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从发展势头看，如果没有大的曲折，202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全方位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然而，中国就象是被野蛮人包围的文明孤岛，她的每一个进步都将引起邪恶势力的嫉恨，并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企图将这个代表人类光明未来的绿洲彻底践踏、摧毁，中国一旦出现战略失误，将面临被分割、被挤压的绝境，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未来20年，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旨是利用有利于我的因素对抗不利于我的因素，尽可能保持国力的发展势头，如果中国以巧妙的方式应对之并坚持到2020年，那么，中国将成为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军事力量，是唯一能够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建立在西方国家利益之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持强凌弱的的国际关系现状的正义力量。中国应勇于并善于接受这个挑战，担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对中国走向超级大国有直接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美国、俄罗斯、欧洲、倭国、印度，下面将详加分析中国对于它们的应对战略。
美 国
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走向超级大国的主要绊脚石，是现阶段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唯一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邪恶力量，中华民族的前途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系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措施和中国的应对方式之上，稍有不慎，中国将陷入可怕的境地并且前途暗淡，因此，应对美国施加于中国的每一项战略措施，中国都马虎不得。
美国将中国视为挑战其现有地位的最危险的战略对手，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它必将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中国国力的提升，主要战略手段是以经济手段遏制中国经济增长、以军事手段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美国可能的战略措施和中国的应对之策略。
一、经济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由以下部分组成：自然资源控有量、可控市场规模、与经济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制造业规模及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商品营销水平等因素组成，而除了自然资源控有量、市场控制能力外，其它几项主要表现为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美国可能的对中国经济实力的遏制和中国应对之策也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的。
1、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加工材料、动力源泉，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自然资源，整个制造业将随之崩溃。因此，美国有可能以控制自然资源的方式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当然，只要中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就无法控制中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美国只能以控制中国自然资源的进口实现这一个目标。由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力远逊色于美国，要想保证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首先要立足于国内。
因此，第一、中国须加快重要自然资源的勘探工作，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这是自然资源方面中国有能力对抗美国的基础），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勘探能力的提高，建立起具有深厚潜力的重要自然资源战略基地。比如，现在的新疆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的最有潜力的产区，中国应加大投资，尽快使其发挥作用，保证该地区的油气产出能够充分满足国内需要。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石油进口国，如果美国控制了中国的石油进口，或人为抬高石油的价格，那必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害。
第二、要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使经济增长不必付出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代价。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第三、必须牢牢地掌握重要自然资源的拥有权。经营重要自然资源的公司可以将一部分股权出让给外商，但必须保证中方的绝对控股权。
第三、必须加快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通过科技的发展，制造与驱动所需要的原料与能源将可以从巨量的存在物中获取，比如人们可以从海水中提取能量，而海水的拥有量是不存在比较的价值的，通过纳米技术，人们可以用普通材料制成需要的特殊材料。因此，有限的有特殊作用的自然资源将被无限的普通的物质所代替，使特殊自然资源不再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这样，国家经济将摆脱特殊自然资源的制约。
