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分析为了满足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
在前面的分析之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之中，每个环节的消费量必须等于该环节的收入。每个环节的消费能力都在这个水平，那么货币就是左手出，右手入。所以，不仅仅工人的消费受制于资本家，各个环节之间的资本家之间的消费也存在制约的关系。
假设除了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还有一个并行的戊、己、庚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经过经济危机以后，某甲兼并了某戊的农场。于是，某甲成为了麦子的唯一供应商，同时为某乙和某己的面粉厂提供小麦。
由于某庚也能提供面包，所以对某丙来说，某甲消费面包的能力下降到原有的一半，从500磅下降到250磅，价值750美元。如果小麦和面包价格不变的话，某甲只要向某乙出售750磅的麦子就够了。这时，某乙和某丙两个环节只能剩下500磅的份额。某乙和某丙的各自消费水平必须压缩到原来的一半（即250磅），否则就会出现小麦价值和面包价值流动不对称的现象，即某乙和某丙需要用额外的货币支付某甲的麦子。那么某甲就会出现货币的净流入，某乙和某丙则会出现货币的净流出。如果某乙和某丙各自仍然消费500磅的面包，那么每轮循环他们各自就要给某甲250美元。随着某乙和某丙手中的货币不断减少，他们不得不压缩消费水平。最终，某乙和某丙在饿肚子，某甲能吃饱却不能挣到钱。这时就会出现新的平衡状态。经济循环规模从1500磅下降到750磅。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某甲必然充分利用博弈优势，推高小麦价格，进一步大幅度压低乙和丙的消费以及整个生产规模。在这个例子之中，我们假设每磅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比率是1：2：3。假设某甲把价格比率推高到2：3：4，那么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就要从250磅下降到125磅。如果假设面包最终还是每磅3美元，但是小麦的价格提高到每磅1.5美元，面粉的价格提高到每磅2.25美元。某甲从乙、丙这边获得250磅面包（另外250磅来自己、庚），一共需要750美元，折合500磅小麦。250磅面包供某甲消费，某乙和某丙均分其余250磅，超过这个分量就要用现金购买额外的小麦。这时，某乙和某丙要么降低自己每天消耗的热量，要么不断用积蓄补贴生活费。某乙和某丙积蓄有限，甲、乙、丙的“小麦、面包、面粉”循环的总产能迟早会回到500磅。
500磅面包的产量远远小于甲、乙、丙自由竞争状态下单独循环时1500磅面包的产量，这是因为在某甲消费500磅面包固定的情况下，己、庚分走了一半的产量，小麦价格又上涨了50%。在这个例子之中，只要某甲的环节收入超过750（3×250）美元，某甲就会增加储蓄。由于小麦高度垄断，这很容易达到。相比之下，某乙和某丙在这个水平下，距离满足基本消费需求还差得远。某甲收了某乙的麦子钱，却未必用这些麦子钱买面包。他购买的面包总量等于他消费的面包总量，超过这个数量他便不会购买。
换一个角度看，面包价格固定，小麦价格越高，社会总产品（面包）之中属于某甲的部分就越大。面包3美元一磅，小麦价格每磅1美元，每磅面包就有1/3磅属于某甲，满足某甲250磅需求，社会总产能要达到750磅，多余就会滞销；小麦价格上升到1.5美元，每磅面包就有1/2磅属于某甲，面包总产量达到500磅就够了；小麦价格上升到2美元一磅，每磅面包就有2/3磅属于某甲，面包总产量只要375磅就够了。所以，在某甲消费能力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小麦价格占面包价格比例越高，属于某甲的份额越多，面包越容易滞销。某甲的消费能力和小麦与面包的价格比率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能力的上限。如果面包的产量超越这个上限，就会出现某甲获得货币利润，某乙的和某丙手中货币下降的情况。
问题的核心是某甲的博弈能力远远超过某乙和某丙，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分配权，而他自己又消费不了这些东西，超过的部分他只要货币。某乙和某丙虽然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支付能力，他们的稳定的支付能力取决于某甲的购买，所以只能以某甲为依据决定自身的消费水平，压缩自身消费。
如果以垄断资本为一方，非垄断资本为另一方，双方的商品交换必须对等，否则就会出现货币流动现象。货币流动不可能长期持续，双方的供需必然不断趋向平衡。一般情况下，控制垄断资本的一方往往是人数稀少的一方，这一方的消费能力决定了另一方的生产和消费的上限。垄断资本及其员工有限的消费完全可以压低经济停滞期的社会消费水平。在垄断资本所有者消费能力固定的情况下，价格指数之中垄断品相对其它各类商品的价格越高，经济停滞期社会总产量越低。在这个例子之中，某甲消费水平不变，小麦的价格从面包价格的1/3上升到1/2，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下降为原来的2/3。垄断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非垄断产品的时候，也就是垄断资本分配份额迅速扩大，垄断资本家撑得要吐的时候。相比之下，中小资本家的消费必然要从属于垄断资本。如果某甲高度垄断小麦生产，本身数量极少，需要的面包量极少，又有能力把小麦数量推到极限的高度，那么某乙和某丙的消费需求水平和与之对应的消费循环规模注定极低。
现实之中，在经济停滞期，经济长期围绕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运转完成简单再生产循环，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次正常”（sub-normal）状态，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这时，大批劳动力失业，大量产能闲置。如果各种能源、土地等各种垄断资源价格居高不下，社会一片萧条是很常见的事情。假设某国各类商品之中，仅仅是垄断商品的价格和国际接轨，而非垄断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价格不合国际接轨，就说明该国垄断商品所取得的商品的相对份额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该国经济之中，垄断资本的消费短板制约全国经济的情况异常严重。如果这些公司的利润并没有回馈给全社会，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满足他们有限的消费，那么这样的企业越多，实力越强，对全社会消费水平的制约越严重。
与之并存的是，中小资本家遭遇用工荒，工人遇到就业难。两者并存，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工资水平太低。中小资本控制的生产环节的利润被压低到极限，确实难以开出更有吸引力的工资，这样的工资水平又难以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某甲把面粉价格推高到1.5美元，面粉和面包环节只能获得250磅面包的消费总量。不论怎么分配，某乙和某丙以及他们的工人都很难吃饱。这时，批评社会中下层不愿消费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们是相对消费总量最高的人，他们的收入水平完全受制于另一部分人的消费水平，如果超额消费必然破产。真正掌握消费主动权的少数人，往往是收入最高，相对消费最低的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真正的消费短板。
某乙或者某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消费的短板呢？这是很难的。成为消费短板需要两个先决条件：自身消费相对少，或者自己控制的产品议价能力强。还有一个潜在的条件，就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利品，即使压低了自身的消费也无非是给别人提供发财的机会。这三点，某乙或者某丙都做不到：首先，由于竞争的原因，某乙和某丙的博弈能力非常弱，分配份额有限，糊口都难，很难大幅压低自身相对消费。其次，某乙和某丙口致的产品是非垄断产品，有众多的竞争对手。如果某乙和某丙试图通过涨价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分配份额，消费者完全可以不买或者购买其他同行的产品。某甲则不一样，他控制的小麦是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任消费者选择。再次，如果某乙或某丙压低了自己的消费试图攒钱，某甲就会把小麦的价格推高到一个新高。现实之中，由于竞争对手某已和某庚的存在，会某甲不断试图通过涨价测试乙、丙、己、庚的消费底线。
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为因素很难成为制约全社会消费的短板，这种悬殊的分配能力往往出现在垄断时期。首先，饿肚子的某乙和某丙必然考虑改行种小麦。如果某一个环节的利润很高，但是人数很少，那么就会产生改行的现象。比如，如果还有闲置的土地，而小麦环节的利润居高不下，必然有人从生产面粉和面包改行生产小麦。其次，同行的压力也会阻碍涨价。在这个例子之中，只要存在某戊，某甲就很难把小麦的价格推高到让乙、丙、己、庚挨饿的地步。垄断资本的出现使得改行成为不可能。再次，非垄断产品涨价，消费者可以减少需求，甚至不购买。垄断产品涨价，消费者绕不过，也躲不开。面包涨价，可以买馒头。小麦涨价了，面包和馒头，都会涨价。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分工细化，某些要素注定成为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土地，比如能源。这些环节成为制约简单再生产循环的关键结点。在生产技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生产流程和所需原料是基本固定的。消费者要减少对这些垄断产品的需求量，除非发生新一轮工业革命。但是，发生新一轮工业革命之后，难免会出现新的垄断巨头。比如，石油替代煤炭成为新的动力的来源，社会对煤炭需求量下降，煤炭垄断资本让位给石油垄断资本。
这时，如果要提高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也就是要降低垄断资本所有者的有限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的抑制。具体做法有两个：一是降低垄断品的相对价格，打破垄断使垄断商品价格下降。二是提高垄断者的消费能力。把垄断利润分配给社会上多数人（这些利润本来是垄断资本利用博弈优势，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抢来的，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结合“小麦、面粉、面包”模型，看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让某戊的农场复兴。小麦环节的消费水平重现上升到1000磅（某甲、某戊各消费500磅），小麦价格重现下跌回每磅1美元。于是，甲乙丙循环的生产规模重新回到1500磅。二是对某甲的超额利润征税。某乙和某丙如果要各自消费500磅面包，每个循环就要给予某甲1125美元（1.5×750）。理论上，可以每个循环向某家征收1125美元的税收，补贴某乙和某丙。使某乙和某丙有能力购买足够的小麦。这个过程必须以政府强制征收为基础，使这1125美元周而复始地运动。
这两种解决方案都需要政府发挥超越市场的力量，触动垄断资本博弈优势和既得利益。由于垄断资本控制政府，最终往往夭折。现实之中，往往选择向外倾销。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之中，某乙和某丙为了能各自获得500磅的消费水平，需要大规模向外倾销面包。这时生产规模需要达到2000磅，某甲获得250磅，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还有750磅销往海外，换取2250美元的现金，支付某甲1500磅小麦的货款。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面包，某甲获得2250美元纯利润。如果加上某己和某庚的话，就需要向海外出口1500磅面包，某甲获得4500美元的纯利润。某丙和某庚向外大规模出口面包充斥世界市场，赢得大量外汇，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某甲，本身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维护甚至增强小麦环节的垄断，自然很利于某甲发财，但是一旦海外市场消失，就要面临大规模产能闲置的局面。
这样的解决方案必然面临激烈的贸易摩擦。抛开贸易摩擦不说，海外市场用什么支付某丙的面包也是问题。在贵金属本位的时代是黄金、白银。但是，海外市场的金银总是有限的。在价值符号时代就更成问题，美元自然可以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是卢布就不那么流行。至于阿富汗尼或者北朝鲜元，出了该国领土就没有人要了。要这些国家能拿出支付本国商品的财宝，而且是源源不断地拿出，是很困难的。这是帝国主义一定会伴随武力扩张的主要原因。再说，任何价值符号都没有内在价值，很难保持价值稳定，就是美元也不例外。换一个角度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实是资本家需要海外的产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战胜国默认德国工业复兴的原因，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信贷消费也是一种暂时有效的提高消费需求的解决方式。由银行不断给予某乙和某丙贷款，使他们不断购买某甲的面包。当然，贷款也可以给予他们的工人，使这些工人获得工资以外的消费能力，可以不断购买面包。表面上，某甲、某乙和某丙的利润都在增长，工人的生活在改善，唯一的问题就是债务上升的速度超过某乙、某丙的利润和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超出的部分，对应的就是某甲的纯利润。随着某甲那边不断积累净利润，某乙、某丙和工人这边必然不断债台高筑。银行为某乙、某丙和工人垫付了某甲的利润，知道这样的循环不能持久，这些贷款最终必然无法收回，所以需要转手把这些贷款卖出去，谋取其中转手出售的手续费。把利润归自己，把风险转嫁给别人，这就是金融的奥义。所以击鼓传花，决不能把花留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在前面说过，这样的债权注定难以偿还，这些贷款卖给谁？
