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领导者》第十六、十七期。
目录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四、结论和启示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二战后真正的美国对华冷战政策是以军事手段为依托的全方位立体打压新中国的政策，在实践结果看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政策。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它包括：美国对新中国人民政权颠覆的失败；干涉西藏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政策的失败。以下我们重点分析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军事包围及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失败的原因。
1、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中提出“我们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判断上。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现在的强烈亲苏的政策不仅对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对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外部遏制，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份，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并没有沿着英国的思路，而是沿着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思路从1949年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后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就对中国禁运发表谈话说：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和北朝鲜有些东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国外供给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致实行完全的经济禁运就可以使在朝鲜的战争停止。
但贸易事关各国切身利益，因此，随着禁运的强化，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少，参与禁运的各国家对美国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也同步增加，导致禁运如同虚设，最终不了了之。
1951年初，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便遇到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这在2月份美国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中已有披露：
由于军事形势的差异和中国经济的特性，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实施的贸易管制有很大不同的贸易管制政策。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采取的选择性出口管制政策不同，我们实际上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出口与进口）和金融往来。
就这项政策而言，西欧和联合王国仅仅在很少方面与我们协调一致，而世界各原料产地几乎没有与我们一致的行动。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的《特别评估报告》就出口管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评估，结论认为：1、目前自由世界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管制，未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这些管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共产党中国经济潜力的发展。2、即使扩大和加强目前的管制，达到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苏联集团可能会承受这样的代价：在不减少军事物资输入的情况下，满足共产党中国重要的非军事需求，只要西方船只仍能够被苏联集团租用，以满足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航运需求。3、海上封锁行动及完全禁运可能迫使共产党中国的几乎全部进口都依赖于来自苏联的陆上输送。如果不把旅顺和大连包括在内，这样的封锁行动不会奏效。4、海上封锁将使共产党中国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并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显著地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或影响到其政权的稳定。……5、禁运措施和海上封锁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铁路和水运系统中关键地点有效和持续的轰炸，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并使维持其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极大地恶化。然而，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空中轰炸。（言下之意，后一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笔者。）6、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可能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军事行动方针产生显著的影响。
半年后，也就是1953年3月9日，这一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情报机构的一致同意，并增加一些更为肯定的判断，认为：“我们相信，目前共产党中国内部的政治控制极其牢固，这些经济困难不会危及中国的统治”（第1、3段），“我们认为，封锁本身不会使共产党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第4、6段）
关于对中国贸易管制的范围及其效果，该报告第9-11段作了详尽的叙述：9、苏联集团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出口管制。自1950年12月以来，美国一直维持着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航运的完全禁运，及对共产党中国美元资产的管制。加拿大、日本、国民党中国及菲律宾采取了几乎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严格控制本国船只向共产党中国运输物资。联合王国已禁止或限制种类广泛的战略物资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胶。1950年7月，贸易统筹委员会的西欧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早先针对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家采取的选择性禁运。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者后，这些国家对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施的管制比对与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贸易实施的管制更为严厉。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禁运三份国际禁运清单上的所有物资，以及对共产党中国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其他16类物资。为制定适用于远东的国际出口管制计划，1952年秋建立了一个与贸易统筹委员会平行的中国委员会。其他许多国家也遵照联合国1951年5月通过的额外措施决议，采取行动限制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战略物资。1951年秋制定的《巴特尔法案》通过持续提供美国的援助，加强了贸易统筹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禁运，这些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受援国予以合作，对向苏联集团（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供应战略物资的行为进行管制。10、然而，各国采用的禁运清单和采取的管制措施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联合王国和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其他欧洲国家所实施的管制相当广泛，但远不如美国实施的完全禁运政策。其他国家（大部分是非工业化及不生产战略设备的国家）对联合国决议的解释难见统一，该项决议涉及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用于生产军用品的物资、汽油及纯粹的战争物资。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仅对禁止战略物资运往共产党中国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诺，而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不愿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的决议，虽然它们已给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战略物资被转口授予中国共产党。关于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橡胶一事，尚未加入联合国的锡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11、船只管制特别不足。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售船只，并且同意限制向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来，至少有33艘船转而挂上了苏联集团的旗帜。不过，在1951年12月，贸易统筹委员会加强了售船限制。美国单独对船只买卖、修理和添加燃料实行全面的正式管制。过去一年间，共有61艘苏联集团的船只（注册总吨位达30万吨）在西方的船坞得到3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修理。只有美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禁止在本国注册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而