在立足国内的同时，中国要不失时机地与资源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尽可能地拓展资源的来源。在美国未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时，在保证国内自然资源自给能力的基础上，中国应利用自然资源价格走低的有利条件，加大自然资源的进口，尽量少用国内资源，以备非常时刻之用。
2、可进入市场规模：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它所占有的市场规模，美国一直以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核实际上是以压缩中国的国外市场规模来要挟中国，中国的对策应是：
第一、建立内需型经济，使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使经济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中国现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正是希望通过西部的开发，实现经济发展的东西联动，通过东西部协调发展，构建内需型经济的发展框架，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第二、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拓展非美国国际市场，使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降到最低，从而使最惠国待遇的政治作用基本无效。
第三、中国应在不危害国内企业生存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对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引资力度，使美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加以提高，并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使美国在华利益日益提高，这样，中国可以以此作为对抗。
3、国内企业竞争力：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了国家的科技水平，决定了民族经济占有市场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经济组织的形态，决定了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安全度，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对一个国家来说，国内经济的形态有以下三种：一、进口商品占有市场的主导地位；二、国外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公司生产的商品占有市场的主导地位；三、国内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在国内生产的商品占有主导地位。第一种情况将使得国内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外部世界，财政收入发生困难，将使国家成为永无出头之日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我们可以称之为最弱化经济组织形态；第二种情况是使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这样一来，可以使国家的就业机会大大改善，财政收入由于税收的关系而得以宽余，但是国民经济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使民族经济无法发展，而没有民族的跨国公司，将使国家缺乏引领各个行业技术进步、并由于自主的领先的技术而获得超额利润的主体，经济只能是被动地受控于外国资本的加工机器，是缺乏头脑的四肢经济，因而是被外来势力操控的不稳定的经济这样。势比使国内的政治、外交、军事受到外来干涉的影响，国民经济无论如何强大，国家永远不能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次弱化经济组织形态。千万不要将“经济全球化”理想化，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是基于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利益提出的主张，跨国公司仍然是为西方国家服务的，并服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目标。我们不可能设想波音公司为中国开发第四代战斗机，也不可能要求微软公司在其软件中留有针对美国的“后门“。最理想的情形是第三种，它将使国家处于最理想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式之下。跨国公司是引领各个行业技术进步、并由于自主的领先的技术而获得超额利润的经济主体，具有自主的先进的科技能力，并且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发展把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科技促进企业发展，同时企业的发展使得科技投入相应增加，促进科技的发展，这样一来企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并因此促进国家布局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使国家成为全球科技主要中心之一。这样，这个国家就不怕来自外界的任何形式（包括高科技限制）的遏制，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建立在绝对安全的基础之上了。如果在自己国内市场培育不出能成为科技发展主体的跨国公司，那么科技永远与经济不能有效地结合，从而也失去各自发展的动力。这个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极大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支撑中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的必要条件。
