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一般论者都认为，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可以古田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本文以可能接触到的党史资料，期求准确反映毛泽东的这一段风云历史。
一、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来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1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的主张，基本为部队负责人接受，队伍旋即转移，经连续激战，辗转到达宁冈，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人员不足1000人2。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3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及超人胆略。当时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反对面向农村的斗争主张，4毛泽东却从军队生存的实际出发，以实践经验与教训为镜鉴，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与新起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式的政治革新，既取得合法的领导权，又赢得士兵的拥戴与信仰，经过几乎近一年的改造与转变，在这支军队中基本上确定领导权威。所谓“三湾改编”，就是，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保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得以贯彻；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激发士兵对部队的向心力；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这次改革是确保前委领导权亦即毛泽东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的最重要步骤，尔后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弃、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5；但1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6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的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致，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王佐则对辅佐其政治工作的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7
二、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如在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到“八月失败”，此仗被毛认为是“井冈山斗争中的重大挫折”。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并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毛泽东在红四军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是当然的现象，其中原因固然与红军尤其是朱德所统帅的南昌起义余部认识、接受、支持毛泽东有一个过程有关（此役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即反对毛泽东），也与当时井冈山红军的领导体制有关。按当时组织体制，毛泽东所在的红四军军委、前委须接受湖南、江西省委的双重直接领导，湖南省委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有关，对于毛泽东坚持游击战、发展农村根据地、反对攻打大中城市的军事斗争策略与方式，颇有微词，有时甚至出现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而湖南省委派驻四军的代表，强调省委的决定，四军前委作为下级必须服从，其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一状况对毛泽东在四军的权威形成有很大影响，如在“八月失败”时，开始本支持毛泽东建议的军委领导朱德、陈毅，但在杜修经的冒进决定面前，“未能加以阻止”，被迫迁就杜的行动计划，造成重大损失8，即是例证。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组织军委，朱德为书记。9指示信并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指挥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前委下辖的组织有负责军队领导的军委，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甚至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10；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11。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负责人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的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湖雷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对毛泽东与前委的批评十分尖锐12；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向会议提出四点书面意见，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13至此，四军内部的争议迅速扩大，几乎卷入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并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14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毛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在此次争论中，毛泽东成为“焦点人物”，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15，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由中央最后定夺。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关于党于军事组织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关于朱德、毛泽东的去留，指示信要求前委必须尽快恢复与提高前委与朱、毛的威信，朱、毛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6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为会议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红军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上对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对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17“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18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领导四、五、六军的军委及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后的赣西南特委，此时的前委领导的军队及地区，实际上即为后来中央根据地的主要部分。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3月起，四、五、六军分路游击，发动群众，形成比较稳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已成为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并与朱德一起成为此部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象征。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博得了很高的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红军”的战绩，认为它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19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20苏联报章则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视朱、毛为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21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225月31日，《真理报》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报道中国红军及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断言“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23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定性人物之一的米夫也发表《在革命的旗帜下》，赞颂“充满传奇色彩的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屡战屡捷，声誉斐然。
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此前不久在中共中央内部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这对毛泽东以后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中央苏区的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的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打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的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见前述），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24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到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次运动的开展非常重视，也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将其列为总前委的当务之急之任务。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罗坊会议，通过《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省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要彻底肃清党、团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在军队内部展开，运动规模扩大也更惨烈。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且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此次会议为“AB团会议”，就将其视为“AB团”的重要据点，派遣深得其信任的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25仅在开始的几个月内，对红一方面军，肃反即达4400人以上，逾全军1/9。26这一事件几乎延续到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在苏区中央局及博古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肃反运动一直断续进行，据后来公布的史料，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仍继续执行肃反政策。27富田事变后在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几乎全部参与的主要成员及相当数量无辜的排以上干部700多人遭处决，7200多人的红二十军番号取消、完全解体。28毛泽东的威信在此次运动中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政治路线虽然正确，组织路线却难于服众；黄克诚对此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轻而易举夺掉毛泽东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29