购买这些贷款的人，往往是公共资金的管理人。对他们来说，短期的盈利对应惊人的奖金，至于长期的亏损则属于那些公共资金所有人。那些公共资金的所有人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还有谁会关心哪些公共资金的盈亏呢？事情败露以前，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奖金。事情一旦败露，能跳槽就跳槽，不能跳槽就退休。随着债务不断增长，某乙、某丙的利润和工人收入的越来越多的部分，在到手之前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必然存在某一个临界点，某乙、某丙和工人的债务无法增加。现实之中，不必到达临界点，任何刺激利率上升的行为，都可能使临界点下移。届时，银行停止使用贷款垫付消费资金，消费需求回到原有水平，生产规模回缩，某乙和某丙企业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工人失业无力偿还贷款，公共资金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某甲获得大批利润，银行获得大批手续费，公共资金管理人获得惊人红利。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垄断资本、银行和公共资金管理人联手完成了一次财富转移，各自获得红利。损失则在公共资金和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小资本和工人之间分配。
我们继续探讨垄断条件下，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
与自由竞争状态不同，对垄断资本来说，压缩产能，制造人造饥荒是最好的获得高额利润的方式。所以，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缺乏投资需求，中小资本的投资需求则被垄断资本所压制。这时，垄断资本成为制约全社会投资的瓶颈。竞争的压力集中在中小资本身上，垄断资本则毫无竞争压力。除了压力，中小资本也有从同行手中抢夺市场份额的动力，所以中小资本有投资的需求。相比之下，垄断资本既无压力也无动力，却可以很方便地控制产量涨价，获得远远超过平时的利润。即使增加供应，也不过是为了让供应量处在一个价格相对较高的结合点上，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与自由竞争状态下，获得利润的同时立即把利润投入流通不同，垄断资本并不急于把这些利润用于增雇人手扩张产能，而仅仅亦步亦趋地有限地扩大产能（甚至完全不扩大产能），通过涨价不断蚕食上下游企业的利润。这首先必然导致原料价格上涨，其次意味着制成品很难上涨（垄断资本手中的利润并没有辗转用于购买新增制成品，所以制成品必然难以涨价，甚至可能降价）。与自由竞争状态下，同时不断追加投资，货币在企业之间不断循环流动不同，此时，不断追加投资的只有中小资本。垄断资本至多亦步亦趋地扩张生产规模，甚至可能完全不扩张。于是，垄断资本不断吸收、囤积来自中小资本的为新增投资而投入的货币。对垄断资本来说出现了货币的净流入，对中小资本来说则是货币净流出。如果中小资本不断贷款支付某甲的小麦，那么就会出现垄断的账户下的存款不断增长，中小资本的账户下的贷款余额不断增长的现象。表面上看，各个企业的利润都在增长，中小资本总能偿还贷款。实际上，中小企业偿还贷款的前提是彼此不断购买对方的产品。不仅如此，垄断资本的利润增长与中小资本的利润增长不同，并不伴随贷款余额的增长。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各个企业不断贷款购买别人的产品，贷款余额轮流转。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不必申请贷款，贷款只在中小企业之间流转。
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小麦价格是每磅1.5美元，面粉价格是2.25美元，面包价格为3美元。假设某丙和某乙在竞争压力下开始增加投资需求。某乙贷款1000美元（750美元小麦款加250美元工资）购买500磅小麦加工成500磅面粉。某丙贷款1375美元（1125美元面粉款加250美元工资），生产价值500磅1500美元的面包。三家工人一共消费250磅750美元面包，还余下250磅750美元面包没有买主。这时，某甲的账户中有500美元的净利润（750美元小麦款减去250美元工人工资）。某乙的账户中有125美元的净利润（1125美元面粉款减去750美元小麦款和250美元工资）。某丙的名下有625美元贷款余额（1375美元贷款减去750美元销售面包的货款）。某丙贷款成为某甲和某乙的利润，比例则明显倾向于某甲。此时如果某乙继续扩大产能，就需要贷款1375美元（1125美元小麦货款加375美元工人工资，减去125美元纯利润）购买750磅小麦和125磅面包，生产750磅面粉。某甲则不需要贷款，上一轮循环的500美元利润足够支付工人工资，还有125美元结余。最终，某甲获得1250美元纯利润（1125美元小麦款，加上轮循环500美元纯利润，减去375美元工资），某乙账户中有1375美元贷款余额，某丙账户中有125美元纯利润（500磅面包，每磅利润0.25美元）。继续循环下去，某丙贷款1937.5美元（1687.5美元面粉款，375美元工人工资，减去125美元利润）购买750磅面粉，某乙获得187.5美元利润。某丙生产750磅面包，价值2250美元。销售375美元，还有价值1875美元的625磅面包需要被某乙和某甲的工人消费。某乙继续贷款3437.5美元（2812.5美元小麦款加937.5美元工资减去上两轮循环312. 5美元的利润）生产价值4218.75美元的1875磅面粉。此时，某甲累计获得3125美元纯利润（1875美元纯利润加前两轮循环1250美元纯利润），某乙账户下3437.5美元贷款余额，某丙账户下有312.5美元利润（2250美元销售额减去1937.5美元贷款）。这样的循环可以无限递推下去。
由于垄断资本的利润率水平高于非垄断资本。所以，垄断资本的自有资本增长更快，对银行贷款依赖远低于非垄断资本。如果垄断资本的利润率足够高，它们甚至可以完全不必利用银行贷款，仅靠自有资金就足以应付流动资金的需要。相比之下，中小资本因为利润率低，自有资本增长慢，必然更加依赖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才能跟上生产规模扩张的速度。这并不是因为中小资本不善于经营，而是因为垄断资本利用博弈优势，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强占了中小资本的利润，出现两种利润率。最终，净利润集中在垄断资本账户中，贷款余额则集中在中小资本账户中。
在这个例子中，因为某甲推高了小麦价格，所以生产每磅面包，某甲获得1美元的净利润，某乙和某丙获得0.5美元的利润。由于某甲的利润水平足够高，所以完全不必仰仗贷款，增加1.5美元的贷款，全部集中在某乙和某丙的账户中。或者说，每生产1磅面包，某甲获得1美元净利润，某乙和某丙增加1美元净贷款。这是一种以银行为中介的，债务转移行为。某乙和某丙生产得越多，某甲拥有的两人的债权越多。不仅如此，这种债权还是有银行担保的债权，假如某乙和某丙还不上，还有银行。此外，垄断资本还可以通过拖欠上游企业货款，要求下游企业预付货款等方式，挤占上下游企业的流动资金。这种方式已经多次强调过，不再过多强调。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设某甲亦步亦趋地跟随某乙和某丙扩张产能。实际上，由于某甲具有博弈优势，完全可以进一步压缩小麦供应，继续大幅度提高小麦的价格，于是某乙和某丙的处境更加艰难。
假设原有消费需求对应的消费规模是500磅面包，这时某乙增加贷款750美元希望购买500磅面粉，把产能推高到1000磅。某甲的选择可以是提供1000磅小麦，每磅1.5美元，也可以是提供500磅小麦，每磅3美元。小麦价格上涨到3美元，面粉就不会每磅维持2.25美元，面粉和面包必然价格上涨。假设面粉价格上涨到每磅3.75美元，面包价格上涨到每磅4.5美元。由于某甲不增加小麦供应，投资循环必然无法产生。
更严重的是，由于小麦价格在面包价格中所占比例上升，某甲对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的制约能力进一步增强。假设某甲从某乙、某丙这里仍然获得250磅面包，随着小麦价格上涨到3美元，面包价格上涨到4.5美元，总产能将由500磅下降到375磅。于是，某甲这块消费短板显得更短了。不仅如此，还有125磅面粉（或面包）没有销路。某乙或者某丙要分担562.5美元的损失，亦即向某甲提供562.5美元的利润。某甲的涨价简单有力，直接地扼杀了某乙和某丙扩张产能的冲动。
这时有人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小麦价格不变，那么经过几轮循环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吗？如果某甲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让生产规模扩张起来再涨价，不是可以谋求更多的利润吗？首先，对资本家来讲，“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如“一只鸟在手，胜过两只鸟在林”。在某甲的角度上，并不能确定某乙和某丙是否不断继续使用利润再投资。如果某乙和某丙不再追加投资，那么后几轮的循环就不存在，对应的利润自然也不存在。其次，我们这个经济循环之中，只有甲、乙、丙三个生产环节。现实之中，必然存在无数生产环节。某甲的小麦价格不变，不能保证其它相对次要的垄断产品价格不变。假设还存在一个相对次要的煤炭商某丁，供应三家的燃煤。某甲的小麦价格不变，并不能保证煤炭价格不变。即使某甲出于“养肥了再杀猪”的目的，有意留给某乙和某丙一些利润，也不过是把涨价的机会让给了某丁。所以，对某甲来说“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某甲为什么要推动小麦价格上涨了。
如果扩大再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为主要内容，也同样会受到垄断资本的制约。如果最初小麦价格为1.5美元，面粉2.25美元，面包3美元。某乙和某丙的环节，各自获得0.75美元。假设此时一种新技术问世，比如节约大量人工成本，同时提高生效率，也可能是新增订单摊薄了原有的成本，总之某乙和某丙的环节，现在各自只要0.5美元就够了。比如原先某丙销售面包采取实体店的形式，现在采取网上下订单、快递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于是一个物流员能够承担若干各售货员的销售任务，减少了大批工资成本。于是，某乙和某丙觉得有利可图，必然采用新技术，争抢订单，试图从某己和某庚的手中夺走一部分市场份额。某乙和某丙希望货币从某己和某庚的手中出去，成为他们工人的工资，最终辗转流入自己的手中，而不是重新回到某己和某庚的手中。随着某乙和某丙利润增加，某甲必然年会开始不断涨价，逐步挤压某乙和某丙的利润。于是，原先购买己、庚面包的货币，现在流入乙、丙手中，随着小麦价格上涨，转而又进入某甲手中。如果面包价格不变，最终小麦价格上涨到2美元，某乙和某丙就不再有利可图了。此时，销售每磅面包某甲多获得0.5美元的利润，某乙和某丙则没有净利润。这时继续扩张产能必然引起小麦价格进一步上涨，面包价格的下跌。某乙和某丙为了不陷入亏损之中，会主动停止投资。这时，由于没有新增投资，投资循环再次崩溃。此外，由于大批劳动力失去工作，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需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面包价格不变，小麦价格更高，某甲自然有资格获得更大的份额。某乙和某丙环节人工成本从0.5美元下降到0.25美元，两个环节工人消费总面包的比例由1/3((0.5+0.5)÷3)下降到1/6((0.25+0.25) ÷3)。由于某甲的消费总量不变，获得面包的份额从1/2上升到2/3，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必然更低。这时，社会总生产规模会下降到375（250÷2/3）磅。直观地看，新增一个物流员就业，同时增加五个售货员失业，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就业更困难。
现实之中，垄断资本的选择往往是介于按照上下游企业需求扩张产能并不涨价，或者完全不扩张产能单纯涨价之间。垄断资本往往扩张一部分产能，但不完全达到上下游企业的扩张投资的要求，同时涨价。一般来说，垄断程度越高，越容易选择完全不扩张产能。反之，则容易选择扩张产能。
这时，垄断资本往往成为全社会投资的瓶颈。某乙和某丙存在投资需求，是因为只要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去，可以从每磅产品中获得0.25美元的利润。一旦这些利润消失，他们自然就没有继续扩大投资的欲望。某甲则在不断尝试涨价，试图把这些利润全部吞并过来。由于博弈力量悬殊，某乙和某丙对某甲的涨价要求很难抵抗。只要某甲通过涨价彻底实现全部吞并某乙和某丙利润的目的，某乙和某丙就会停止扩张产能。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做得越多，原料越贵，成品越便宜，越不挣钱，甚至赔钱，那么这个企业必然压缩产能。于是，投资需求消失，只剩下有限的消费需求。投资循环被迫中止，只保留简单再生产。与自由竞争条件下，投资循环过程受制于自然条件等外生瓶颈不同，垄断条件下投资循环过程往往受制于内在的垄断资本的压力。由于原料成本上升、成品售价下降，继续扩张产能变得无利可图。垄断资本剥夺了中小资本的利润，使中小资本扩张产能也无利可图，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资循环难以发生，一旦发生也容易被打断。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意味着厂商增加投资时预期利润率递减，新增投资无利可图，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引起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而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成本增加，从而会使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下降。第二，投资的不断增加会使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增加，而产品数量增加会使其市场价格下降，从而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也会下降。
凯恩斯的描述似乎自相矛盾。既然投资品（原材料）供给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下降，那么生产原料有利可图，为什么不压缩现有商品的产能，改行投资原材料呢？既然凯恩斯承认有大批非自愿失业，很显然原材料的生产潜力并没有达到极限。实际上，凯恩斯有意回避了一个潜在条件，就是投资不能随便改行。明知某些行业利润上升，本行业利润下降也不能随便改行。很显然，利润上升行业现有厂商有能力阻止外来投资进入，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垄断状态。