美国始终将高科技限制对华输出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不能将科技的发展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但科技水平永远在发达国家之下，而且，更可怕的是，一旦国外科技停止输入，中国的经济、政治将随之崩溃，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英特尔公司停止向中国供应高速CPU，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将随之崩溃，而且建立在计算机应用上的经济、政治、军事运行机制也将随之崩溃，真是令人可怕。美国正是利用高技术限制弱化中国经济竞争力并随之弱化中国的政治、外交能力。虽然中国可以利用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差异从其他西方国家那里取得技术，但是毕竟受制与人。因此，中国必须快速实现事关经济全局的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科教兴国的战略已经制定并深入人心，国家已经或正在实施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构建，国家将从宏观上搭建科技发展的平台。由上可知，要真正实现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必须使企业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公司成为科技发展的主体，因此，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是重中之重。
国内市场的规模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知道，国内企业总是以国内市场为根据地不断发展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内市场的大小对企业的规模与竞争力有重大影响，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特殊。这是因为国外的市场已经被具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综合美誉度的跨国公司所占领，如果直接进入无保护力的国际市场，在这几个方面都处于极度劣势的国内企业是无法生存的。而如果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有充分保护力的市场，那么国内企业可以据此发展。首先在规模上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然后在技术和综合美誉度上挑战跨国公司，并最终走出国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业界领袖。中国的家电企业就是在国内市场高速成长为世界最大市场，同时国家限制跨国企业在国内设厂和高关税保护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汽车业之所以长不大，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今的中国汽车市场由于国民收入的限制而十分狭小，国内的汽车企业无法依托国内市场在规模上达到国际水平，造成汽车成本高昂，研发能力不足，缺乏竞争力。
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必要的自然资源，更重用地是具有一大批以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基地的具有先进科研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跨国公司，并且保持国家的开放度，就不怕任何敌人在经济上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一个抵御外国资本肆意渗入的、适合民族公司发展壮大的、初期相对封闭并随着民族公司的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不断开放的国内市场是极端重要的。而反过来来说，要想削弱一国的经济，不一定是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的组织形态的弱化。具体的方法是必须在此国的民族经济崛起前就占领这个市场，阻止这个国家跨国公司的形成，使这个国家科技与经济的良性互动的局面不能产生，使国内的经济组织形态无法逐步强化。
可喜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犯有严重的战略错误，它十几年一贯制地反对中国入世，听凭中国民族经济依托中国庞大市场成长起来。迄今为止，美国仍无此战略意识。我们可以手机为例，由于在手机开始成为日用商品之时，中国没有对外国品牌进行必要的限制，国外品牌手机如潮水般泛滥，几年时间内，国外品牌手机的美誉度深入人心。二、三年后，民族品牌出现并想挤进市场时，由于缺乏保护，与国外品牌相比无任何优势，竞争能力低下，至今仍在低谷徘徊。可以想见，在十几年前的1980年代，中外企业的实力差距更是明显之时，美国同意中国入市并根据规则侵占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可能比现在更为庞大，但弱小的民族经济早已被淘汰，中国市场已经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公司控制，中国经济还有何前途可言呢？（美国错过了中国送给它的机会，可见天不灭中国）。中国应该推迟入世直至2010年，通过10年左右的调整、发展并逐渐降低市场保护，到那时，中国的各行各业将成长起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民族跨国企业，不但能控制国内市场，而且凭借入世后得到的便利更加加强了国际竞争能力。那时中国将是世界上主要的科技中心和最大的经济体系，美国的遏制又何足道哉。
二、军事威胁：美国近来通过了构建NMD、研发空天飞机等军事计划，并加紧了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企图提升对中国的打击能力，并通过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中国现在的国力与美国仍有巨大差距，根本无法与美国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如果中国强行进行全方位军备竞赛，那么最终象前苏联那样被美国拖垮。因此，中国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维持低军费政策，把主要财力用于经济建设，这将使得中美军事能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国的武力讹诈无能为力；要么走向扩军之路，与美国进行军事竞赛，最终被拖垮，使得美国不战而胜。难道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为保障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在与美国斗争中首先保证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中国的武装力量在与美国的对抗中至少处于平衡状态。中国必须选择合乎现有的相对劣势的经济与军事条件下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
