略企图。做到这一点，就要按中国战略所说的那样，“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始计》）“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淮南子·兵略训》）简而言之，这叫作“反向示形”，即“示形”要依照自己力量真实的相反方向去“示”，使对方按此“形”做出错误的判断，走入战略决策的歧途。
在中国战争史中，有大量生动的战例可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
任圜能而示之不能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任圜以副招讨使的名义伐蜀，班师的路上，正遇到康孝延据莫州（今河北任丘）反叛。掌书记张砺向任圜建议，将精兵暂时隐伏在后，先率老弱部队出击，以引诱敌人。任圜当即依计而行。任圜是个儒生，康孝延本来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看到任圜带的都是些老弱残兵，便更加麻痹大意。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任圜突然发出精兵夹击叛军，康孝延猝不及防，被打得懵头转向，束手就擒。
不能而示之能，檀道济化险为夷
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都督檀道济奉命统兵救援滑台，与北魏军相持。檀道济先后作战三十余次，由于军中粮尽，转动不继，被迫撤退。这时军心动摇，有士卒逃往北魏军之中。北魏军从降卒口中得知檀道济军中无粮，准备追击，并派间谍前往刺探。檀道济于是利用夜色，在营中组织士卒唱筹量沙，假装粮食十分充足。天明的时候，又命令士卒全部披甲，自己则穿了一身白衣，坐于车中，引兵慢慢出了营帐。北魏军见状，以为宋军军粮有余，而且行动有序，担心设有埋伏，便杀了宋军的降卒，也不敢追击宋军。宋军于是全军而返。
不能而示之能，李靖弃船惑敌
唐朝名将李靖率军乘船顺长江东下，攻打肖铣的军队。唐军连战连胜，一直打到江陵的城下，还缴获了大量船只。此时，肖铣的各路援军已从东南方向赶来。唐军孤军深入，坚城之下，处境十分不利。于是，李靖命令将所获船弃入江中，任其漂流而下。敌各路援军看到江上漂下的船只后，纷纷退兵而归。众将困惑不解。李靖道出其中奥秘。他说，敌援军看到这些船只，会认为江陵已被我军攻占，没有驰援的必要了。这样，李靖就用“不能而示之能”的方法蒙骗了敌军，改变了战场上对自己不利的态势。
近而示之远，越王破吴军
公元前487年，越王勾践率军大举攻吴，吴王夫差率军迎击，双方于笠泽（今江苏苏州东南吴淞江）夹水而阵。越军决定从当面渡江攻击，但为了隐蔽企图，故意派出小股部队从距敌较远的左右两侧利用夜色鸣鼓佯渡。夫差急忙分兵迎战，越军主力趁吴军兵力分散之机，出其不意正面突破，大败吴军。
四、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中国战略认为，“示形”的艺术发挥到了极点，便达到了一种“无形”境界，达到了一种“神乎”的境界。对此，孙子说过，“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孙子兵法·虚实》）
中国战略之所以强调“无形”，是因为“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智见者，人为之谋；形见者，人为之攻；众见者，人为之伏；器见者，人为之备”。只有“藏形于无”，“运于无形“，才能达到“出于不意”的效果。（《淮南子·兵略训》）具体展开来说，在对抗过程中，只要一方有端倪可察，有形迹可寻，另一方就会有应对的措施，就会找出致胜的办法。当人们知道你的意图、你的形迹、你的力量、你的武器装备，便可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或是进攻，或是防备，从而获得战略主动权。所以，高明的战略“示形”，就要达成“无形”，使自己的战略意图藏于无形之中，并运用自己的力量于无形之中，这样，对方便无端倪可察，无形迹可寻，便会在对抗中不可所措，无法应对。
怎样才算达到了“无形”的境界。孙子说，“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孙子兵法·虚实》）一种是“深间不能窥”，深藏不露，使对方“看不见”、“摸不着”的形态。这方面的办法很多。但是，中国有些战略著作将“无”解释为一种圣人“游心于虚”的状态，则超出了战略意义上讨论力量运用的范畴，难以理解和把握。还有一种“无形”的状态是“智者不能谋”，就是说即使对方看见了你，也无法判断你的形状，无法掌握你的动向。这是一种更高的战略示形艺术，要使敌人视而不见，见而不察，察而无谋。
