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春友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博士
“自古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说的是人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树立全局、长远观念和要有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谋全局、谋长远。所谓战略思维，就是指人们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所进行的全局性思维。战略思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战争时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我们讲，要有战略思维，就是要求人们在工作中总揽全局、驾驭全局，争取全局工作的主动与胜利。邓小平同志是运用战略思维的典范。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运用战略思维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研究邓小平战略思维无论是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还是指导我们制定和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战略思维的界定
由于“战略”问题是涉及全局、长远的问题，所以党中央和邓小平历来重视战略问题的研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他多次强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明确战略方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从战略上看问题，从全面的、长远的观点来分析形势，解决矛盾。为此，他要求我们“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坚持用宏观的战略眼光分析问题，着眼于大局，服从和维护大局。
邓小平总是从战略上观察、思考、处理和解决问题，也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能总揽全局，从战略高度议大政，谋大计，抓根本，办大事，自觉地服从、服务和维护大局，自觉地维护中央权威。“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在哪一个层次和岗位上，都应该善于从战略上谋划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发展问题，又要善于把这种带有一定局部性的战略，纳入全党全国的战略全局中，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自觉地服从和维护大局。
所谓邓小平战略思维，就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进行的全局性思维。是邓小平在实施战略谋划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理念和思维活动等的总和。
从空间的广阔性上看，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可以分为两大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战略思维。考虑的是世界范围的、具有国际影响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重大国际性战略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及如何解决，都将对当今世界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现在与未来，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在精心设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时，不但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宽阔眼界观察世界，密切注视世界形势的变化。他正确分析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告诫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正确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做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新判断，领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新政策；他正确分析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做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判断，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教育与科技；他正确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领导我们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如此等等。这就充分反映了邓小平战略思维的宽广的空间领域，也是其战略思维中的最高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全国性的战略思维。邓小平的全国性战略思维集中体现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关系中。在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邓小平虽然没有或者较少思考一些局部性的短期行为方面的问题，然而，他对于涉及全国性的战略问题的思考与决策却表现得极为及时、经常和有效率，表明他对这一类问题确实时常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敏感、关注和警觉，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某种超前的性质。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可以说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这个讲话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解放思想，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安定团结，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领域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重大战略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几乎可以说是全党的一个新时期的“纲领草案”式的文献，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理论和思想源头，对于后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也时刻注意着一些足以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有一句名言：“管事要管本行，议事要议大事，要把眼界搞开阔些。”这虽然是针对妇女工作讲的，但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他总是告诫我们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局部问题。例如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就是说，首先发展沿海，不仅仅是为了沿海自身，首先是着眼于全国发展的大局。所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同时，邓小平又说：“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就是说，今天我们提出要加快内地发展的步伐，也不仅仅是为了内地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全国大局发展的需要，包括沿海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沿海要有发展的后劲，需要中西部地区原材料的开发和市场的扩大，所以沿海帮助内地加快发展，有利于全国的发展、从而也有利于沿海的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邓小平讲东西部关系问题时，他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谈论问题的。作为局部的沿海和内地，也只有立足全局才能坚决和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不立足于大局，不可能正确处理东西部的关系问题。如果开始的时候内地不顾全大局，沿海发展不起来，从而全国也不可能较快地发展起来；如果现在沿海不顾全大局，内地不可能更好地发展起来；从而全国也不能进一步更快地发展起来。在谈到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邓小平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直接地就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过多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我们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损害国家全局利益，最后也必然要损害局部利益，因为局部毕竟是受全局制约和支配的局部。因此，邓小平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
二、邓小平战略思维的立场和出发点
所谓思维立场，也就是思维主体运作思维的立足点、出发点。邓小平是个唯物论者。他的思维立场与他的世界观是统一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党的整个事业、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整个世界作为思维对象。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所说的这个“实际”，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一些细小事物或情况，但也不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容量非常大、涵盖面非常宽广的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它包括我们的整个国情、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一种客观实在，在社会历史领域都是第一性的东西。邓小平正是以这些方面作为他思维的基本出发点的。