但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职，它是直接领导毛泽东领导总前委的中共中央派出结构。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其职权范围是接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30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组成中央局的几个成员基本上难于碰面，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31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发挥功能颇为有限。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32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毛泽东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以前与总前委成敌对状态的红二十军主要成员接受项英的批评，4月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肃反斗争基本结束。33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严重地暗示毛泽东的思想为党内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34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事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35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支持中央代表团的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36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37
在这时，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出现了一段插曲，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一任职也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无法、不便履职，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38
12月，隐居秘密居所近半年的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巩固苏区，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39。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40）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指出，不能“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作永远不变的教条”，不点名指责毛泽东。41
临时中央这一指示是回应周恩来的请示电，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50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闻讯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或较大城市，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由此开始，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内关于军事行动的发言权已基本上处于绝对少数。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以其为“党内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不仅是思想方法的错误。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中央苏区中央局表现出“浓重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4211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听取已到上海的项英汇报赣南会议情况，严厉指责说，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掩盖了其机会主义的实质，43并于5月20日发出指示电，认为苏区中央局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直接点名批评周恩来的工作不力，“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并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44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后方则由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4人组成中央局，任代理书记职。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积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45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46毛泽东被免去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只保留政府主席职务。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对毛的处分，至此，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的复职。
四、复职
毛泽东因博古中央的批判而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控制权力，随着博古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迁入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也陆续展开，毛泽东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即使工作也主要是负责政府的经济、政权建设与查田运动而不是毛最熟悉也最热中的军事指挥。伴随博古中央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争取工作的渐见成效，到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决策的核心层，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层“三人团”，中共中央5人常委会（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重新分工，张任党的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则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47毛泽东得以在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力上复职，直接参与对红军的指挥。
3月初，为保证军事上的集中、机动和前方指挥的有效性，由张闻天提出，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48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组成准备遵义战役的前敌司令部，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10日，在决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及高级将领间产生分歧，毛泽东提出的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反对硬攻的意见为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其他领导人的一致反对，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意见被完全否决。虽然毛善于指挥军事作战已得到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可，但毛的意见还是遭到一致反对，会议决定攻打打鼓新场，并撤消了毛的前敌总指挥职务，由彭德怀暂代。毛泽东只好表示服从，但还是连夜要求周恩来缓收决定，第二天再进行讨论，容其说服大家。次日，中央负责人再次召集会议，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接纳了自己意见，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命令形式发出不进行打鼓新场的指令。49
毛泽东见在红军高级将领与中央负责人中进攻路线仍有市场（此次战役的最初提出者为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对运动战及带运动性的游击战重要性认识不足，且大敌当前，过于民主的会议制度容易错失战机，不利战斗部队高度机动相机歼敌，因此，毛泽东提议另成立一个类似长征伊始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保证军事行动的灵活机动，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表示赞成；5012日，张闻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51
“新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这是毛泽东自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后，又进一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关的领导核心，说明遵义会议开始的转变最高领导层权力的过程至此大致完成。毛泽东以前对军队的领导只是单纯的军事指挥，局限于井冈山或中央苏区红军，其政治地位仍处于决策层外，而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是军事指挥的决策核心，而且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居于党内领导核心，可以说，到这时，毛泽东在党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与军事思想为大多数高级将领与党负责人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杨尚昆亦致信中央军委，反映部队的埋怨情绪；王稼祥也对张闻天表示对毛领导的不满，5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主要当事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前，张与毛、王取得了一致，由张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的疑虑；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违背遵义会议精神，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并与张闻天有关联；刘、杨电报也与彭有关系；周恩来、朱德表示支持毛泽东，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52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也是自古田会议后在其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内遇到的一次较大危机，此次危机的成功化解，使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确认并进一步得以巩固。
五、红军统帅
毛泽东此前在“新三人团”担负的职责，主要是处理中央红军内部的军事指挥问题，虽然毛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因与其他红军部队特别是实力强大的红四方面军联系的疏离，使得这种领导更多体现为名义上的，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其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态度如何成为中共中央需要迫切面对、处理的问题。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军事行动的战略上即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对中央领导啧有烦言，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而且，张国焘在党内资历上是略高于至少不次于毛泽东的“元老级人物”。张的暗争乃至明夺甚至挑衅是张闻天、毛泽东的“新中央”面对的大政治、军事危机。在对于张国焘以大军要挟中央进而觊觎最高权力的企图面前，毛泽东、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顺利化解了这场危机，毛泽东也在此过程中确立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最高统帅的地位。
6月26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所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踯躅不前，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中央领导”：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以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电报并督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6日，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表示赞成张“指挥统一”的意见；18日，陈再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53