在此，还有必要提及一下《淮南子·兵略训》中的一段话，即“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这段话提出了达成“无形”的三个很重要的方法，即“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就是说，达成“无形”，要借助并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文等条件，要使自己力量巧妙地与天、地、人融合起来，匿“形”于天、地、人之中，把“己形”藏于天、地、人的“大形”之内，从而达到“示形”于“无形”的目的。
五、应形于无穷
在追求“无形”过程中，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不是只盯住“匿形”，而是注重“变形”。这就是中国战略强调的“应形于无穷”的思想。通过无穷尽的“形”的变化，达成“无形”的目的。“应形于无穷”更加高深莫测，它所追求的“无”不是没有或看不见，而是“因情变形”、“形不固定”、“形无常形”、“以形隐形”。
灵活变形，虞诩以弱胜强
孙膑减灶是“能而示之不能”，东汉虞诩的增灶是“不能而示之能”。虞诩率领一支小部队在赶往武都任太守的途中，遇到力量处于优势的羌旅军队的阻截。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散布消息说，待援军到后再行动。敌军放松了警惕。虞诩乘虚而过，以每天100里的速度疾行。为了迷惑敌军，他命令士兵每天宿营时增加一倍的饭灶。追赶的敌军认为虞诩的援军已到，不敢妄动。虞诩来到武都之后，又采用了“能而示之不能”的计策，用不足三千的军队，战胜了一万多人的羌旅军队。这一战事发生在一个名叫赤亭的地方。面对强大的对手，虞诩令士兵用射程近的小弓迎敌。羌军看到汉军弓力不足，便大胆抵近猛攻。这时虞诩命令士兵改用强弓，杀得羌军措手不及，惨败而退。
这种以“变形”求“无形”的战略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一个“有无相成”辩证法原理。
这首先要对中国哲学“有”与“无”的一对范畴有所了解。“有”和“无”，来源于“道”，是“道”的两种表现形式。老子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老子曾用车、陶器和房子说明有与无的关系。这二者共同存在，相互配合，才使事物发生作用。他是这样说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有无相成”的辩证法原理告诉我们，“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就以“变形”求“无形”的战略思想而言，便是“有”中生“无”辩证法原理的具体体现。在对抗过程中，我们藏秘于公开行动之中，但要使对方视而不见，见而不察，将自己的“有形”变为“无形”，则需要利用对方熟视无睹、常见不疑的心理，甚至有意利用对方反向思维的习惯，故意露出一些真实的情况，或频频露出一些“本意”，使敌以真当假，习以为常，以“有”生“无”，谋成于密。
以有形求无形，志愿军三所里穿插成功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某部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一夜疾进150华里。当他们到达松洞时，天已蒙蒙亮。为了对付敌机的威胁，顺利走完最后三十里路程，部队首长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去掉各种伪装，沿公路成纵队跑步前进。几十架敌机在他们上空活动，居然将志愿军的这支穿插部队，误认为是从德川里撤下来的李承晚伪军。于是该部队在敌机的“护送”之下，及时到达三所里，先敌地面部队5分钟抢占了有利地形，堵住了南逃北援之敌，为志愿军取得这次战役的创造了条件。
对通过“有形”求“无形”的战略思想的形象理解，莫过于“水”。这因为，水有形，谁都能看得见，但水又无形，谁都说不出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一个“变”字。孙子说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规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孙子在这里就用水形作比喻，形象地表述了一个重要的“示形”思想。“形”要变化，不能固定。我们要将自己的力量运用处在一种经常变化中的或者说随机、因情变化中的无固定的形状。“敌变我变”，在这种与对抗环境恰到好处变化之中，示“形”于“无形”，使对方察而不谋，对方即使看见，但无法做出判断，定下决心。这才是战略运筹中的出神之笔。
敌变我变，张良应形于无穷
秦末农民战争时，刘邦进军关中，秦派兵把守峣关天险，阻击汉军。刘邦想强攻峣关。张良说：“不行，请多置旗帜作为疑兵，以壮声威，并派鹂食其和陆贾去与秦守将谈判，以利诱之。”秦将果然愿意献关并提出了具体的条件。刘邦正要答应，张良又说：“敌人愿意谈判，肯定已经没有了作战的准备，不如因其懈怠而发动进攻。”刘邦于是率军发起进攻，大破秦军。