利比里亚禁止本国注册的船只运载战略物资到共产党中国。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政策不禁止苏联集团租用商船（油轮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轮的命令未见实效。虽然大部分租赁船只未驶入共产党中国的港口，但这些船只被用于西欧、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从而使悬挂共产党旗帜的船只得以直接服务于共产党中国。
该报告“目前的管制对共产党中国的影响”部分的结论相当悲观。在“经济影响”部分的20-23段认为：20、工业影响。由目前的管制造成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进口限制，并没有削弱其工业生产。事实上，由于从苏联集团的商业进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产党中国现有的设备和库存物资，中国的工业生产一直在持续发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贸易管制不生效的话，其发展规模可能会更大。21、对铁路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尽管没有扩展到在无西方管制的情况下应有的水平，但其能力与性能已稳步提高。管制措施已使中国不能从西方进口机车、货车、火车零件及铁轨。然而，苏联集团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此类物资，加上当地生产的，已能保障现有设备的持续运转和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展，尽管此类物资在朝鲜消耗较多。22、对国内其他运输方式的影响。主要由于苏联卡车和汽油的进口，1952年共产党中国的汽车货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机动车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当大，这表明苏联集团的援助赶不上共产党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制已使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允许悬挂本国旗帜的船只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海岸贸易，所以海岸运输没有受到西方管制措施的显著影响。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对外国船只海岸运输的要求似已放松，中国共产党对内河和海岸运输需求的增长部分可能由他们自己的船队来满足。23、总的经济影响。尽管与西方贸易有所减少，过去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经济重建、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能力方面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共产党中国外贸净收入的减少，应视为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用来投资的资源的减少。没有西方的贸易限制，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进步可能比实际取得的进步更大，而且能够在苏联集团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
24-26段“军事影响”部分认为：24、陆军。虽然西方的贸易管制使共产党难以获取某些重要物资，如抗生素及其他药品、通讯器材和橡胶制品等，但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未受到西方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共产党中国仅生产轻型陆军装备和物资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军火工业所需原料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铜和锌，苏联的大量供应足以满足中国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苏联提供大多数重型军事装备、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以及在朝鲜使用的大部分轻型装备和物资。25、空军。由于苏联事实上向共产党中国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喷气燃料在内的所有飞行装备和物资，故而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空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实施管制的整个时期，中共空军一直在增加飞机数量和空战能力。26、海军。由于中国共产党海军主要由原来外国的海军舰艇组成，所以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几乎肯定阻碍了中共维修和保养海军舰艇的努力。就我们所知，苏联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少量小型军舰，这迫使中共几乎完全依赖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舰艇。
在最后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部分—这也是报告的核心部分认为：27、西方的贸易限制未明显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实际上，管制措施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国内宣传中，作为西方对华敌意难消的另一证据，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更为严厉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借口。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战协议签订（7月27日）整整两个月后，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提交的《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该报告对美国对华禁运效果有十分详细的披露：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劝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
大多数西欧和亚洲的主要贸易国家不能采纳美国的立场。这些国家虽在战略物资的禁运上合作，但一旦禁运涉及棉花、肥料、纺织品、纺织机器、染料、药品之类的货物，它们就不愿断绝其对华输出。我们不必推断这些政府的决心不及美国真挚，我们只须说，它们是处于不同的环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问题。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深感它们对于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性。它们辩称，它们不但在对华出售非战略的出口货上获经济利益，而且在从中国换来的进口货物以及它们提供的航运服务上得到经济利益。它们辩称，这种贸易是有利于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机器的。有些人还辩称，保持中国与西方间坚强的经济联系是明智之举，这样可以减少中国对莫斯科的依赖，也许有一天会把毛泽东变成铁托。一部分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受一件事实的影响，即它们和美国不同，它们已经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
因此，我们大多数盟国继续运出它们认为是非战略的物资，以换取中国的货物。1952年自由世界输往共产党中国的货物约值2亿5700万美元。1951年为4亿3300万美元。1952年的减少是由于种种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运战略物资以及共产党中国在1952年上半年对于西方贸易表面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国人试图改变其贸易方向，从对自由世界的贸易转而为对苏联的贸易。他们改组其对外贸易机构并加以集中，同时还举行了“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有一部分是反对“外国人”和与自由世界的贸易的。1952年中国向后转，在秋季他们又复积极谋与西方贸易。这一运动在1953年的统计里便开始反映出来了。
1952年所有对华输出的自由国家中，香港以输出9100万美元（1951年2亿8100万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输出的主要项目—多半是其他国家的转口货—如药品、肥料、染料、毛条、纸和纺织机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输出价值8390万美元原棉。锡兰以价值26∞万美元的橡胶交换中国大米（橡胶是战略物资，但劝说锡兰勿运的努力失败了）。联合王国运出价值1280万美元的杂项物资，以钠化合物（如苛性钠）、肥料、毯子、毛条、纺织机器等为主。其他各国的先后次序为：埃及（棉花）、芬兰（纸张、纸浆）、印度（黄麻制品）、瑞士（染料、纺织机器、药品）。