张国焘的要权计划显然是有备而来，（1）首要军权，先不争党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遵义会议决定的结果，张国焘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红四方面军唯一的中央政治局成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军事将领显然无权对党的领导提出原则性异议，在军事斗争严重的非常时期，争取军事指挥权力、先军事首脑再政治领袖的夺权计划是张的“合理”、可取的第一步骤；（2）不针对毛泽东，而只针对周恩来、朱德。张在两军会师后，立刻知道了遵义会议的详细情况，并急切地了解会理会议的内幕，对中央红军的主力一军团、三军团高级将领林彪、聂荣臻、彭德怀表示亲近（林、彭均与会理会议有关）54。张知道在红军行动决策中，毛泽东起着核心作用，周很大程度上是毛的助手，虽然遵义会议规定，周有着最后决定权力，但张显然认为，毛的威望决定了其地位难以动摇，周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有直接关系，因此只能从外围（周、朱）入手，所以张或公开或暗中支持、指使给中央以压力，要求改变周、朱的军事领导权力；（3）以南下要挟，军事压迫中央屈服。先推出陈昌浩，以其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实质是要求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控制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毛泽东也是早有对策。（1）以两军团结一致为目的，坚决要求张率部北上，实现红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坚决批评张延误战机、拒绝北上的错误，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如果张执意不前，中央红军要尽快摆脱危局，并做好应急准备55；（2）鉴于红军处境，可在军事领导上适当让步，以周恩来的总政委职作为妥协。因朱德德高望重，其军委主席职务张难以企及，张不敢造次；对于张闻天主动提出让位总书记的建议则坚决拒绝，因为党的总书记职统领全局，军事指挥可以相机改变；56（3）增加四方面军进入中央、中央军委的人数，缓解张的要权野心与两军紧张。
于是，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样的权力分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张的要权要求。军队行动的决定者实际仅是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朱为人宽厚，其他3人则均为四方面军核心人物，因此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即以退为进，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藉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但未得到响应，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为此还不点名批评了张的主张57；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毛泽东控制四方面军领导人进入中央的人数是很有谋略的举动，是对张国焘的很大制约，防备张以多数来控制中央。58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59
毛泽东、张闻天见此，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中央态度，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发挥常委会的作用，集中中央权力于常委会与党中央书记，会议确定分工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60所谓“洛主党、毛主军”的“洛、毛体制”也是自此正式确立的。61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事实上宣告张的政治生命的基本终结。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在历尽千辛万苦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六、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红色政权，其主要依赖首在红军的建立与发展。毛泽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影响最著，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疲惫的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与中国革命，这是没有夸言的。对于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陈云曾在1941年10月8日、22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顾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很有代表性：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62陈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从事地下工作，到达中央苏区较晚，以切身经验与教训感受得出毛泽东是军事天才的结论，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中央领导层普遍的经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领导地位的稳固，与其军事能力得到高层的几乎一致的信任，有相当关系。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不仅是战斗部队，更须发动民众，以土地革命的手段动员农民以建立广泛的基础；红军之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的教育、整顿与斗争，并开展了非常激烈的肃反运动……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对党作用的肯定与坚持，明显超越同侪，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也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职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他们最终成为改变博古领导的最重要“同盟军”；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毛泽东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同事与下级，毛泽东虽有严厉等负面的管理欠妥之处，但毛泽东的领袖魅力征服了绝大多数的将领与领导人，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总而言之，毛泽东与各级领导层的党军干部关系的处理，使其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与支持，在争论、分歧、矛盾甚至冲突后，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建立了有着广泛基础的领导集体，他们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2．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自陈独秀之后，几个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选择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决定的。毛泽东在山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独创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政权道路，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完全胜利的；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以往的史书多对早期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或语焉不详，或有意曲笔，似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左支右绌，处处为难，这是不很准确的。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中央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在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招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指示不得将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1934年4月在得知毛泽东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并提出三点具体要求：有专门负责同志联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得态度和同志式的影响，使其能够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绝不同意送毛到苏联治病。63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进入（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毛泽东、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变，事先没有征得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64；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协助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张浩与张国焘曾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最后在1936年11月初，张浩直接至张国焘处，说服其服从党中央的领导。65
正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支持，使得毛泽东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度过了博古中央的批判与张国焘分裂两次危机（1938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又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第三次危机），显然，共产国际的支持是毛泽东最终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重要条件之一。
3．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正如前述，毛泽东在逐渐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以其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渐确立的过程，在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既有对其军事战略、军事思想的贡献，更有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如朱德、陈毅、彭德怀、徐向前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袖。他们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执甚至严重冲突，但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注释】
1毛泽东先被指定为中央特派员，后又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会上，被决定为“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31日，毛泽东在安源正式组织前敌委员会，任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见《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27、32页；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及秋收暴动后萍安的斗争》（1929年7月2日），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第726页，潘的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书有节录。
2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00——101页。毛泽东：《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第53——54页。
3毛泽东于10月7日到达宁冈茅萍，27日，到达茨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茅萍、茨萍。“引兵井冈山区，终点在宁冈，后方在茅萍。”见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116页。
4毛泽东对于暴动部队总方针的根本改变特别是“上山”的举动，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非常恼怒，11月9日、10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省委委员的职务，见《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481页；另见《毛泽东自述》，第54页。毛泽东误记为“前委的职务”。
5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76页。
6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页。
7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128页。
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第80页。
9《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6——257页。
10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1928年6月1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31页。
11杨开明：《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7页。