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是垄断的必然结果，其实很好理解：对垄断资本来说，增加垄断品供应意味减少垄断资本的利润。扩张垄断品的产能，敞开供应，和搞人造饥荒相比，并不划算。垄断资本本身自然也没有扩张产能的动力。对中小资本来说，增加投资不过是给垄断资本进贡，很快就会触碰利润的上限。某乙和某丙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自由竞争的面包销售价格下降，垄断的小麦的价格上涨。某乙和某丙的新增利润受到两头挤压，很快为零。某甲的利润会迅速增加，迅速积累大量的货币和债权，某乙和某丙手中的货币会迅速下降，债务则会暴涨。于是，垄断资本的选择是减少投资，中小资本的选择是小猪跟着大猪跑。最终，全社会的投资需求不足，陷入为满足垄断资本有限消费需求服务的死气沉沉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经济长期停滞。这就是本文对所谓的边际效率递减的解释。
如此好理解的事情，凯恩斯为什么说的如此含混呢？《通论》出现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时经济高度垄断。少数垄断资本抑制全社会中小资本扩张产能。中小资本任何扩大生产行为，很快就会导致手中的货币资本流向垄断资本，然后一去不回头。垄断资本注定是赢家，垄断资本高高在上，非垄断中小资本杀得你死我活，精疲力尽，弹尽粮绝。凯恩斯在《通论》中基本不触及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之间的矛盾，所以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如果凯恩斯点明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压榨，承认资本家内部有阶层分化，必然不得不承认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而推导出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如果我们看《通论》最后的部分，就会看出其实凯恩斯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不过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捅破的话，就是暗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合理性了。当时，自由垄断资本主义穷途末路，人心惶惶。凯恩斯在《通论》中想证明的是资本主义改良的必然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他写《通论》的目的是为政府赤字财政拉动经济找理由，而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找理由，自然不能不曲笔了。病情早就确诊，但是医生没有勇气给病人开死亡通知书，所以只能开点饮鸩止渴的虎狼药。
垄断资本统治下的危机，损失集中在中小企业这边。在前期的投资循环过程中，利润主要集中在垄断资本一方。胜负早已决定，不过没有揭盖子而已。危机作为清算过程，不过是确认战果而已。投资需求一旦消失，没有新增追加投资，必然面临前期投资的债务和利润的清算。这时，中小资本新增投资的多数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的利润已经到手。对应这些利润的贷款则集中在中小资本身上。垄断资本显然不会用这些利润去弥补中小资本的债务。这时进行清算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中小资本廉价抛售各种财产。垄断资本则好整以暇作壁上观，盘算在适当的时候，廉价收购各种财产，让自己控制的债权变成实物资本。
清算过程中的资产的转移使垄断资本迅速扩张，所以危机之中进行兼并可以事半功倍。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一次大规模的兼并过程，垄断资本手中握有大量的利润，趁机吞并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小资本，出现“垄断资本进，中小资本退”。随着垄断资本的优势强化，这种过程不断加速。因为垄断资本获得绝大部分利润，中小资本承担绝大部分风险，所以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中小资本靠自由交易，完全不可能撼动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中小资本的出头之日并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支撑不下去了，那么幸存者的博弈地位就改善了。不过，垄断资本完全可以主动收购要倒闭的上下游企业，并把垄断优势扩展到新的领域。这种做法和地主利用债务兼并农民土地异曲同工。于是，随着垄断资本扩张，经济循环垄断程度的加深，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萧条之中。
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资本家都把利润源源不断地投入经济循环。结账的时候，肯定会有货币和债权的重新分配。最终的损失由谁承担并不确定，有时甚至完全靠运气。周期性的出现投机高潮，资本家们不跟风不行，必须周期性跟风下注，否则就会坐吃山空。自由资本主义的赌场，虽然不断有人被清场，但是也不容易出现常胜将军。于是，所有资本家不断下注，定期崩溃，大呼小叫，热闹非凡。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却并不热衷于把利润投入本行业，以免危害现有利润水平。由于超强的博弈能力，中小资本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资本贡献货币。最终崩溃的时候，损失基本可以确定在中小资本之间分担，而垄断资本基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于是，“大家集体进入赌场，然后瓜分筹码”的模式，变成了“垄断资本开赌场坐庄抽头，中小资本之间击鼓传花，垄断资本稳赢不输”的模式。所有的货币或债权单向流动，不断汇拢到垄断资本手中。钱都被庄家赢走了，庄家又不喜欢主动下注，导致整个赌场自然死气沉沉。从某甲的角度看，是很乐于看到某乙和某丙积极下注的。因为他注定是赢家，庄家赢钱的前提是赌客们主动下注，赌客们下注越积极，庄家赢钱越多。只要某乙和某丙们积极下注，某甲就可以趁机获得超额利润。不过，这个乐于看到积极下注的前提是自己不下注。因为某甲控制了大多数的货币又不主动下注，某乙和某丙也没法下注。（当然，垄断资本手中的货币并不是彻底沉睡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垄断资本怎么使用它们的利润。它们使用利润的主要方式，不是扩大生产，而是兼并和投机。届时，垄断资本下注的方向就是中小资本跟风下注的方向。）如果要赌场恢复活力，就要打破垄断资本的高度垄断状态。如此，长期停滞自然就会被打破，由长期的死气沉沉恢复到热热闹闹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周期性“复苏—繁荣—过剩—崩溃”过山车状态。中小资本在市场中显然不是垄断资本的对手，只有政府有这个能力。当然，这是控制政治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决不会同意的。
与消费需求一样，中小资本的投资需求也要从属于垄断资本。它们在投资方面也丧失了主动权。任何中小资本自发的投资行为都会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销售价格下降。中小资本沦为垄断资本的奴隶，它们的经济行为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要从属于垄断资本。这就如同工人是资本的奴隶，工人的经济活动从属于资本家一样，垄断资本需要中小资本无非是因为需要有人组织非垄断品的生产。在竞争的压力下，中小资本自然兢兢业业。由于产销分散等原因，兼并他们的行业无利可图。
结合前面的信贷消费，我们可以看到：对垄断资本统治的经济体来说，垄断资本既是压低全社会消费水平、制约消费需求的短板，也是抑制中小资本产能扩张、制约投资需求的瓶颈。只要生产规模超过以垄断资本的消费需求为短板的简单再生产循环，就要源源不断地给予垄断资本利润。不论这种超过的原因是中小资本家或者工人在贷款消费，还是中小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与自由竞争条件下，货币和信用在各个资本家之间来回流转，击鼓传花不同，垄断资本控制的环节称为货币和信用循环中的关键结点，货币和信用不断沉积在垄断资本手中。对垄断资本所有者来说，自身消费能力有限，投资欲望不足，自然没有必要把大量的利润不断投入循环之中，必然不断积累货币和债权。于是，利润不断地稳定地积累在垄断资本的账户中，与之对应的是其他社会成员的账户中负债累累（或者是大量海外贸易盈余）。
此时，垄断资本投资无心，消费无力，中小资本跟在垄断资本后面，吃点残羹剩饭。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规模长期低迷停滞，难以扩大，自然死气沉沉。如果生产规模扩大，必然伴随惊人的利润和债务，酝酿危机。危机实际上是垄断资本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清算的过程，所以危机迟早会会发生，结果也是注定的。
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某些人获得了他们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透支了自己的收入，导致负债累累；某些人不顾市场行情，盲目申请贷款，扩大生产规模。这两类人陷入债务泥潭纯属咎由自取。他们不但自己陷入债务的泥潭，还拖累了社会。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某些人拥有超强的博弈能力，获得了巨额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他们既不打算消费也不打算投资，其他社会成员为了满足基本消费需求或者尝试投资不得不负债累累。这些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危机。这些拥有超强博弈能力的人，自己穷奢极欲却压低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阻碍社会进步，给其他人套上债务的枷锁进而诱发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兼并弱小资本。
出现民间的债务危机，究竟是谁的错？关键在于评价者的立场。不过，少数人通过垄断关键生产生活要素获得超强博弈能力，导致极度不均的社会总分配结果，是出现危机的重要潜在条件。这时，经济运行规模上升，超过垄断资本消费短板局限的生产水平，必然酝酿民间的债务危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如果要避免债务危机，只能压低经济规模。从这个角度看，少数人超强的博弈能力与较高规模的经济运行水平不兼容是问题的关键。经济低水平运转的根源在于以资本为核心的分配制度，每个人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利必定不断试图拥有资本，并使自己的资本不断扩张。于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让少数人发财。发财，恰恰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之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动力。既然以发财为动力，自然要想方设法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获得财产，即抬高自己的支付能力压低对方的支付能力，以获得两者之间的差额，并要求对方用财产弥补差额。如果多数社会成员已经被少数社会成员征服，不能拿出更多的财产弥补支付的差额，那么经济自然长期在低水平运转。所以，“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问题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 “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以垄断资本作为消费和投资短板进行分析。现实情况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还包括地主、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他们的行为与产业资本家高度同化，也是以发财为自己行为的最高目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和金融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要素，暴力则是一切产权关系的基础。只有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生产过程才能顺利运行，所以他们的经济地位往往并不低于（甚至常常高于）产业资本家。他们也完全可能成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
破解这种经济困境的方法并不难，但是必须改变现有的分配模式。这种做法，必然彻底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统治一切的社会基础。于是政府试图采取其他迂回或者折中的办法，实现的“医治这一痼疾（注：失业问题），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凯恩斯，《通论》，24章）的效果。这里所保留的“效率和自由”其实是保留私有产权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效率和自由。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在垄断资本统治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并没有效率，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更没有自由。
这时，政府以一个新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的身份加入了经济循环。与一般的社会成员不同，政府既是需求者，也是信用提供者，还可以是货币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征税和印刷货币两种方式支付自己需求，也可以通过再贷款或者核销不良资产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