那么，如何做到武装力量对抗的平衡呢？一种方式是侧重发展强大的防卫力量，能够使敌方的进攻在己方的防御力量之前变得无效。使武力对抗处于直接的平衡状态；另一种是本方具有强大的进攻力量，确保敌方军事能力力量在己方的打击下得以毁灭，使敌方摄于被毁灭前景不敢使用武力，从而间接地遏阻敌方的军事打击，使武力对抗处于间接的平衡状态。前者可称之为防御性武力对抗平衡，后者可称之为进攻性武力对抗平衡。
我们看到，防御性纯粹的防御性武力平衡方式是使自身处于本质上的不胜之地的消极的措施，不能有效制止敌方的进攻，而且，防御方需要比进攻方花费更多的费用并拥有更高的科技力量。因此对中国而言并不是可行的方式。而进攻性武力以攻代防，使自身握有战争的主动权。进攻性的武力平衡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不可否认，不同类型的武力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武力之间表现出层次上的差异。比如枪与炮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当双方的炮火互相对击时，双方的枪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枪根本无法与炮对抗或参与炮之间的对抗。只有当双方的炮停止射击，或者双方的炮火都被对方防住时（只有逻辑的可能性），枪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这里，我们明显看出枪与炮的对抗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火力强与弱的对抗。因为在同一层次上的对抗不管强弱如何，至少给对方造成的损害与对方给自身造成的损害是接近我方与敌方的火力之比，比如我方100门大炮与敌方同类型的200门大炮形成的破坏力大致是1：2。而不同层次的武力给对方的损害是不能简单地从各自武力的纯粹的物理破坏力计算出。高层次的武力将最大限度地抑制低于其层次的武力的作用。
那么，不同层次的武力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哪里呢？武力的层次性差异实质表现为：
1、高层次的武力能够打击并消灭所有低于其层次的武力，而低于此层次武力无法打击此层次武力。
2、武力对抗不是所有层次武力在对抗的全时域内一起进行的，而是表现为武力的依层次的高低啄级展开的，也就是说，高层次武力对抗不结束——此层次武力未被消灭或此层次武力未被对方完全防御——低于此层次的武力将无法展开。高层次武力总是抑制着低于此层次的武力发挥作用。
因此，选择进攻性武力对抗平衡，首要任务是建立起最高层次武力的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只要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在武力对抗过程中始终保持打击并消灭敌方军事能力的能力，就能保持我方与敌方的进攻性武力对抗平衡，而并不是要求我方在各个武力层次上具有与对方相抗衡的实力，因为高层次武力涵盖了低层次武力的对抗能力，并且具有高得多的生存能力。打个比方，我们不需要拥有与敌方相同的枪，但必须拥有与敌方相同的炮。敌我双方的炮的对抗达到平衡时，我方实际上已经抑制了敌方枪的作用。这样的方法特别适用与经济力量较弱的一方。这样一来，我方就可以避免与敌方进行我方财力无法承受的全层次的武力对抗。前苏联的失败就在于不懂得武力对抗的层次性原理而陷入与美国的全面对抗，终因经济力量远逊于美国而落入解体的惨境。中国必须吸取这个教训。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处于经济与军事相对劣势的，不具备与世界最强大武装力量的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中国在发展军备时的重点，就是要保持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毁灭对方军事能力的能力。同时，一旦拥有这个能力，也就意味着中国具有威慑周边国家的能力。这是因为种种原因，周边国家在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上无法与中国相比。这样，中国实际上形成了最高层次武力对抗的绝对优势，——中国可以自由地消灭敌方而不必过分担心敌方的报复——并将这个决定性的局部优势自然地转化为整体军事力量的优势。
在这里有两个重点，一是必须保证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的数量；二是保证最高层次武力的生存能力和不被对方可靠防御。只要做到这两点，即使中国在整体军事力量处于何种程度的下风，中国也将不惧怕任何对手。
但这并不是说，低层次武力就不要部署了。因为在现有条件下高层次武力由于射程较远，对对方的打击往往是宏观的、战略性的，而微观的、战术性的打击则无法进行，这就需要与战场更接近的低层次武力进行补充攻击，并且亲自实现胜利果实，如占领敌城市就必须依靠地面部队。因此，在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优先的前提下，非最高层次武力必须保持一定的规模，并不断更新换代。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并没有象各自的军费之间的差距表现的那么大，这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战略是指向全球的全面战略，既要对抗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要对抗地区小国的恐怖攻击，而且要取得完全的胜利。因此它的武力装备思路是较均衡地发展各个层次进攻和防御性武力，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的力量被人为地削弱了，这使得军费不多而因为战略方向明确——将对抗世界霸权军事力量作为最优先战略——，使得军费投入向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倾斜的中国赢得了机会。
现在美国正在发展中的TMD与NMD正是地基为主的弹道导弹的防御性武器，其本质是最高层次防御性武力。中国如果想与美国保持武力对抗平衡，打破TMD与NMD的可靠拦截是前提条件。因为如果美国能够防御中国的最高层次的武力打击，将打破双方基于确保摧毁对方军事能力而建立起的虚拟化的平衡状态，使美国的最高层进攻性武力对中国的打击变得有无恐，而且将使得在最高层次进攻性武力的进攻性对抗平衡中无法发挥作用的低层次武力发挥作用，将迫使中国与美国进行全面的各层次武力对抗，这将使综合军事实力远逊对方的中国处于不利地位。
而围绕着这一目的，必须全面打破敌方的整个导弹防御体系，如发展摧毁和干扰敌方侦察卫星的能力，以粉碎敌方导弹预警能力；发展天基或弹载射频武器，瘫痪敌方地基长程预警雷达；发展导弹的隐形技术；以上措施实际上是发展导弹的隐蔽性。另外，可以发展导弹的速度和规避能力，加强导弹的机动性等等。必须保证中国的战略导弹摧毁美国军事力量甚至彻底毁灭美国的能力。