第一、从国情出发。邓小平认为，当前，我们最现实也是最大的国情，就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所谓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从国情出发进行思维和决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提出和制订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而要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就要进行改革、开放。因此，早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以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要思想。尔后，他在他的各种讲话、谈话和致词中，对上述思想又多次予以强调和阐述。后来，党的十三大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加以概括，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里，邓小平从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不仅科学地解决了提出任务的问题，而且也科学地解决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条件和保证问题。这是邓小平从国情出发进行思维的一个丰硕成果。二是从我国人口多，国家大，生产力落后，但又要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设计和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翻两番”、“三步走”的战略目标。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在回答来访的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提出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人均一千美元的“小康”目标。指出：“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后来，在小康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构想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人均达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他不无感慨地说：虽然这个“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第二、从实践出发。从实践出发，并非是指从实践的主体、对象、手段这些实践的要素出发，因为这些要素基本上也属于国情的范畴；而是指从实践的结果特别是从实践的经验出发。从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出发，确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邓小平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的突出表现。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得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结论，犹如一声春雷，震撼着中国的大地，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多年的困惑中看到了希望。在这以后，邓小平进一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又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条件等等方面的内容做了反反复复的思考，最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一块丰碑，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另一个表现，是提出了“走一步，看一步”的重要工作方法。他指出，所谓“走一步，看一步”，就“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不要变成大错误。”可见，“走一步，看一步”，实际上也就是实践一段，总结一段，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它不仅包含了对原有实践经验的尊重，也包含了对新的实践经验的追求。因为只有把我们的思维建立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的认识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才能更好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三、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并发展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党一贯奉行的对外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第二，要维护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他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第三，要尊重自己，维护自己的国格。指出：“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第四，不当头，不称霸。指出当头“绝无好处，许多主动权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第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有所为。要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由于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对外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二是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83年元月，他就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三是表现在他对军队的要求和自己的退休问题上。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军队的一举一动对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他要求军队“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在对待自己退休问题上，更是体现他处处都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的优秀品质。尽管他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就带头向党“提出了退休的愿望”，但究竟什么时候退？早退、晚退、“半退”、“全退”？就连退休的方式，他都要首先想到怎样对党的工作有利怎样办，怎样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怎样办。党的中央核心领导年纪大了，但身体还好，主动要求退休，并带头建立党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这不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对于当今的整个世界，其意义和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三、邓小平战略思维的精髓
邓小平的思维路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维路线，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体系，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即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作决议、计划、付诸行动等，都要从实际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对象及其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就是它们的运动、变化、发展及其规律。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出发，作为思维、认识和行动的起点，这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由此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维路线的前提。
第二，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各种科学理论作为工具，去剖析、认识和发现真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要求既要精通理论，把握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又要求深入实际，了解实际，然后把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达到深刻认识实际，把握实际的本质及其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各门科学理论。由此可见，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用理论去剪裁实际，不是生搬硬套理论于实际之中，也不是拿实际去与理论对号入座。
第三，在认识与价值的关系上，坚持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即经过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之后，得到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获得了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是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确立这样一种观点，就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那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越纯越好的错误观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从多方面来检验，但必须用最根本的社会实践即生产活动来检验，如果忽略生产发展这一根本实践活动，那就是舍本逐末，也无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检验，生产力发展是最根本的标准。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剪裁实际生活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作了有力的哲学论证。
针对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的那种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邓小平1992年春天在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重申：“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它既是实践标准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贯彻，又是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以此作标准，邓小平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在方法论上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衡量改革开放中的各种方针政策姓“资”还是姓“社”，不能以本本作标准，不能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作标准，不能以过去超阶段的“左”的一套做法作标准，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喜恶作标准，而只能以是否“三个有利”作标准。违背了这“三个有利”标准，不管你搞的那一套说起来多么“革命”，多么动听，多么“美好”，都必定是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
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与发展真理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四个方面，这是对实事求是的新发展，也是对思想路线的伟大贡献。邓小平所确立的这几个方面，为我们确定了思维和工作的出发点、原则、宗旨和标准，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