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货币总量是相对固定的。济循环之中的货币不会凭空多出来，也不会凭空减少。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主要来自开采和海外贸易的盈余，外国的货币其实也是开采出来的。随着货币价格变化，一部分货币会退出经济循环变成贵金属器皿，一部分器皿也可能变成货币回到经济循环。除此以外的绝大多数交易，货币都是从一方手中流入另一方手中。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不足的时候，银行信用可以自动弥补。于是，经济循环之中多了银行债权，也就是银行的信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贷款。银行可以创造信用，但是不能创造货币。银行可以发贷款，开银票，但是不能凭空变出银子。贷款到期必须如数偿还，回不来的贷款太多，银行就有被挤兑的风险。所以，银行的信用与货币是有区别的。弗里德曼说经济危机期间大量货币消失，其实货币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信用。银行收回原有贷款，同时减少新增贷款，信用总量自然下降。货币从一个人的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并没有消失不过变换了主人而已。如果不考虑货币的跨境流动，除非有人开采、熔铸货币，否则货币的总量是不易轻易变化的。政府遇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在辖区内拥有绝对暴力，也就拥有开动印钞机的权力。这时，货币准确地说应该是法定货币，是价值符号，其唯一来源是政府的印钞机。银行的银票必须“见票即兑”，而央行发行的钞票则没有兑换的义务。央行增加贷款供应，却不必担心不能顺利偿还的贷款会引发挤兑问题。此时政府能创造信用也能创造货币，政府的信用随时可能转化为货币。货币和信用之间，两者的界限相对模糊得多。银行可以从央行申请贷款，如果这些贷款不能顺利偿还的话，如果政府愿意救援，也可能变成货币。最终，来自政府的新增的贷款很可能变成增加货币供应。所以，我们的分析也分成两部分，政府不开动印钞机和政府开动印钞机。
与民间交易一样，我们首先需要探讨政府不开动印钞机情况下的支付能力。除了印钞，政府有很多手段获得财政收入，比如拍卖国有资产，比如国有资产收入，比如拍卖国债，比如各种税收和收费。拍卖国有资产受制于国有资产上限。拍卖国债必然受制于国家偿债上限。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与一般资本的支付能力一样，可以并入前面对企业的分析。如果国有资产从事的行业是垄断行业，完全可能成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如果不是则可能与一般中小资本一样受到垄断资本的压制。相比之下，税收和收费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普遍也最持久的收入。
我们可以认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税收，亦即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一部分。政府的收入可能来自社会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一边，也可能来自被压制消费和投资的另一边。政府的收入来自不同的人群，对经济的影响是绝对不同的。如果来自短板和瓶颈一边，无疑相当于提高了短板和瓶颈的需求水平，缓解了短板和瓶颈对全社会经济规模的压制，提高了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规模。如果来自被短板被瓶颈的一边，则无疑进一步压制多数社会的有效需求，尽管此时的经济规模不变，但是多数人的支付能力必然下降。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收入来自两边。不过，由于政治力量悬殊，政府的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被短板被瓶颈的一边。
在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中，小麦价格1.5美元，面粉价格2.25美元，面包价格3美元。某甲消费250磅面包，提供500磅小麦，全社会总生产规模是500磅面包。如果这时对某甲的财产课以2250美元的税收，并用这些税收购买某丙的面包，那么全社会的生产规模就会提高到2000磅面包，其中政府消费750磅面包，某甲消费250磅面包，某乙和某丙各自消费500磅面包。我们不必担心某甲没有能力承担这些税收，因为某甲在把某乙和某丙的总消费水平压低到250磅以前，必然已经获得了大批货币。我们也不必担心某甲日后没有能力继续缴税，因为只要按照2000磅的生产规模运行下去，某甲的收入将上升到3000美元，每轮循环都能获得2250美元的利润。政府从消费短板一边征收税收，然后把全部征收的税收用于消费，提高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生产规模。如果政府把从某甲处获得的税收用于投资，也可以拉动全社会的投资规模。如果某甲是国有垄断资本，把全部利润上缴而不是私分，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这个过程是政府代替某甲消费、投资，只要让某甲消费不了的利润转起来，就可以突破人为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除了某甲，所有人皆大欢喜。
如果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某乙和某丙，那么就将进一步压低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假设政府向某乙和某丙各自征收75美元的税收，并且全部用于消费。那么最终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还将是500磅面包，其中某甲250磅，某乙和某丙各自100磅，政府50磅。政府的税收进一步压低了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对非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环节征税，并不能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只能压低被课税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从某乙和某丙处收税进行投资也是一样，投资瓶颈并没有突破，政府的投资压低了原有的民间投资水平。除了某甲，所有人都要受到损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成为消费短板的极少数社会成员承担税赋的潜力远远大于对其他社会成员。这是因为，极少数成为社会消费短板的社会成员能承担的税收总额的上限，受制于全社会的实际生产潜力，而其他社会成员承担税赋的上限则受制于极少数消费短板的消费水平。同样的税赋总额，比如前面的例子之中的2250美元，加在某甲身上是可以承受的，加在某乙和某丙身上则可能激起革命。因为某乙和某丙的全部收入不过750美元，而且没有上升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对某甲的税收应该是对某甲的财产课税，比如银行存款、房产、地产、收入和遗产，而不是对小麦课税。对小麦征税，则某甲完全可以把小麦价格提高，把税收负担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转嫁给某乙和某丙。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小麦征税，实际上是对某乙和某丙征税。要对某甲的财产征税是很难的，首先必须要求某甲公开财产，这必然遭到某甲的强烈反对。随后制订的税收政策的过程中，某甲也必然为自己留出技术性的后门。某甲豢养的经济学家也会大声疾呼：“政府的税收破坏了效率和自由！侵犯了私有财产！打击了勤俭者！”虽然他们的主子发财与勤俭关系不大，但是只要有人出钱，睁眼说瞎话也是一种收入颇丰的职业。
所以，在垄断资本控制政治资源的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税收的负担的主要部分要由中小资本承担。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则经常成为管理者和部分员工的私人的禁脔，等同于他们的收入。所以，要求国有垄断资本上缴利润也不容易。在这样的国家中，希望政府通过税收使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财产分散开，停滞的经济重新高速运转起来，基本没戏。个别情况下，政府甚至会增加税收通过各种方式补贴个别垄断资本，进一步增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
在政府以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不触动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既得利益，希望政府的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拉动经济规模是不现实的。在非短板和非瓶颈部门征税并支出，并没有突破原有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不过是政府财政开支替代民间支出。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只要存在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经济规模一旦超越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所制约的水平，就要满足控制短板和瓶颈的少数人发财的需求。所以，如果不打算触动全社会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既得利益，又希望提高经济规模，就要在税收的基础上额外增加开支。这些额外的支出不能来自对被短板和瓶颈所制约的人群的税收，否则不过政府消费和投资替代民间消费和中小资本投资，并不能扩大经济规模。换句话说，如果不打算触动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又希望突破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就需要采用赤字财政。这就是凯恩斯在《通论》中绕来绕去想说的事情。
我们首先分析政府增加消费需求推动简单再生产循环规模扩张的情况。这时的经济循环与大规模出口时期的生产循环大同小异，不过是政府替代了海外市场购买这些多余消费品。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之中，为了让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的消费水平，政府需要大规模消费面包。假设这时生产的规模达到2000磅，某甲获得250磅，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政府赤字消费750磅面包，支付2250美元的现金，辗转成为某甲1500磅小麦的货款，某甲获得2250美元纯利润。如果加上某己和某庚的话，政府就需要消费1500磅面包，某甲获得4500美元的纯利润。面粉和面包环节所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某甲，本身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于是，每循环一次，某甲的利润增加4500美元，对应政府的债务增加4500美元。政府一旦停止投入这4500美元，生产循环的规模就会退回去。
我们接着分析政府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循环扩张。这时的扩张过程与某甲坐庄，乙、丙扩张产能的投资循环大同小异。如果政府购买某丙的面包用于投资，就会有大量的货币向某甲流动，不断成为某甲的利润。乙、丙和政府之间击鼓传花。由于某甲是全社会的投资瓶颈，乙、丙无力自发推动扩大再生产循环（如果他们能自发推动扩大再生产循环，经济就不会停滞了）。此时的扩大再生产循环能继续下去完全仰赖于政府不断追加投资，停止投资的条件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一点与某乙和某丙主动扩大再生产时遇到利润上限而停止扩大再生产不同。只要政府停止新增投资就会发生崩溃。这就如民间的投资循环中一旦有一方彻底停下来，整个循环难免崩溃一样。
自由竞争状态下，任何人的投资在结算时，都可能面临无法收回的情况。垄断时期，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不断积累货币和债权，主动投资和消费却并不多，崩溃的损失主要由非垄断的中小资本承担。政府加入非垄断一方自然凶多吉少，必然一起承担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政府可以把损失转移给民间，这就如同在某甲的统治下，某乙和某丙分担损失，某乙有时可以把损失转嫁给某丙。由于某甲已经获得了巨额的纯利润，乙、丙和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是亏损的。损失将在乙、丙和政府之间分担。只有三方都亏损的可能，却没有三方都不亏损的可能。乙、丙不亏损，政府就难免亏损。政府不亏损，乙、丙必然亏损。如果政府的投资能够收回，甚至能够盈利，那么必然对应某乙和某丙的产品没有销路，出现亏损。现实之中，政府往往并不能全身而退，中小资本也要承担一部分损失。政府完全无法收回投资，中小资本的处境会略好一些。政府收回投资越多，中小资本承担的损失越多，整体经济形势必然越恶劣。政府如果完全收回投资，不承担亏损，必然对应大批中小资本倒闭，被垄断资本吞并。刺激经济政策并不能稳定促进经济复苏，却能稳定促进垄断资本进一步扩张。如果最终导致大批中小资本倒闭，就更是助纣为虐。