遵循这个思路，中国必须压缩低层次武力的规模，将省下的财力用于发展诸如核动力潜艇、战略核导弹、战略电磁炮、隐形巡航导弹、激光、射频等能束武器、反卫星武器、高超音速隐形歼击机、空天战斗机等高层次进攻性武器，保证这些高效费比的武器毁灭美国军事力量的能力，使得美国摄与被毁灭的可能性而不敢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阻遏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军事力量将在来自美国的压力面前快速发展，加速实现军事现代化。
另外，中国应该对美国的军事挑衅采取强硬而不失灵活的应对措施，比如，应该抓住机会，废除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一方面威吓美军，另一方面使得提供美军军事基地的国家不敢与之同流合污，最大限度减低对中国大陆的威胁，做到以暴制暴。在投靠美国而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菲律宾（这个小国历届总统拿腔做调的模样刻意模仿美国主子，一看就是殖民地出身，真让人藐视），竟敢屡屡挑衅中国，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中国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彻底教训它一下，此蛮夷小邦不打不长记性。同时杀鸡骇猴，对胆敢学样的国家是一个无言的警告。而且，应该改变传统的军事示弱的做法，不适时机地展示先进武器，震慑敌人，鼓舞国人士气。
由此可以看到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复杂的，我们只有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对外尤其是对美国的战略中才能妥善解决。最理想的方式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而迫不得已武力解决时，中国一方面要坚定国家的统一决心，另一方面要使实现统一造成的损失降为最小。所谓损失包括经济和军事的两个方面：经济方面：西方对华经济制裁造成的对外贸易中断造成的损失；西方对华经济制裁造成的技术封锁造成的损失。军事方面，台军对中国的军事打击造成的损失；美国一旦介入对中国的军事打击造成损失。由此可见，一、中国只有完成上述经济、军事实力的提升，才能将统一事业中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为最小；另外，强大的军事力量将阻遏美国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二、台军不拥有战略性高层次高摧毁性进攻性武器，使得台军对大陆的军事打击对大陆造成的损失降为最小。因此，中国以武力实现统一的最佳时机是完成经济、军事实力的质的飞跃之后，台军拥有战略性高摧毁性进攻性武器之前。在经济、军事实力质的飞跃之前，中国应以导弹及核武器扩散为要挟阻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战略性进攻性武器。
总之，中国在走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与美国的斗争的原则是立于不败，以拖待变，必须充分发扬中国文化中以柔克刚，以巧胜力的优秀传统，不计一时的短长，以小忍图大谋，等到中国强大得使美国相形见绌时，再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术也不迟。
俄 罗 斯
这个国家经历了可能是人类史上源于内部危机的最大崩溃，它自毁长城，从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超级大国，沦落为世界的乞儿，虽然时不时地象一个破落贵族那样摆摆架子，却只能成为世界权贵的嘲笑对象，这个国家的命运真是“其兴也勃耶，其衰也忽耶”。
前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军事敌人，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用于防御仿佛迫在眉睫的苏联的进攻，而当前苏联解体、俄罗斯深陷于政治、经济危机之后，来自前苏联的威胁大大降低，中国紧绷着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然而，同时，由于苏联崩溃，俄罗斯国力衰落，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国在美苏争霸之中的战略平衡力量的地位消失了，反而由于国力日盛被视为美国实现永久霸权的最大威胁而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成为美国必须加以抑制的最大对手，同时，美国也没有忘记俄罗斯，前苏联对美国的挑战给了美国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自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对手，美国也懂得痛打落水狗的道理，在这种战略形式下，中国应发展怎样的中俄关系，才能在如此险恶的战略态势下发展、壮大呢？
中俄两国由于同时遭到美国的遏制，而拥有了成为战略伙伴的基础，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应首先利用俄罗斯提升自身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其次保持俄罗斯的国力处在一定的水平，使俄罗斯始终成为牵制美国，掩护中国走向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必须使俄罗斯发挥这两个作用。
而必须注意，不能使俄罗斯国力在上述的中国的战略措施下得以恢复、发展，重新成为中国的威胁。
俄罗斯由于长期的经济、政治危机以及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缺乏竞争力的民族工业体系处在崩溃的边缘，而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只有包括石油、天燃气的自然资源采掘业和军火工业，俄罗斯只能依靠出口自然资源以及军火为生。而随着自然资源价格的不断下降，俄罗斯对军火出口的依赖更是加深，中国应该并已经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军事技术合作，使中国军事科技产生了质的飞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须与俄罗斯展开军事科技合作。另外，通过军事科技合作，中国实际上是在为俄罗斯进行输血，通过这种变相的经济援助，使得俄罗斯有财力继续进行军事科技的继续提升，并依靠且仅仅依靠军事技术的领先继续保持世界大国的地位，有力地阻止了俄罗斯国力的无休止的衰退。