这种没有固定形状的似“水”的“无形”状态，在我国古代的战略论著中还有过比较详细的描述。在《淮南子·兵略训》中是这样说的：“唯无形者，无可奈也，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阵不可得而经。无法无仪，来而为之宜；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深哉**，远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变化消息，无所凝滞。建心乎** 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渊，虽有明目，孰能窥其情？”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使人无法对付。因此，圣人用兵，隐藏于无源可寻之处，所以别人无法看清它的情况；运动起来，没有形象显露出来，所以，别人无法衡量它的阵式。没有固定的方法，没有固定的形式，随敌之来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没有一定的名号，没有一定的形状，随着情况变化而呈现具体形象。深邃而无底，遥远而悠长，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向上达到最高的顶峰，向下达到最深的底层，盛衰变化，任何时候都不会滞留在一点上。心思寄托在遥远的原野，意图隐藏在九旋的深渊，纵然有明亮的眼睛，也难以观察到它的真实情况。
在理解“应形于无穷”的战略思想时，我们还有必要关注孙子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孙子兵法·虚实》）这段话给我的启发是：我之“形”完全不让对方所知，是很难做到的。我可以用“所以胜之形”示之，将“所以制胜之形”隐之和变之，达到“战胜不复”的目的。我们在战争史上常看到这样实例，同样一种战法或阵法，由于用法不同，用得时机或地点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作战效果。这些实例反映了上面所说的道理，即同样的“所以胜之形”，由于“所以制胜之形”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里的奥秘就在于“所以制胜之形”的隐匿与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要没有穷尽。
六、要在“眼”上作文章
中国战略主张“示形而形不可察”。这个“察”不是我方的观察，而是指对方的观察，意思是让对方看不到，看不透。既然是观察，就要与对方的“眼睛”有关系。说到底，战略上要示的“形”，并不在于客观上的“形”是什么，而最终在于对方“眼睛”里的“形”是什么。高明的战略家，要能够在对方的“眼”上作文章，使对方的“眼”中出现自己所要示的“形”。
在中国著名史书《兵经》中，有一段专门关于“眼”的解释，很有意思。书中说道：“敌必有所恃而动者，眼也。如人有眼，手足举动斯便利。是以名将必先观敌眼所在，用抉剔之法。敌以谋人为眼，则务祛之；以骁将为眼，则务除之；以亲信为眼，则能疏之；以名义为眼，则能坏之。或拔其基根，或中其要害，或败其密谋，或离其恃交，或撤其凭藉，或破其惯利，此兵家点眼法也。点之法，有阴、有阳；有急、有缓。人有眼则明，弈有眼则生。绝其生而丧其明，岂非制敌之要法哉？”
在对抗中，任何一方的行动，都首先要通过“眼”，通过“眼”所视的“形”，作出判断，定下决心，付诸行动。另外，任何一方的行动意图，也可能通过“眼”表现出来。两个高手过超，通常不是注意对方的肢体，而是注意对方的眼睛。所以，中国战略强调“点眼法”，一是要设法掉对方的“眼”，使其无法视“形”。这方面的办法很多，上面古人的论述中已有大量论述。二是上面没有讲到的，要设法利用对方的“眼”，左右对方的“眼”，使他看到我们想要他看到的“形”。要说战略中的“神”，这种在对方“眼”中“示形”的艺术更有“神”，需要更高的战略智慧。
诸葛亮在孟获的“眼”上作文章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孟获，当时正是五月，南方天气十分炎热，诸葛亮命令三军依山傍林，在阴凉地带安营扎寨。蒋琬提醒说：“今日所造营寨，正犯了先帝（刘备）败于东吴的地形。”诸葛亮笑着说：“你不知道此中的奥妙。”当时孟获被捉到蜀营，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他遍看蜀军营寨。孟获看后对诸葛亮说：“过去不知蜀军虚实，因此落败。今日承蒙您让我看了营寨，不过如此而已，不难打败你们。”诸葛亮大笑，命令放了孟获。孟获让他的弟弟孟优诈降蜀军，约定在夜里火攻，以孟优为内应，劫蜀军的营寨。当天晚上孟获果然前来偷袭，不料白天看好的营寨竟然空无一人。一时伏兵四起，孟获再次被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