政府新增投资刺激经济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购买大量原材料的建设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减少购买原材料开始输出产能的生产过程。在第一个阶段之中，政府投资的产能并没有释放出来。而是大量购买原材料，是向经济循环投入货币的过程。这和政府购买消费品拉动经济没有区别。政府支付货币，甲、乙、丙（主要是某甲）获得利润。这时是经济形势企稳、向好、转暖的时期。这时，只要胆子足够大，订单下的足够多，可以完全看不出经济危机的迹象。全球一片萧条，只有这边风景独好。第二个阶段，政府投资的产能已经释放出来，准备挣钱，也就是从经济循环之中吸收货币偿还投资贷款甚至盈利。这时，不但政府的投资需求不存在了，还需要甲、乙、丙购买政府的产品。没有政府的新增投资，投资循环自动出现减速崩溃的趋势。这时是经济形势异常复杂艰难时期，政府投资收不回来，失业率再创新高。消费需求萎缩，新增投资需求下降，电也不紧张了，车皮也闲置了，随时可能发生硬着陆。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企稳、转暖、向好”时期和“经济形势异常复杂艰巨”时期，不是孤立骤变的两个时期，而是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正是因为前一个时期大规模投入订单，所以才有后一个时期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前期投得越多，经济越稳，后期亏空越大，摔得越狠。这时强调信心是没有用的，账本比信心更实际。看看刺激政策期间政府财政支出的情况，垄断资本公司和中小资本公司的盈亏情况，垄断商品和其他各类商品价格变化情况，那些垄断资本家及其员工（比如华尔街的肥猫）的收入水平和财产增长情况，就会知道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货币的去向，也会知道为什么中小资本纷纷压缩产能，更会知道为什么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对政府投资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有宏伟的工程，庞大的生产潜力，就一定有强大的生产力，就是增强国力。以工程的宏大程度作为标准，判断政府投资行为对刺激经济改善就业的效果，这是完全错误的。生产潜力不等于实际生产能力，不代表实际国力的提升，更不代表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制约生产规模的不是生产潜力，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成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少数人有限的消费能力和萎靡的投资欲望。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也可以说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对这些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足够的需求），任何宏大的工程都不会缺少建设经费。反之，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消费短板或者投资瓶颈对这些工程的投资并没有需求或者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任何宏大工程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大量产能被闲置的背景下，增加产能也不过增加新的闲置的生产资料，制造更大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导致更严重的亏损而已。没有足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些生产能力永远是潜能，而不是实际生产能力。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经济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能带来足够的利润。在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社会中，以利润考核的话，这些项目都是亏损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备要么亏损运营，成为投资者的负担；要么停下来，最终锈蚀殆尽。如果要这些产能发挥作用，又不愿意改变分配结构，克服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就需要由政府不断追加新的投资，最终必然无以为继。这些项目，除了聊以自慰，没有任何用处，虽然宏大也不过是一种由政府赤字负担的强制消费。
无论政府增加消费还是投资，只要生产规模高于受消费短板制约的生产循环的水平，垄断资本就可以获得净利润。只要政府停止投入，经济循环的规模都会回缩。最终的生产规模只能停留在受消费短板制约的消费循环水平。经济循环规模回缩的过程，就是经济循环的崩溃时期，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滞胀沫崩”之中的“崩”。如果损失由中小资本承担，中小资本将陷入债务危机。如果投资损失由政府承担，政府将陷入债务危机。现实之中，往往双方都要承担一部分损失。因为无论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必然都大量利用银行贷款，所以无论损失由谁承担，银行都难以脱身。这时，必然出现利率上升、物价下跌。
政府投资和消费之中的跑冒滴漏越严重，同样的投资总量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造成的各种副作用越严重。与出口相比，政府消费很可能并不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而是选择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也就是说，债务增加更快，而增大经济规模的水平却更差。与民间投资相比，许多政府投资的工程在开工以前已经有大批的投资款项不知去向。这样的工程往往还严重拖欠工程款，施工建设单位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量资金从建设中游离出来，脱离实体产业，被囤积起来，或者参与投机。不但不刺激就业，而且推动物价上涨。与此同时，这些工程质次价高，是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的支出迅猛增长，政府债务也就迅猛增长。
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已经指出，垄断条件的扩大投资循环一旦崩溃，中小资本从整体上看，必然是输家。从个体上看，虽然有少数幸运儿，但是其中的多数很难全身而退。更何况，由于政府控制新增订单，中小资本为了获得订单展开激烈竞争。所以，政府的项目时常拖欠货款。由于层层转包，虽然这些货款已经从政府的账户中支出，但是不知道被什么人挪作什么用处了（一般来说，这些钱往往已经辗转加入投机大军了）。处于博弈劣势的中小资本，能拿到政府的订单已经不错，自然不敢催缴货款。由于政府拖欠货款，中小资本往往要贷款才能维持。这种情况下，一旦政府停止继续提供订单并收紧银行信贷，中小资本必然陷入债务危机。不仅如此，如果垄断资本趁机推动垄断商品价格上涨（这是可以预期的必然选择），那些没有接到政府新增订单的企业，必然在政府加大投入之初就经营困难。比如，没有拿到政府订单的某己、某庚，却要直接承受小麦价格上涨的压力。此时，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商品售价，没有政府订单某己和某庚必然陷入亏损的境地，干不下去了。这是很常见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政府投入大批货币（或信用）创造了短期的繁荣。一旦停止投入，必然原形毕露。为了维持繁荣，必须不断投入。于是，政府的债务和垄断资本的利润，互为因果，同步增长。民间交易中，超出社会成员支付能力部分的需求，会导致民间社会成员负债累累，甚至破产。超出政府有支付能力的收入的部分同样会导致政府负债累累，甚至面临破产的威胁，这时就会发生债务危机。政府负债累累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大规模战争，比如各种浩大的工程，用超越政府支付水平的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规模是其中之一。需要注意的是，战争期间或者修筑大规模工程期间，就业率往往达到极限，任何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工作，政府这些大规模支出的目的虽然不是增加就业，但是同样实现了刺激经济，大规模增加就业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推行赤字财政并不一定导致负债累累，如果政府能有效收回投资或者增加收入，那么赤字虽然会出现，但是并不能稳定存在。政府借钱投资，比如修建铁路，投资期满收回投资。如此可以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政府消费，比如修建广场，如果能增加税收收入回收货币，偿还债务，也可以周而复始地运动。这两种方案如果能够实现，就可以达到既扩大经济规模，也不会导致债务堆积的效果。
政府投资难以收回的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主要利润归少数人所有，这些人对增加投资并不积极。通过税收回收投资和消费的难点则在于多数税收负担注定属于中小资本等社会中下层，而不是获得大量利润的垄断资本。于是，增加税收回收前期投资和消费的投入，相当于从中下层那里征收补贴中上层，即使能收回前期投入，此时的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水平也必然进一步下降。
政府刺激经济行为，如果既不想出动社会顶层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利益，又希望扩大经济运行规模，必然使自己陷入不断堆积的债务之中。
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迟早陷入债务危机，最终难免以印钞解决。抛开印钞不谈，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加税，减少财政开支，拍卖国有资产的手段平衡不断增加的债务。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政府的国债必然难卖，即使卖出也必然对应非常高的利率，其实就是政府在借高利贷。看看希腊的例子就不难理解。至于增收减支，由于少数人控制政府，政府负债之中的绝大部分，最终必然能由社会中下层承担。加税或者减少开支必然进一步压缩社会中下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导致经济规模进一步萎缩。“基本思想是极容易了解的。在利润丰盛的时候，这些利润归于私人金融小集团，作为资本主义制度适当报酬；在有重大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就由纳税人分担，作为团体精神的一种表现。”（保罗•斯威奇）政府拍卖国有资产回收多余的货币，和某乙拍卖汽车、房产甚至企业偿还某甲的债务没有区别。政府投资或消费，靠出售不可再生的国有资源回收前期的投入，则难以保持周而复始的循环，因为国有资源的总量会不断下降。政府出售可再生资源回收前期投入，虽然可以顺利回收前期投入货币，则会进一步强化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这两种方式与垄断资本廉价收购中小资本的资产，没有本质的区别。政府的债务解脱了，多余的货币回收了，政府控制的资产化公为私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名下，促进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某甲的垄断实力进一步加强，必然进一步压缩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会导致经济规模的进一步萎缩。这几种方式最终往往是对垄断资本有利，而对社会其他成员不利的。何况，对政府来说，自己控制的国有资产下降意味未来收入的进一步下降，必然是极不情愿的选择。
有些政府没有印钞的权利，以财政收入为担保，大规模向银行贷款。贷款到期之后，这些政府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在有些国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自然不能坐视地方政府破产，就会替地方政府承担所有债务。这些地方政府增加的债务，可以等同于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最终往往也是以印钞的方式解决。反之，有些政府虽然是主权政府，却不具备印钞的权利，比如希腊。自己没有印钞权，也没有上一级政府愿意承担，只能陷在债务之中，难以脱身。
以上几种解决方式，都有种种不便，均不如印钞便捷。历史上看，政府陷入债务危机是很常见的，直到价值符号成为主流货币才把政府彻底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一般来说，只要能印钞，直接印钞就会成为政府解决债务的首选手段。
不过，如果政府采取印钞的方式平衡债务，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不断增长。这些无法回到政府手中的货币，无论来自央行对民间银行的再贷款还是政府无法偿还的债务，注定长期滞留在经济循环之中。直观表现是经济总量停滞或者缓慢增长，货币增量的增速远远超过经济总量的增速。
除了税收和支出，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行为就是在危机期间，为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提供信用，避免进一步的清算，保证需求循环不至于停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些信用中的多数将难以收回。最终必将演变成新增货币。
每次危机都是一次结账的过程，如果对自己拥有的债权产生怀疑，资本家便会尽可能地以现金的形式兑现自己的利润，同时减少货币和信用投入，以免被同伴拉下水。这时需要由政府出面提供信用担保，帮助投资失败的资本家和银行挺过难关。
政府通过央行给予银行再贷款，做出所有人的存款都能兑现的承诺，如此便可以避免挤兑风潮和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保证由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不至于有于缺少流通手段而停滞下来。实际操作之中，当市场利率高于一定程度的时候，银行就会申请政府的再贷款，然后由银行给予企业贷款。比较常见的是再贴现：央行通过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的已经贴现但是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也就是某乙的借据），向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支持（也就是贷款）的行为。这种再贷款行为比较成规模的话，就是所谓的央行大规模救市。除了直接的大规模再贷款，还有很多变种。美国的“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也是一种变种：央行购买大量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鼓励银行和企业增加贷款。由央行提供基础货币或贷款缓解银行资金紧张的方法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向银行提供贷款，可以帮助一部分银行和投资失败的企业渡过难关。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某乙投资失败，某甲和某丙获得2625美元的利润，某乙承担2625美元的损失。假设某乙拍卖资产获得1000美元，还有1625美元没有着落。银行承担损失，面临挤兑风险，于是收紧信贷，市场利率上升。政府通过央行给予某乙的银行1625美元再贷款，使银行的挤兑压力下降，推动市场利率下降。银行对某乙也不再步步紧逼，某乙可以相对从容地拍卖自己的房产和汽车，可以卖一个相对较高的价钱，从某甲和某丙手中多获得一些货币，减少自己和银行的损失，也就是减少某甲和某丙趁火打劫的收益。不久，由于新的投资高潮的到来，某丙和某甲会重新开始扩产投资。也就是开始重新购买某乙手中积压的面粉生产面包。这时，某乙便可以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偿还央行。于是一切回到起点，大家重新开始击鼓传花。即使某乙的商品已经损失了也没关系：只要他没有被淘汰出资本家队伍，就还有偿还贷款的机会。因为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利润和贷款不断倒手，利润和损失并不确定。只要参与赌博，就有损失的可能，对应的必然也有胜出的机会：这一轮循环的结果是，某甲和某丙获得2625美元的利润，某乙损失1000美元资产，辗转获得1625美元的贷款，下一轮循环的结果可能就是某乙获得利润，某甲和某丙损失资产，辗转获得政府贷款。政府的介入避免了某乙的破产和银行被挤兑，保证了某甲和某丙的利润不会因为银行倒闭而化为乌有，资本家开始接受央行的存在。