但是，俄罗斯国内并不都对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表示赞同，一些亲西方的政治势力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实际上提升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俄罗斯造成了战略危害，俄罗斯大规模地武装中国，并不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因此，中俄之间的军事科技合作并不存在稳定的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俄罗斯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实在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经济有了好转，俄罗斯能够不仅仅依赖自然资源和军火出口获取新的财源，必然会对中俄军事科技合作降低热情，从而将减慢中国军事力量快速提升的步伐。
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获得外国的大量、长期的经济援助；二是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体系。第一种可能性事实上非常渺茫，苏联解体之初，曾经天真地期盼着西方国家允诺的经济援助，而当苏联完成了西方国家要求的自废武功之举时，西方国家却自食其言了。俄罗斯清楚地知道外国经济援助是不可靠的。对于第二点，俄罗斯是有能力办到的，因为俄罗斯虽然国力一落千丈。但是依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拥有大批的人才，再加上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完全可以采用中国渐进改革的策略，通过对国内市场的保护，逐渐进行庞大的国有经济改造，最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在这期间，保护国内市场，使国内虽然庞大却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有一个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而俄罗斯在聘请美国顾问团实行所谓的休克疗法时（这等于是将自身交与仇敌而任其宰割，世间竟有如此愚蠢之举），竟将国内市场完全地向国外开放，于是庞大而脆弱的民族工业在潮水般涌入的进口商品的冲击下瞬间被击溃，至今俄罗斯民族工业体系仍然是支离破碎。
因此，中国如果要与俄罗斯继续进行军事技术合作，就必须使俄罗斯仍然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军火出口维生，而关键是使俄罗斯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富有竞争力的民族工业体系。而阻止俄罗斯拥有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抑制俄罗斯凭借它重新崛起是中国与美国、欧洲共同的战略目标，中国应不露声色地隐藏在美、欧身后加紧对俄罗斯市场的倾销，使俄罗斯无法依靠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并且使得俄罗斯将怨气倾注在美、欧身上，这样中国将逃避俄罗斯的嫉恨。当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中国还没有能力左右俄罗斯的经济，而且不能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个目的实现与否，主要要看美欧是否由此战略眼光和实施这个行为的力度。
由上述论述可知，只要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战略遏制对象，中俄关系有两种结果：一、若俄罗斯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则俄罗斯一方面成为中国的军事技术的合作伙伴，一方面俄罗斯凭借军事实力成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二、若俄罗斯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则俄罗斯与中国军事技术的合作水平将下降，而成为中国的战略屏蔽的作用将增强。
可怕的是中国还未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俄罗斯全面转向西方，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心甘情愿地承认西方的领导，那么俄罗斯对中国的两种益处都将消失，而且俄罗斯还有可能成为西方对中国战略包围圈的北翼，这就意味着中国战略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中国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可喜的是，西方国家犯了愚蠢的战略错误，它们没有利用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人对西方的崇拜和向往的情绪，尊重——至少在表面上——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实现对俄罗斯经济援助的允诺，以小利诱使俄罗斯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消蚀俄罗斯的国力，作到不战而胜。而是不断伤害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不遗余力地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最终使俄罗斯看清了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在政治上从一味追随西方转而加强了独立性。俄罗斯拒绝转向西方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敌对行为上的，因为俄罗斯民众普遍存在着大国心态，西方越是对其进行压迫，俄罗斯民众对西方的敌对情绪越是高涨。中国的任务是使西方国家保持和强化对俄罗斯的压力，保持和强化这个使俄罗斯政治强硬和独立的基础。
我们知道，西方压迫俄罗斯的主要原因是：一、俄罗斯具有重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潜能，这将动摇现有的利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时经济、军事层面的原因；二、俄罗斯是东正教文化的主要基地，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排外性文化，《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出现就是这种传统心理积淀的表现，这是文化上的原因；三、俄罗斯曾经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在现今的俄罗斯仍有深远影响，俄罗斯仍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出现的。是西方国家的眼中盯、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原因。