12参见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另见胡石言主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98——99页；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122——123页；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89——90页。
1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0——83页。另见《朱毛红军侧记》，第90——92页；张国琦：《毛泽东与朱德在一九二九年》，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5期；石言、吴克斌、罗英才：《“党中央训练班”——陈毅在一九二九年的思想飞跃》，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14见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56页。
15毛泽东将陈毅的调解折中称之为“陈毅主义”，见《陈毅传》，第112页。
16《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2——42页；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17《红四军前委关于回东江损失的原因及占领长汀后的工作情况》（1930年1月6日于大田），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此报告为朱德代表前委起草。参见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新华出版社，1998，第230——232页。
18《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授黄少群考证，此报告为当时中共中央派驻四军的政治或军事工作人员陈定郊所写，为目前仅见的关于红四军七大至九大的原始史料，见《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第248——258页。
19李立三：《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见《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七期，1929年7月。
20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5页。另见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第129——131页。《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1此讣告最早由红旗出版社1987年翻译出版的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系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介绍入中国；全文见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27——128页。李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介绍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接触，曾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早期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张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曾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生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苏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生前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2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7页。
23《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第232——235页。
24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83——86页。戴书认为，目前能够见到的第一个确切记载共产党内肃AB团的文件是1930年5月18日的《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
25《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6《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转引自刘晓农：《论肃AB团的原因和责任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6期。当时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仅3000人，却被指派肃反500人的任务，遭到陈毅的抱怨与抵制。见《江西党史资料》第九期。
27见《江西党史资料》第二期。另见《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243——246页。
28刘晓农：《论肃AB团的原因和责任问题》。另见《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
29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101页。
30《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22页。
31《苏区中央局报告》（1931年7月8日），见《江西党史资料》1987年第4期，第3页。
32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143页。另见《黄克诚自述》，第87页。
33项英：《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报告》（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肃反》（1930.2——1934.3）《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6期，第7页。另见《中央局致赣西特委信》，转引自该刊1982年第5期刊载的国琦、东霞：《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第9页。
34王明：《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4页。
35《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62——163页。
36“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的名称、权限的分别，见王健英：《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联系与区别》，载《党史通讯》1984年11期，另见王著《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95——301页。
37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72页。
38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7——18页。
39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第137页。
40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131页；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95——97页。
41《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载《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第198页。
42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19页。
43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290页。
44《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20——222页。
45《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30——531页。
46参见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00——304页。
47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2、74页。
48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毛泽东在1943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亦说到“洛甫提议我为前敌总指挥”，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参见《张闻天传》第217页、第231页注。
49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
50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张表示，通过关于打鼓新场的争论，觉得还是毛泽东高明；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以决定问题，不利于军事指挥；自己对军事是外行，过多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由他们自己解决，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参见《张闻天传》，第219页；另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67页。
51参见《遵义会议文献》，第134——135页；毛在1967年1月22日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始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转引自《毛泽东传》，第349页；周在1972年也说：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见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会议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转引自《王稼祥传》，第227页。
52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96——200页；《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37页；《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黄克诚自述》，第135页；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72页；参见《张闻天传》，第219——224页；《毛泽东与林彪》，第168——171页。
5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89页。
54《聂荣臻回忆录》，第277——278页、283——284页；《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200——201页。
55《彭德怀自述》，第200——201页。彭每日必从10公里外赶至毛的住处，秘密派第十一团以隐蔽警卫。
56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第79页。
57《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30页。决议指出：“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58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载《瞭望》1986年第40——43期；参见《张闻天传》第245——246页。
5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第438——439页。
6012月7日，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充，正式规定毛泽东为“国家军委主席”；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毛担任此职直至去世。
61关于张闻天在当时党内的领导地位，可参见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何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第341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30——331页。
63《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与毛泽东关系问题的电报》（1933年3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反对毛泽东来苏联治病的电报》（1934年4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9——20页。另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3页。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年）》中也有较多记载，见第24页，现代史料丛刊出版社出版。
64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37页。共产国际知道遵义会议情况是在1935年8月，由中共中央派遣的陈云、潘汉年汇报。陈云随之在《共产国际》英文版上发表《英勇的西征》，赞扬毛泽东为“身经百战”的、具有才能的军事家和党的领袖。见《共产国际》英文版，1936年特刊，第45——68页。另可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25页。
65如1936年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朱德，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