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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文化方法？从内部看，文化方法既包括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方法，也包括建国以后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些有效方法。历史上看，中国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就是强制力和文化两手。历代王朝，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分子加以镇压，同时也使用软方法，即宗教文化方法。在宗教方面，历代统治者还算开明。尽管他们大都遵循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规，就是不让宗教影响政治生活太多，但是在涉及统治社会的时候，他们都很实在，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一般来看，统治者都采用多神教的方法，以满足各种宗教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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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国之后，早期也是软硬方法并用。为了统一国家，对民族分离分子同样施以强制方法，但同时也发展出其他各种软方法。宗教方面仍然延续传统的方法，容许少数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同时，也有很多制度创新。其中，根据当时计划经济的特征，发展出种族混居方法。至少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大城市，各族人民已经开始混居。当时由当地政府集体分配房子和居住空间的“分配制度”，保证了混居制度的实现。（实际上，这种混居制度有很大的优势，新加坡实行的种族混居制度，就是借助政府住房制度实现的。）在混居制度的基础上，各民族也开始通婚，并且为数不少。

但后来逐渐搞政治激进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的宗教信仰被禁止，把宗教信仰转化成为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是第一波破坏。第二次破坏发生在1990年代以后。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很多毛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被废除，最主要的是民族混居制度。因为政府不再负责公共住房制度等社会政策，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混居制度也随之解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开始分居。这让民族间通婚也变得困难。再者，随着人口的流动，大多流向其他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同样没有做到混居，而是形成了类似“新疆村”那样的民族分居现象。同时，传统宗教信仰更没有恢复过来，满足不了民族宗教信仰的要求，从而为来自外部的激进思想提供了文化环境。更糟糕的是，因为各民族间缺少制度化的沟通，彼此间的了解日渐减少，甚至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少数民族成员视汉族为异类、“异教徒”的概念再次崛起。

如果要把文化软实力引入反恐，从内部看，至少可以考量以下几方面的政策：

第一，文化重建。要意识到，在穆斯林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层面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即把自己世俗的意识形态加于穆斯林人口之上。就美国来说，就是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就中国来说，就是共产党党内的精英意识形态。实际上，从长期的实践来看，很难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管控普通信徒。因此，在这方面可以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针对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可称之为国家意识形态）适当地区分开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应当更多地放在党内精英，也包括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但针对普通民众，应当强调基于传统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传统宗教信仰，对普通信徒容许更多的宗教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去监管普通信徒的宗教活动。上世纪80年代的做法，已经是深刻的教训。当时，把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视为是政府退出宗教领域，因此出现一波不小的宗教自由化，宗教活动呈现无政府状态。具体表现为清真寺建筑和宗教活动泛滥成灾。即使在穆斯林国家，清真寺的建筑和宗教活动都有相当严格的管制制度的。中国一方面要容许和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但另一方面须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之进行基于法律之上的监管。

第二、避免经济主义的误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举。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强调经济发展，并且提出“跨越式”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很重要。从全球范围来看，暴力多发地区也大都是贫穷地区；而中产阶级壮大的地方，即使发生社会不稳定，也会比较和平理性。贫穷使得人激进。就恐怖主义来说，中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动员者，而穷人则是“战士”，尤其是搞恐怖自杀的大都是穷人，也有少数接受了激进思想的中产者。法国近年来穆斯林恐怖主义事件连发，就与其国内年轻人失业率攀高，作为移民二代的穆斯林青年，与主流群体和价值观之间产生很深的相对疏离感有关。

经济发展至少可以控制恐怖主义者动员的社会力量。道理很简单，穷人越多，恐怖主义者所能动员的社会基础就越大；穷人越少，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就越小。穷人越多，社会矛盾和不满也越突出，恐怖主义者用来动员的资源也越丰富。很多微小的偶发性事件，都可能被有政治意图的动员者，上升到族群或宗教冲突的层面，从而引发大的事件。不过，光有经济发展，解决不了问题；搞不好，反而会导致无穷的问题。

这里有几点须要注意----

其一，经济发展也往往导致少数民族意识的提高甚至高涨，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也随之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民族意识的提高。因此，教育的内容很重要，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其二，对穆斯林人口来说，经济的发展方式很重要，一种比较公平的发展，远较高速且不平等的发展来得更重要。如果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过大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失业问题，也就是社会高度分化，不公平和正义感就会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正努力促成少数民族成员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总体来看，地方政府还是倾向于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问题。社会的严重分化，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动员的空间。

第三，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如果要解决和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必须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不太一样的制度，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迄今为止，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有区别的制度，给少数民族很多特殊的优惠制度。正如很多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不仅没有带来共同的国家意识，反而有效强化少数民族意识，即“我们就是和汉人不一样。”

鉴于这种情况，现在有一些人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主张要取消所有这些优惠制度。如果这样做，就会犯很大的错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不发展，发达的汉族地区有责任担负起帮助发展那里的社会经济的责任。如果少数民族地区停留在非常落后的阶段，从长远看，非常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整合。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做“加法”，即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对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实行一律平等的社会政策，没有任何区分。从经济上说，国家也具备经济条件这样做。并且，如果要鼓励汉族人口能够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居住下去，也必须让他们得到一样的政策优惠。这样，长远可以培养不同民族的平等精神和国家意识。

第四，重建公共制度。多民族国家如果存在各民族可以共同活动的公共制度，从长远看非常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整合。因为正是在互动过程中，各民族互相了解、学会互相尊重和谅解。各民族成员如果要频繁互动，就需要一系列公共空间。如上所说，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已经开始建设公共制度，例如公共住房制度，实行各民族混居制度等；只不过这些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非有计划地要建设民族整合制度。多民族公共制度在新加坡非常发达，包括公共住房、学校、食堂、体育场等。今天，中国要有计划地建立这样的公共制度，既可从毛泽东时代的公共住房、医疗、教育等制度学习，也可从新加坡那样的国家学习。