于是，每次经济危机到来，央行都大规模增加贷款供应，降低银行贷款利息，减缓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在自有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这味药能缓解病情。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央行贷款和降息这味灵丹妙药失灵了。
首先，垄断资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因资金链异常紧张而需要贷款的中小资本则难以获得贷款。由政府贷款挽救企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一旦开始进行这一类的抢救行动，它就必定会发现，想要规定一个合理的范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政府和银行来说，完全无法区分哪部分贷款需求对应消费需求，可以顺利偿还；哪部分再贷款需求对应无力偿还的失败的投资和成功者的利润，无法顺利偿还。如同我们在前面分析之中，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在自由竞争模式下，1500磅面包对应的产能是由消费需求支持的消费循环，超过的部分是由投资需求支持的投资循环。首先，银行显然不能确定消费循环的规模。其次，即使能够确定消费循环的规模，也无法确定具体需要的贷款总量。为了维持1500磅的面包究竟需要多少贷款支持是不确定的，甲、乙、丙的自有现金可以替代一部分贷款需求。何况即使面包价格和总量都确定的话，所需贷款总量也与整个循环的流通速度密切相关。再次，即使能够确定消费循环规模，也无法决定究竟给予哪个企业贷款。因为现实之中的市场，不是只有甲、乙、丙三个人，而必然有无数的农场、面粉厂和面包房，由无数企业对应的无数循环。它们一起扩大生产，它们的产品对应所有的需求，既对应消费需求，也对应投资需求。银行显然不能认定，A企业的产品对应消费需求，可以收回贷款，B企业的产品对应投资需求，无法收回贷款，进而选择性地给予贷款。这样的鉴定，本身就是一个对企业生死的选择。任何一个自己的同行获得贷款而自己被拒之门外的企业都会强烈反对。最后，如果政府只对一部分贷款需求给予再贷款，银行难免承担一部分损失，还是可能出现挤兑现象。所以，政府的选择必然是不加区分地给予再贷款，银行则是对财务状况比较好，与政府和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给予贷款。换句话说，垄断资本和没有陷入绝境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真正需要贷款的某乙或某丙往往很难申请到贷款，而银行却往往央求握有大量利润的某甲贷款。某甲虽然不发展生产，但是有时也会申请贷款，转手借给某乙，或者借给各类社会金融机构由这些机构转手借给某乙。至于投机等其它用处，我们后面再说。
降息和贷款可以使陷入困境的资本挺一段，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余产品的销路，最终还是需要其他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继续购买多余产品。否则，即使银行敞开给予中小资本贷款，他们也难以偿还。政府的成功介入有一个潜在的条件，就是握有大批利润的企业为了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重新购买其它企业积压的产品，把以前赢得的利润投入投资循环。这样，申请贷款的企业就有能力在未来的复苏期销售积压产品偿还贷款。这个潜在的条件在垄断资本出现以后不复存在。首先，垄断资本不愿主动扩大再生产，中小资本必然长期产能过剩，产品滞销，财务状况不良，难以偿还贷款。某甲赢得大量的利润，却不愿意主动扩大再生产，去购买某丙的面包。于是，某乙的面粉注定一直滞销，最后发霉变质。其次，由于垄断资本具有超过社会一般水平的利润率，每次政府通过央行发放的新增救援贷款即使全部给予中小资本，其中的绝大部分注定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流入垄断资本手中，从此一去不回。最终，中小资本自然无力偿还这些贷款。所以，即使银行继续给予某乙、某丙贷款，某甲亦重新开始购买某乙的小麦，也不过是增加某乙、某丙的债务和某甲的利润。投资循环一旦再次停顿，某乙、某丙必然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之中，必然有更多地贷款无法偿还。
在垄断条件下，银行是不轻易给予中小资本贷款的。银行不再不步紧逼，已属不易，至于新增贷款，则是免开尊口。中小资本想获得贷款渡过难关，往往就要向垄断资本或者其它社会金融机构借高利贷。这些债主知道中小资本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很大，不过他们还是乐于借出。如果中小资本能偿还高利贷，就赚取高额利息；如果不能偿还，就廉价兼并中小资本的抵押物。许多时候，他们盼着中小资本无法偿还贷款，以廉价占有抵押物。这就如同地主在灾年借给农民粮食，真正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农民“借一还八”的利息，而是为了兼并农民的土地。所以，对地主来说，农民还不上高利贷是更有利可图的。还有些高利贷来自集资，发起人本身没有多少自有资金，也没有考虑过借贷者无力偿还怎么办，只是考虑眼前集资和高利贷之间的利差。众多中小资本陷入困境的时期，高利贷生意异常火爆，往往也是非法集资的高发期。由于中小资本顺利偿还贷款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这些高利贷最终往往以闹剧收场。当然，某些企业虽然经营劣迹斑斑，但是仍然能不断获得银行贷款，这些企业能获得贷款的原因往往由人脉关系或政治因素决定，这样企业的境遇在某些国家虽然常见，却不具有代表性。
银行乐于是借钱给稳赢的垄断资本，而不是借给稳输的中小资本。垄断资本贷款的用途，往往并不是扩大再生产。再说，政府提供给中小资本的贷款越多，中小资本输得越多，将来无法偿还的贷款越多。许多暂时盈利的中小资本，即使能获得贷款，也不申请，原材料涨价，销售不畅，申请贷款干什么用呢？于是，申请贷款的主要目的不是投资建设，而是大规模的投机，或者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表现为短期贷款多，长期贷款少，流动资金贷款多，建设投资贷款少。所以，这味药失灵了。
过去有人认为，货币危机是银行制度有缺点造成的，只要有一个按照适当灵活规则办事的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就可以把货币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这就是建立联邦储备制度的理论基础。央行的加入可以给中小资本提供贷款，却并不能让垄断资本购买中小资本的商品。那些存在垄断资本账户中的利润所对应的注定无法收回各类的贷款。所以，央行可以增加中小资本的债务，也可以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却不能减少垄断资本的利润，填平中小资本的债务。央行并不能替代垄断资本主动购买中小资本的商品，完成两者账户之间资金的逆向流动，不能扭转垄断资本账户存款余额越来越高，中小资本账户贷款余额越来越高的趋势。随着这些贷款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中小资本和银行再次陷入债务之中。一旦这些贷款到期，如果不想出现崩溃就要不断提供新的贷款。所以，QE之后有QE2，后面很可能还会有QE3，甚至QE4。
政府除了给予银行再贷款，鼓励民间贷款，常见的方式还有政府申请银行贷款直接投资或消费。政府可以以财政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和消费。政府从银行获得贷款，支付货款。这些货款一样可以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对应政府债务增加。政府能否收回投入的贷款，完全看损失承担情况。
来自央行的贷款辗转变成银行的无法收回的贷款，最终成为银行的负担。这些贷款不断增加，必然酝酿银行危机。如果要求资不抵债的银行申请破产，储户账户中的一部分存款必然消失。这时，流通中的信用总量必然下降。货币和信用的增速与经济规模的增速基本持平。
如果央行为了避免银行危机，允许银行可以不断申请再贷款，或者其它类似借新还旧的贷款，信用总量便不会下降。这时，不断地结新还旧，就是事实上的不必归还。于是来自央行的信用必然不断扩张。有时，银行是国有银行，可以把不良债权卖给国家。银行获得现金，央行获得债权。央行获得永远无法收回的债权，银行被解放，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出现这两种情况，流通中的货币和信用总量必然不会下降。
于是，本来是政府通过央行出面担保暂借某乙和银行资金，变成了政府承担某乙和银行不能承担的损失，兑现某甲的利润。于是，货币和信用增速必然领先于经济增速。如果我们把货币和信用总量看为一个整体的话，与这个整体最接近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广义货币M2，与经济规模最接近的宏观经济指标则是GDP。现实的表现就是M2的增速远远快于GDP。大量的再贷款和是广义货币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实际之中，占据社会分配顶端的不仅仅是垄断资本，还有其它生产生活必需条件（比如土地、金融、暴力）控制者。这些不良贷款除了成为垄断资本聚敛的财富，也可能成为其它社会顶层聚敛的财富，总之是不再回来了。
随着流通中的货币和信用的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增速，单位法币的价值必然不断下降，与贵金属摘钩只是迟早的事情。这时，就会出现对央行的挤兑，也就是用法币换黄金（或者其它储备，比如白银、外汇）。最终，央行金库中有限的黄金（或者其它储备）必然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法币，为了避免大规模换取黄金的浪潮，法币必然与黄金摘钩。
与一般的资本家不同，政府可以创造货币。政府通过央行提供再贷款避免商业银行被挤兑，政府可以宣布法币与金银债摘钩避免央行被挤兑，所以法币发行也不必受到库存金银的限制。表面上看，政府拥有创造无限支付能力的权利，自然可以创造无穷的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只要开动印钞机，既可以避免银行危机，也可以避免政府债务危机。这就为货币危机埋下伏笔。
“企业家所玩的这种赌博有许多价值为零的筹码。”这些筹码价值为零的原因是找不到愿意接盘的下家。比如某乙手中的面粉如果卖不出去，就是价值为零的筹码。既然其他资本家不愿意购买这些筹码，那就不妨让政府出钱买去。简单地说，假设资本家都赚钱，那么赚谁的钱呢？不过是某甲赚某乙的钱，某乙赚某丙的钱，某丙赚某甲的钱。大家循环往复，一旦停下来必然有人赔钱。 “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只要中平就够了。”（凯恩斯，《通论》，328，商务印书馆）凯恩斯这里说的有效需求就是我们提到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句话通俗地说就是：既然大家彼此赚钱肯定有人亏本，那么政府增加货币（法币）投入，大家都赚政府的钱不就都能赚钱，而且不必有人承担损失了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政府买入这些资本家们不愿意买入的筹码，或者为资本家垫付货款，自然可以使资本家们避免损失。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愿意辗转买回或者赎回这些筹码，政府必然无法顺利回笼货币。变相地相当于政府在不断购买资本家不愿意购买的产品。政府为了避免资本家损失投入的货币越多，无法顺利回笼的货币必然越多。政府创造的法币虽然可以在政府暴力的支持下进入流通循环成为支付手段，但是并不能保证稳定的内在价值。所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其它类似的经济现象是可以预期的副作用。
如果预期到政府会不断注入货币，继续握有大量的现金，就不划算了。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的资本，怎么会坐视自己手中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不断缩水？“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凯恩斯，《通论》，322，商务印书馆）凯恩斯希望垄断资本老老实实地看着存款不断增长，价值不断缩水，实在是太低估了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了。对垄断资本来说，此时可以调动的资金异常充裕：一方面政府放松信贷，可以大规模申请廉价的贷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政府消费或投资行为，垄断资本获得大量利润。它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无论是为了保值，还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它们都必然在自己的行业之外，开辟第二战场。
垄断资本可以谋求更高的垄断效果，比如像上下游产业扩张、廉价兼并中小企业。垄断资本也可能进行大规模金融投机。在物价上涨的年代，无论是中小资本还是工人，都希望找到保值的方案，于是他们的投资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还可以通过囤积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者大量占有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提高消费品价格，对多数人实行二次剥削。多数人不得不购买的商品（时髦的说法就是“刚需”商品）都是炒作的好题材。这些商品不愁销路，所以在垄断资本投入货币买入这些商品的时候，就注定这些货币会回来。对多数人来说，由于手中能调动的货币有限，或者不具备大规模囤积的储存条件，即使知道物价上涨，也无法有效大规模囤积。所以，不得不接受讹诈。垄断资本的思路很简单，什么可以促进垄断就兼并什么，什么容易吸引跟风者就炒什么，什么不可再生囤积什么。