与输往共产党中周2亿5700万美元货物同时，自由世界从中国输入货物约值3亿4500万美元，主要的项目有：大豆、干制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铁砂、谷类和猪票。香港输入1亿4500万美元；马来亚4000万美元；印度3200万美元；而美国居第四位，输入2770万美元。其余各国的先后次序为：西德、日本、瑞士、联合王国。日本进口达1500万美元，虽然该国经慎重审查后的输华货物仅略逾5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依赖自由世界的货物。他们在1952年中从欧洲的苏联盟国获得的货物数倍于从自由世界所获得者。由共产党国家输华的货物，包括武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多半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的。中国共产党宣称，和苏联集团各国的贸易在1950年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许多国家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在1953年头几月续有增加。例如香港、锡兰、西德、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该年的货运率便高于各该国去年特别低的货运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输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个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难断定继续下去，则1953年的输出总值将达3亿7500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将高于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并非由于对战略物资贸易的管制有所松弛。该年上半年战略物资的禁运是加紧而不是放宽的。1953年的增加系在非战略物资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放弃了不愿和西方往来的态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订购各自由政府一向愿意输出的货物。
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月间就任以来所遭遇的多方面的远东问题之一。
美国自1949年开始的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且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的时期。
其实，美国的上述评估报告忽视了一个对西方世界最致命却对中国成长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正是西方对华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全面禁运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才使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最为艰难的所有制改造的任务。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同一天，中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中发展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使新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及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支持：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流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而西方在同时期实施对华经济禁运恰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进入“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的历史进程，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么彻底，而庞大的私有权的保留又会在庞杂的产权交易中大量截流并由此耗掉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与两极分化同速扩大的问题。如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
2、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加紧对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快军事遏制中国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
但美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立，1955年4月就接纳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仅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评而且在东南亚集体条约国家中消释宿怨，使美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意在封锁中国的链条反倒成了反帝前线。会议4月28日结束，29日美国白宫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影响，国务卿杜勒斯正话反说，认为：亚洲的友好国家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惊奇，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获得周那样的个人声望。结果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识，这在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
杜勒斯承认周恩来在会上获得了“个人声望”，这实际承认了中国通过会议获得了国际声望。这也同时说明1954年9月由美国拼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在半年后就变成一堆废纸。白宫内阁会议几天后（5月5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就万隆会议向国务卿杜勒斯做工作汇报时便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他认为：会上真正的斗争不是体现在演讲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很明显，大家不愿普遍攻击国际共产主义，也不愿揭露其性质。
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现在有三点是清晰的：1、对美国来说，目前不与共产党中国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2、对美国来说，要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难的；3、对美国来说，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
再看中国西部边陲，美国1955年2月主导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反倒乱了美国的阵脚。就在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即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先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由于签订地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以一般称之为《巴格达条约》）。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格达。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自然也动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0月，该条约组织总部被迫迁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3月，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双边防御协定，所以美国在该组织中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常设委员会。同月，伊拉克卡赛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该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1年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到惨败并失去东巴基斯坦，其间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中央条约组织”及对巴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的实质性保护，这使巴基斯坦深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苏联对巴北方邻国也是大兵压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接着土耳其也步后尘。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国代表在会议上决定，中央条约组织自1979年9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转而与中国结为战略性合作关系。
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搭起的自东到西这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遏制新中国的体系，因美国无力“维修”而链断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