文化方法如何可以体现在中国的外部反恐战略中呢？从外部看，中国可以制定一个意在动员温和穆斯林来管控激进穆斯林的文化大外交战略。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应当意识到，穆斯林激进主义已经是世界一大趋势。根据激进穆斯林主义的逻辑，如果放任这种趋势发展，恐怖主义会变得不可避免，因为激进穆斯林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向激进主义的竞争，谁激进，谁更接近“真主”。并且，穆斯林激进主义已经深刻危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本身。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东尽管是世界穆斯林国家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但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并不在中东，而是居住在包括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在内的非中东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国家的努力下，大部分穆斯林人口相当温和理性。东南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曾经大力推动穆斯林的温和化和理性化。和中国一样，中东地区激进穆斯林也在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地区，使得当地一些穆斯林，尤其是年轻人自我激进化。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演变成这些国家内生的激进思潮。实际上，这个趋势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之后表现得很突出，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这些年来也面临防止激进化、反恐的艰巨任务。

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是如何激进化的？这里有很多原因，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穆斯林内部的教派冲突，不同的教派有着不同的政治力量或政府支持，教派之间的竞争也往往导致政治力量间或政府之间的冲突。今天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中东少数几个国家促成的。一些国家的政府被认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

其二，西方反恐战略的失效。现在看来，没有任何力量，包括西方以军事为核心的“硬力量”和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软力量”，可以阻止激进穆斯林主义对这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

其三，西方理想主义的失败。西方的理想主义不仅表现为在中东地区推行西方式民主，更表现在西方本土的实验。长期以来，西方认为其开放文化能够吸收消化本土的穆斯林文化。早期，西方自信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大熔炉”。但显然没有成功。没有人会认为西方文化能够完全吸纳穆斯林文化。后来，西方退一步鼓吹“文化多元主义”，即多元文化共存。但文化多元主义也同样失败了。很多穆斯林移民的后代自觉很难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被边缘化（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结果导致激进化。他们有的在本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成为西方内生的恐怖主义者，有的则奔向中东，加入了中东的恐怖主义队伍，伊斯兰组织就是如此。

其四，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世俗化。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战后，随着各种大众消费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兴盛，宗教不再至高无上，基督教提供精神需求的职能也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正因为基督教本身的衰落，为了能够吸引教徒，基督教也开始与时俱进，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比如西方很多基督教国家，陆续通过了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同性恋婚姻法。基督教精神统合性的衰退，使得很多的人开始转入强调精神力量的伊斯兰。伊斯兰的力量壮大，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存在于其背后的复杂政治力量的角逐，都与穆斯林的激进化有关。在亚洲国家，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本来就是世俗化宗教。尽管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宗教繁荣，寺庙的香火旺盛，求神拜佛的队伍络绎不断，但其背后则是宗教精神职能的严重衰退。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现象也刺激了重视精神信仰的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捍卫自己的信仰的意识，这种意识非常容易被政治力量动员而走上激进。

但如果过分夸大中东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力量，就会变得非常悲观。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说，中东地区少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已经“绑架”了中东和非中东地区的多数温和穆斯林。人们切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温和穆斯林信徒也是受害者。

在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大外交的理性就是，要应付穆斯林极端主义，只能用温和穆斯林的力量。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温和穆斯林，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温和穆斯林能够结成一个联盟，推行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温和穆斯林运动，就会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就是说，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多种族、多宗教国家的合作变得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尝试如下政策。

其一，中国可以动员国内的温和穆斯林力量，加紧和这些国家进行宗教互动交流，和这些国家一起交流总结各种宗教和谐共存的经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尽管各种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存在，但总体上说各种宗教是和和谐共存的。

其二，中国可以和这些国家合作，发展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温和化政策项目。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些方面是有经验可以总结的。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经验。

其三，巴基斯坦在很多年里鼓励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对印度构成了严重的危险，现在巴基斯坦本身也深受穆斯林激进主义之害。中国可以通过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友好关系，鼓励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有效的举措，管控和压缩（甚至取消）宗教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印巴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增进中印、中巴之间的关系。应当认识到，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迟早也会威胁到中国。

其四，中国现在正在从事“一带一路”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回避激进穆斯林主义。中国可以结合“一带一路”，一方面和当地政府合作从事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合作搞文化大外交。实际上，文化交流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这里，要把宗教文化的交流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五，中国可以借此拓展和西方的合作空间。这样做并不是说文化外交可以完全取代现在西方的军事方式。要遏止恐怖主义有时仍然需要军事手段。并且现实地看，西方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文化外交可以是军事手段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必须意识到，中国这样做，也是中国追求软力量非常有效的手段。这样做，如果现在还很难断定会不会比现在西方主导的以军事打击为核心的方法更有效，至少提供了另外一个政策选择。这可以导向几个正面的结果。首先，这种选择和西方的现行做法区别开来，因此彰显中国外交特色。其次，拓展和那些有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很多都是“一路一带”沿边国家）合作。其三，这是一种文化多边主义政策，有利于文明的对话，防止恐怖主义扩散成为文明之间的冲突。

总之，如果文化大外交成功了，不仅对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有巨大的利益，对区域甚至国际安全有巨大的利益，也可以成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巨大软力量。中国、印度等都是基于古老文明之上的国家，这些古老文明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有能力为世界秩序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选择。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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