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澜】从老生常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衰落论”，到有点“新意”的“中国拖累论”“中国世纪元年”，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总是备受关注。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看来，不管国际社会如何议论，“中国学界要自信，要敢为天下先，这样做，人家也会更尊重你”。这家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为研究重点的智库去年底由复旦大学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组建。近日，张维为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西方最终会意识到，中国模式中的战略规划能力、执行能力、纠错能力等对西方解决今天自身许多问题都是富有启迪的。
有两种人不认同“中国模式”
环球时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的核心研究团队是一批志同道合、研究能力强、有丰富海外生活经历并真正认同“中国道路”的学人。大家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公认的成绩。现在走到一起，成立这个研究院，力争把重点研究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提高到更新的水平。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背后其实都是中国模式，比方说，“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是“互联互通”，是“要致富，先修路”，是“战略规划”和“战略规划对接”，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世界上多数国家其实是没有战略规划的，或者即使有某种规划，也难以一以贯之地执行，换个党执政，前期的规划可能就泡汤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不少国家就开始学习我们的模式，开始搞规划，甚至开始不同党派的协商。
环球时报：您原来主持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为什么当时名字不是“中国模式研究中心”？
张维为：“中国发展模式”主要指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中国模式”涵盖的范围更广，它可以指“中国发展模式”，也可以包括其他内容，如“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商业模式”等。究竟谁最早提出“中国模式”，还需要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我有幸给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做过很多次翻译，邓小平本人就多次提到过“中国模式”，《邓小平文选》里对此有多次记载，如1988年5月18日，他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就说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现在不少文章说，“中国模式”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谈“北京共识”时提出来的，这是非常不严谨的。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国内主要是两种人不认同它。一种是觉得“模式”就等于“样板”和“要别人照搬”的意思。实际上，“模式”这个词确实有样板这一层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一整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我们改革开放当中，“模式”这个概念用得很多，如“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浦东模式”等，就是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另一种反对声音是源于缺乏道路自信，在他们眼里，怎么可能有中国模式，只能有西方模式。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争取接近西方模式，这对于我们这些在西方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学者来说，实在是贻笑大方。西方模式下，过去20多年，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中多数人(包括美国人)的实际收入这么多年都没增加，甚至减少，这种模式怎么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
环球时报：国际上也有“韩国模式”“波兰模式”等说法，据您了解，国外有研究这些“模式”的智库吗？
张维为：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他国家有也好，没有也好，与我们关系不大，中国学界要自信，要敢为天下先，这样做，人家会更尊重你。另外，美国可能没有以“美国模式”命名的智库，但实际上，谁都知道美国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推销“美国模式”。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今天你会发现，中国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中国发展模式。
环球时报：有些外国学者似乎不愿谈中国模式的问题。您认为，该如何谈“中国模式”才容易让外界接受？
张维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2006年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中国模式的魅力”文章，总体得到的反应也比较积极。这可能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对非这个领域的专家，也许不一定用“中国模式”而用其他概念，如中国的一整套做法，中国的一整套思路，他们就理解了。
中国模式的几个启迪意义
环球时报：有人和您进行过争辩，比如说“根本不存在中国模式”吗？
张维为：我刚才说过，国内有些人很不自信，总觉得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北大的潘维教授曾调侃过这样的人，我先借用他的话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点。然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缺点，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国家呢？当然有，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于变化当中，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不变化呢？哪一个国家几十年没有变化？当然美国没有变，美国200年都没有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中国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但是哪一个国家的经验不特殊，能扩散呢？美国经验可以扩散，人家可以照搬，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
我这里只想补充一句：非西方国家照搬美国模式的，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大致是两种结局：要么是从希望到失望，要么是从希望到绝望。其实美国国内也没有搞好，美国应好好反思自己的模式了。我看美国大选期间，反思美国各种问题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
环球时报：为什么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能走西方模式？
张维为：西方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机器空转，民生改善无望，陷入混乱的很多，陷入战乱的也不少。“颜色革命”迅速褪色，“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国家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复合体。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最多只能改变其政治层面一些表面的东西，其他层面很难改变，所以西方模式最后都导致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中国已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虽有不足，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环球时报：是否发展中国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更认同中国模式？
张维为：“认同”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抱有浓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表示要向中国取经，因为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震撼和思考，而西方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又非常之多，这两种模式产生的结果对比太鲜明了。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很多启迪。西方最终会意识到，中国模式对西方解决今天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是富有启迪的。比方说，中国模式中的战略规划能力、执行能力、纠错能力都明显比西方模式强。
环球时报：有墨西哥学者近日撰文说，拉美国家就不太适合“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什么有的外国学者会认为“不太适合”？
张维为：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模式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如实事求是的理念、如渐进改革的思路，如什么都要先试验一下的做法等，但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另外，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领先西方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近代发生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目标是重返历史之巅，世界上具有这种“天降大任”的民族并不多。
中国超越的世界意义
环球时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去年初认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中美都有学者不赞同他“2015年是中国元年”的观点，比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世纪”还远没有结束。您注意到这些议论吗？
张维为：斯蒂格利茨是我比较尊敬的一位学者，他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知道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给非西方世界带来了多少灾难。他关于“中国世纪元年”的说法，是西方人比较习惯的表述方式，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超过了美国。你可以不同意他这个表述方法，但一定要了解这种超越的世界意义，它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创造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它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至于“美国世纪”是否结束，我们不必纠缠这种概念，但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深刻改革的话，特别是需要改变美国资本力量对其政治制度的过度影响，那么，美国整体走衰的态势将难以逆转。
我去年曾与《纽约时报》的记者有过一个访谈，我告诉她，美国与其“重返亚太”，不如“重返美国”，与其把那么多资源浪费在维持美国的军事霸权上，还不如把这些资源用在好好修一修美国的基础设施，从机场、地铁、铁路到桥梁，即使用今天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标准来看，都要好好修一修了。
环球时报：总是预测“中国崩溃”的章家敦近日又在美国《国家利益》谈“中国经济会在2016年崩溃吗”。对这样的论调，您怎么看？
张维为：章家敦早就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笑话，从过去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他一预测“中国崩溃”，中国就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只要他一预测“中国崩溃”，我就感到放心了。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陈康令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