不论垄断资本把资金投向哪个方向，都会引起该商品价格的上涨，引来中小资本的跟风潮。中小资本手中往往也握有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不知道该投向哪个方向。小猪跟着大猪跑。既然大猪做出了选择，小猪自然尾随其后。当然，中小资本也可以选择不跟风。不过，即使他们不跟风也是要给垄断资本进贡的，因为垄断资本有办法控制他们不得不买的商品。对中小资本来说，与其将来承担投机的负担，不如现在主动跟上去，也许还能分一杯羹。于是，甲、乙、丙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庞氏骗局，不过从生产面包转移到虚拟资本、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炒作和投机。于是，在实体产业凋敝的时期，却出现生产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以及虚拟资本和土地的投机盛行。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垄断资本投机生活必需品，必然增加有支付能力的产品需求，可以刺激经济。如此考虑未免太低估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的智力了。同样是生活必需品，垄断资本的投机，并不会处处下手，四面开打，而是会选择短期内难以增加供应的商品集中突破。短时间内迅速买入大量的商品，减少市场供应，甚至销毁一些，推动价格暴涨，吸引跟风资本接盘，最后逐步抛售。炒作的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炒作的目标永远是供应不足，短期内难以增加供应的商品。一旦产量恢复正常，他们马上换庄。比如，大蒜歉收，黄豆丰收，就炒大蒜，搞“蒜你狠”。第二年大蒜丰收，黄豆歉收，就转手炒黄豆，搞“豆你玩”。所以，大蒜的价格能在短期内如同过山车一样上来下去。拥有货币的一方掌握炒作的主动权，拥有商品的一方只能被动接受炒作的结果。这就如同装甲兵与非摩托化的步兵交战，步兵可以“深挖洞、广积粮”，但是装甲兵总能避实击虚，从步兵防御阵地中选择薄弱点作为突破口，集中兵力开始主动进攻。从步兵重兵防守的地方绕过去，寻找步兵防御的软肋一击必杀。反过来，当步兵集中兵力试图反击的时候，装甲兵早就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战场的主动权永远在机动力高的一方手中。有人说投机炒作有价值发现的作用，可以促进生产资源从供给过剩的产品转移到供给不足的产品。这么说是没错的。不过，他们还少说了半句。他们选择的目标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轻易增加产量的产品，那些改变自己种植品种的农民，则往往吃亏。如果农民看到大蒜价格暴涨，于是改种大蒜，那么第二年投机者肯定不会继续坐庄大蒜。多数农民改种什么作物，那种作物必然暴跌。事实上，即使经济停滞期，也难免出现某些产品产量的波动。无论投机行为存在或不存在都会发生，不会因为投机行为的存在而减少。相反，在炒作过程之中，绝大多数生产者难以获得好处，而消费者却要承担额外的生活成本。
垄断资本投资虚拟资本和土地也不是处处下手，而是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容易引起跟风，容易获得利润的商品作为投机的目标。有些国家，经历房地产市场暴跌，大量抵债的房产有待处理，无人问津，垄断资本自然会选择进入股市或者投资海外。有些国家股市缺乏监管长期低迷，垄断资本自然倾向于选择土地。垄断资本必然会结合现状做出最优的选择。对中小资本来说，猜测垄断资本会炒作哪种虚拟资本或者哪里的土地，如同猜测垄断资本究竟会炒作哪种商品。猜中的概率并不大。再说，炒作的主动权在垄断资本手中，如果某些国家的虚拟资本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上涨到高位了，继续投入不能引起新一轮追涨，垄断资本也不会进入，而是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去投资海外，也就是资本外逃。一般人都知道不去给套牢者当解放军，掌握信息优势的垄断资本更不会去干这种傻事。有时，一旦预测到政府将大规模印钞解决债务危机，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潮，用手头的法币兑换外汇和黄金，而不必等到政府正式开始印钞。这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政府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如果该国黄金和外汇储备丰富，这些资本知道自己来得及撤退，则往往先继续投机而并不着急兑换法币。
物价上涨过程，对中小资本来说，很容易成为一种隐性的压榨。有观点认为，物价上涨以后，商品销售以后的利润率更高，所以对资本家更有利。前半段是没错的，后半段则值得商榷。我们在前面《飞舞的蝴蝶》中已经指出，物价上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同步上涨。博弈能力强的垄断产品的涨幅，往往要超过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虽然售价上涨了，但是成本上涨更快。如果中小资本卖完现有存货，不再进行生产也就罢了，如果要继续生产就要不断购进原料，原料（尤其是垄断性原料）的价格的上涨幅度，往往要超过成品售价的上涨幅度。在甲、乙、丙三人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显然小麦价格的上涨速度要超过面包价格，于是某乙和某丙的利润不断被压缩。物价上涨以后，商品销售的利润确实更高了，不过只要维持生产循环，就是垄断产品的利润更高了，一般商品的利润更低了，所以对垄断资本更有利，对中小资本则非常不利。
这时，由于有大量廉价的贷款可以利用，银行最终往往身陷其中。如果垄断资本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必然引起中小资本的跟风投入地产。于是，投资的主战场从实体产业转入房地产。由于利率较低，银行贷款相对廉价，绝大多数交易，都以银行贷款为支付手段。银行用自身信用垫付了大批的交易，大批土地和房产其实是卖给银行。与实体产业中的扩大再生产类似，银行必然深深介入其中。
这时的庞氏骗局完全仰赖于政府的刺激政策。垄断资本能否继续获得廉价贷款，仰赖政府是否继续放松信贷。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能否获得更多的利润，则完全看政府是否继续增加消费和投资。一旦政府决定停止刺激政策，廉价的贷款和更多的利润就都不复存在。这时，垄断资本会主动退出这个庞氏骗局。除了垄断资本利润下降贷款成本上升以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大量的中小资本无力继续跟风，其中的一部分很快就会陷入债务危机。没有跟风者，后继乏力的投机运动很快就会崩溃。第二、随着利率上涨，土地、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会下跌。一旦垄断资本决定退出，多数中小资本很快就会被套牢。
一旦投机停止，银行必然在劫难逃。如果大量贷款以土地为抵押，那么一旦这些贷款无法偿还，银行必然成为最大的地主。这就如同某乙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只能用汽车、房产和面粉抵债一样。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的土地，最终都将归拢到银行。那些在土地投机中获利的资本，此时则可以廉价收购土地。这时，如果政府给予银行新一轮贷款，以避免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但是最终必然加重货币危机。政府不断增加货币和信用的供应，最终的归宿必然是恶性货币危机，或者说恶性通货膨胀。
由于政府加入经济循环，在需求循环之中，出现了一个永远不会缺钱的消费者。在投资循环的庞氏骗局之中，出现了一个永远不会破产被淘汰的投资者。在全社会大规模清算的信用大崩溃之中，出现了一个可以无限提供信用却不必担心挤兑的银行。
在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前面的分析之中具体为垄断资本，但不局限于垄断资本，任何博弈能力超强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控制的生产过程中，只要生产规模超过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制约的规模，短板和瓶颈就有机会发财。其他社会成员则要承担损失。政府加入其他社会成员一方，，必然分担损失。政府的损失（也就是短板和瓶颈的利润）最终迟早演化为货币供应增加。于是，流通中货币和信用总量不断增加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此时的资本主义的赌场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垄断资本作为庄家只赢不输，中小资本很快输光了现金，而且负债累累，难以主动下注。这时，政府亲自披挂上阵，直接进入赌场。同时，政府通过央行给银行增加贷款，鼓励中小资本增加贷款。虽然这些贷款中的大多数实际是由政府的项目和垄断资本获得，但是中小资本也能暂时松一口气。政府增加投资、放松信贷，引起中小资本被动跟风。它们试图赢得政府的赌注，最终却往往是给垄断资本进贡。
垄断资本坐庄的赌场，没有政府参与的时候，赌场的赌注的流动是单向的，不断流向垄断资本。有了政府参与，赌注的流动仍然是单向的。于是赌场结构发生了变化，一面是垄断资本这个庄家，一面是政府这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货币和债权源源不断地从政府这个冤大头这里，直接或辗转流入垄断资本这个庄家的账户。不论这些货币最初是政府直接投入赌场的，还是政府借给中小资本的，都将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不触动垄断资本的博弈优势，货币和债权的最终的去向都是不变的。表面上看，赌场又恢复了活力，有人开始下注，赌局重新开始运转。实际上，这个畸形的赌场的活力完全在于冤大头不断下注。一旦冤大头不再下注，赌场就会立即失去活力。冤大头手中有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随时可以印刷货币偿还信用卡的欠账。庄家用这些飞舞的纸蝴蝶去聚敛社会上各种实物财产，进行资本扩张。
此时经济赌场之中存在两个赌局，一个是生产循环，一个是投机循环。两个赌局都仰赖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果政府结束刺激政策，两个赌局会同时大规模结算，陷入崩溃。如果政府经济刺激政策一直运行下去，则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推动资产泡沫膨胀，物价失控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物价失控，必然导致生产循环崩溃。对政府来说，停止刺激政策，会立即引起经济循环崩溃，导致大规模的清算过程。继续推动经济刺激政策，也难逃崩溃，那时清算的就是法币。到时候，垄断资本可能选择把自己的利润兑现为价值相对稳定外汇，向境外转移资产。这就是资本外逃，使情况更加严重。刺激或不刺激，最终的结果殊途同归，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最初的金融危机主要是银行危机，后来增加政府的债务危机，最终难免并发货币危机。政府的经济政策只能得过且过，只要没有引发全社会对进行法币进行结算，小车不倒只管推。与之对应的，垄断资本得捞且捞，迅猛扩张。
在没有政府进入的情况下，垄断资本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其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压缩对垄断产品需求的方式，使自己和垄断资本之间的交易保持平衡，保证自己财产不受损失，避免自己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政府进入以后，其他社会成员想通过不进行交易的方式，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财产也做不到。如果他们持有货币，那么货币的价值会不断缩水。如果试图他们购买实物消费品、土地、股票等商品保值，这些商品的价格则操纵在垄断资本手中。少数人虽然可能成功获利，但是他们的利润必定来自多数人的损失。这就如同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某甲做庄垄断小麦，某乙和某丙投资扩张产能。某甲必然获利，某乙和某丙作为一个整体则必然承担损失。虽然，某丙虽然可能获利，但是利润必定来自某乙的损失。某乙损失得绝大部分，注定成为某甲的利润。不仅如此，某丙同样可能在未来的投资之中承受损失，而某甲则永远是不输。于是，政府进入经济循环以后，垄断资本获得了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垄断资本扩张以后必然会进一步强化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于是，维持一个不太差的经济规模更加依赖于政府消费或投资。
从另一个角度看，冤大头义无反顾地大量下注，庄家在短期内迅速聚敛这些赌注。整个过程与直接注资异曲同工，就是政府在不断地通过市场间接地给垄断资本注资。如果庄家和冤大头其实是一家人，那就更有意思了。垄断资本还不必承认政府的新增股权。在冤大头强有力且毫不保留的支持下，许多庄家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事实上，我们在《统一战线》那一小节中已经指出，垄断资本与最高暴力的联合是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的具体区别，则在于资本与暴力之间的主仆关系。
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跻身世界首要大公司的行列并不难。如果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是如虎添翼。有人认为本国在全球排得上名次大公司数目越多，本国经济实力越强。实际上，借政府刺激政策的助力，很容易诞生许多全球排名前几位的大型垄断公司。但是，如果这些公司的利润并没有分散出去，供多数人消费和投资，而是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话，这些公司所有者（受益人）有限的消费能力，恰恰是制约本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也就是停滞时期经济水平）的短板，抑制本国投资水平的瓶颈。政府直属的垄断资本以新的垄断核心的身份加入经济循环，替代原有的民间垄断资本核心，同样会成为经济循环之中新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也就是赌场之中新的庄家。只要处在垄断资本的位置上，就会控制产量，提高价格，谋求最大利润。所以，只要以利润为考核标准，并且不上缴利润，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真正掌握投资和消费审批实权的官僚，也同样可能成为新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大量的刺激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以前，已经以种种方式成为了官僚们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消费一两千万，拍一个广告片，其中只有几百万用于拍片并不是新闻。）为了刺激经济，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只要投入资金，就要现有一部分成为灰色收入。所以，这些垄断公司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排名不断跃升，如果换另一个角度看，恰恰说明刺激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增加就业的效果，也暗示有实际产能远远低于潜在产能，大批产能被闲置。所以，当为大公司排名洋洋得意地时候，须知经济减速失业率上升和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张三者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大公司发财，财政负债累累和经济减速失业率上升，是同一个事物的三种表现。如果这些垄断资本的利润并不回馈社会，而是成为少数人的收入，那么这些刻意培养出来的霸王龙，自然会高高在上压制全国经济水平，成为制约本国经济的短板和瓶颈。
政府支持的垄断资本做大，是弗里德曼强烈反对的事情。豢养他的资本家希望的是民间资本称王。民间垄断资本家和弗里德曼反对的是“政府在上，民间资本在下”的主仆关系，而不是垄断资本压制奴役其他社会成员。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国有垄断资本其实相当于官僚资本。所以，官僚推崇凯恩斯主义和国有垄断资本称王，其实也就是官僚资本称王。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说到底是官僚和资本家之间领导地位的争论。官僚或资本家，两派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攻击对方。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不反对这种极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经济结构。两者之间的分歧，是究竟由谁担任垄断帝国的领导，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获得丰厚的利润，统治所有的中小资本和劳动者。民间垄断资本一面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一面考虑如何才能“彼可取而代之”。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果缺乏监督，官僚资本必然聚敛大批财富，劣迹斑斑，攻击官僚资本自然不乏充足的弹药。甲猴子爬上树梢，红屁股露出来，格外显眼。于是，树下的乙猴子数落它的红屁股。其实，树下的乙猴子也有红屁股，当年也爬上过树梢，它的红屁股也曾经分外惹眼。不过现在乙猴子被撵上树梢，所以现在乙猴子的屁股没有甲猴子的那么显眼而已。
民间垄断资本取而代之，是否能改善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却是值得强烈怀疑的。既然同样是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同样贪婪，都以聚敛为能事，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怎么能得出民间垄断资本并不比官僚垄断资本更贪婪的结论？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怎么能认为资本家掌权的社会比官僚掌权的社会更有利于多数人？这些批评者否定的只是社会金字塔的塔尖，而不是人压迫人的社会金字塔。如果不否定金子塔的内部成员彼此压迫的结构，那么把官僚赶下位，让资本家掌权，社会除了“城头变换大王旗”还有什么变化吗？他们只是批评统治者个人贪婪，而并不分析这种统治体系内部的压迫关系，自然无法不让人怀疑他们仅仅是充满野心，觊觎统治者的地位，希望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任的统治者。继任的统治者一旦夺取统治地位，霸占了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往往并不比前任统治者更仁慈。一只抢不到食的狗，看到另一只狗在饱餐，于是狂吠。两只狗抢一块骨头。至于骨头，则打打酱油，完全没有必要参与两只狗之间的争斗。
大骗子弗里德曼提出只要没有现代银行制度，就不会有经济崩溃。其实，只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必然存在环环相扣的支付能力互相制约的关系：垄断资本制约中小资本的支付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又制约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制约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以后可以发财，多数人要么不断压低自己的需求，要么负债累累，最终破产。于是，必然出现大批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大批商品没有买主的现象。
现代银行制度创造了信用货币，只是资本扩张的助手，促进经济循环，以更少的基础货币支持更多的商品流动，并不能改变分配格局。存在或不存在现代银行制度，都无法改变少数人利用有利的经济地位压制多数人的分配矛盾。没有现代银行制度确实不会出现银行被挤兑的现象——没有现代商业银行，谈何挤兑银行？——但是，依然会出现产品价格下跌，货币相对商品紧俏的现象。
大骗子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货币应付危机，政府可以借钱给资本家，但是如果资本家手中的存货最终没有买主的话，政府的贷款怎么收回呢？没有买主会导致资本家手中的商品滞销，资本家流动资金紧张，反过来资本家手中的存货却不会因为资本家手头的流动资金宽裕就能找到买主，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在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必然有一部分产品没有买主。同样，在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进行交易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滞销的产品注定是非垄断的产品。拥有超强的博弈能力却不打算消费，只想发财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少数人聚敛了大量的货币和债权，必然对应大批商品滞销，大批银行贷款无法偿还。最终，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发。
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中，垄断资本所有者的有限消费成为全社会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这时，任何扩大生产循环规模的行为，不论是增加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还是增加投资需求的投资循环，都要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与之对应的是，其他社会成员的货币流失，债务增加。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这些消费或投资需求由政府发起，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于是，一面是垄断资本利润上升，一面是政府和民间的债务增长。
亏损和利润是相对的，互为表里的两面。一面是日进斗金，另一面必然是债台高筑。只要胜利者不愿无偿放弃战利品，那么政府、银行、公司或个人，总会有人陷入债务危机。一部分人利润的上升必然伴随另一部分人债务上升和清偿能力的下降。一面是大量的应收账款，一面是大量的银行贷款，一面是负债率上升清偿能力下降，一面是流通中的信用和货币稳定增加。对此，保罗•斯威奇评价道：“现在避开了金融恐慌的危险，又会替将来某个时候更大的金融恐慌打下基础。只要繁荣建立在通货膨胀和投机交织在一起的基础之上，公司（和个人的）债务将不可避免地堆积得愈来愈高。政府可能，也大概会在泥潭中预先愈深，怎么也找不到出路。”这样的状态不能永远持续，迟早要结账，一旦结账就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暂时避免了结账，避免了眼前的危机，必然使下一次危机更加猛烈。利润和债务都越积越高，必然为未来更猛烈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垄断资本条件下，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提高消费水平的短板，降低垄断品的价格或者增加垄断者的消费。政府利用税收手段把垄断资本所有者多余的收入收上来，由政府消费出去，替垄断产品所有者的消费他们压榨来的，却消费不了的份额。政府投资在现有垄断行业，增加垄断品的供应，降低垄断品的价格意味着削弱垄断资本的切割社会总产品大饼的能力。如此，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的水平都能提高，进而提高就业水平。这样，却不能不打破现有分配格局，触及垄断资本的利益。
为了让货币循环起来，就要突破少数人对经济规模的制约。政府如果要改善经济循环，就要解决货币流动到某甲时“只进不出”的问题。这有两种办法，第一是削弱各类要素的垄断，第二是剥夺垄断各类要素者的既得利益。或者说，要么是削弱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超强的聚财能力，要么是帮助他们散财，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少数人控制生产生活关键环节，必然能聚敛货币，政府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不能攥住货币。简单地说，政府的政策应该是，谁形成了垄断具有超强博弈能力就拆分谁；什么产品稀缺就生产什么，什么供应不足增加供应什么；谁手里有多余的，几代人也消费不了的财产，就征收上来，转移给支付能力受到压制社会中下层。这样便能打破货币单向聚集，使货币循环在相对比较高的规模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如此，政府不必花一美元，也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复苏的结果。
对这样的经济政策，控制超强分配权的少数人必然强烈反对。对于这些聚敛行为，他们的理论是大规模生产往往比小规模生产更有效率，削弱他们的博弈能力就是伤害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大企业大规模生产相比小企业小规模生产更有效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决定生产规模的不是生产潜力而是支付能力。由于大资本控制分配权，必然导致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所以即使有超强的生产潜力，也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会发挥出来。更何况，多数情况下，垄断企业往往主动闲置一部分产能，压低生产规模以谋求更大的利润。对于财产，他们的理论是，他们有更强的能力，能够大显身手，伤害他们的既得财富就是伤害社会的公平和活力。从多数人的角度看，他们不过是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要资源，有能力在社会总大饼的分割之中占有远远超过常人的部分，削弱他们的博弈能力，回收他们多余的财富有利于解放被他们压榨的其他社会成员，平衡社会产需矛盾。
以上的分析仅仅是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分析，却并没有考虑各方政治实力强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政府最终的政策取向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必然与各方政治实力密切相关。掌握最高政治资源的政治集团是由人组成，在芸芸众生皆为个人利益奋斗的社会中，掌握政治权力的各方也必然为个人私利而奋斗，所以利于社会多数人而不利于控制政治力量集团的政策必然夭折。
既不打算彻底改变对少数人有利的分配模式，减少其消费不了的过多地分配份额，也不打算分散其聚敛的货币，经济规模必然被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所压制。于是，经济在政府的刺激下出现短暂的回暖，随后进一步恶化，与之相伴的是货币不断地从政府或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流动。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矛盾，最终的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在不触动少数人利益的前提下，没有两全其美的结果。随着通货膨胀增长和政府、民间债务的增加，必然不断酝酿大规模的结账清算行为。起因或是政府控制债务和信贷规模停止刺激政策，或是国民放弃法币。靠法币和国家信用支撑的整个大厦必然在全社会大规模的结算过程中轰然倒下，或者倒于银行危机，或者倒于政府债务危机，或者倒于货币危机，或者几种危机并发。不倒却是不可能的。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并没有活到垄断资本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更不用说滞胀的时代，但他的理论依然使用。本小节中强调的支付能力，对应分配能力，其实就是收入水平，支付能力不足也就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于是，我们再次体会到马克思的睿智。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