因此，中国可以以各种方式暗中支持俄罗斯国内代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政治力量，使其有能力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生活，甚至执政，以加深西方对俄罗斯的围堵,这就形成了对中国有利的政治局面，即俄罗斯政治强硬和独立以至左倾化，致使西方加深对俄罗斯的围堵，而这就加深了俄罗斯政治的强硬和独立以至左倾化。
而当中国实现了超级大国梦想，在各个方面具有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俄罗斯对中国作用已无价值，中国应该不露声色地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甚至可以用自己的优质军火枪占俄罗斯的传统军火市场，遏制俄罗斯的财源，并可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大规模吸引俄罗斯的科技人才，掏空俄罗斯的科技实力，使俄罗斯仅仅成为自然资源的输出国，阻止俄罗斯重新崛起，永久地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这一点，正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心照不宣的共同目标。俄罗斯在将来应该成为对中国没有战略威协的、对华友好的邻居。
欧 洲
欧洲(主要指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从整体上说在经济、科技上足以与美国相抗衡，欧洲内部并没有类似美国的超级大国。与欧洲的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来说日益重要，尤其在经济方面，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制衡力量。它有助于中国在走向超级大国之路上更加显得游刃有余。
由于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中间隔着俄罗斯、中亚、阿拉伯世界等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两者的战略空间无法越过如此强大的间隔而交叉，因此，作为地区性的强势力量，两者在理论和现实上不存在直接的战略利益的冲突，这就为两者的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中国相对与美国，在经济、科技水平上将长期处于劣势，资金、技术的引进是促进中国经济成长、科技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美国由于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时，附带着强烈的政治顾虑，也就是说，其任何针对中国的经济行为必须满足起战略目的，有时，即使对华经济行为对其国内经济有利，但是如果美国认为对其的对华战略不利，那么，美国将毫不迟疑地牺牲经济利益，因此，在对华投资与技术转让时，美国是顾虑重重、动摇不定的。而欧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欧洲国家的的经济方面的联合体，在政治上还只是表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地区性政治力量的松散联合体，还没有表现出超越国家界限的整体性政治意识，而且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具有类似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且其战略空间无法涉及中国，欧洲与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冲突，而且欧洲认为，欧洲在传统上不是中国的战略范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中国发展起来了，其战略方向也不会指向欧洲。所以，欧洲国家由于囿于地区性强势政治实体的的地位，其战略眼光与其地位相适应，在对华投资和技术转让时并无更多的政治顾虑，决策的主要依据源于经济层面。因此，中国有了回旋余地。当美国出于战略考虑放弃某个项目的投资时，无此战略考虑的欧洲就有可能乘虚而入与中国合作。由于欧洲的这种行为，美国对中国的资金和技术的封锁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美国必然不甘心自己放弃的市场被欧洲国家轻易获取，对中国的封锁也会渐渐松弛。中国就在两者的对华战略的差异性之中获益 (当然，中国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科技事业是根本)。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法国、尤其是欧洲第一大国的德国具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战略眼光，充分理解自己的战略地位并实施与之相衬的战略行为，即把全方位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其长期的战略方针，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经济、政治伙伴。同时，德国也得到中国的善意回应，以磁悬浮列车项目为代表经济实惠使德国获益良多。中国可以利用德国对华经济合作获取好处的范例使的欧洲国家保持对华友好关系。
由此可见，保持美国与欧洲对华战略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而保持欧洲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维持欧洲现有的地区性强势政治实体的战略地位是关键。因为，一、如果欧洲彻底转向美国，甘心成为美国的战略工具，那么中国将失去一个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反而使遏制中国的力量倍增。二、如果欧洲完成彻底的统一，那么它就成长为完全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全球性的超级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实体，它就会有超越地域限制放眼全球的战略抱负，它也将拥有全球性的战略利益，并且与中国产生战略冲突，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就不仅仅向以前那样目光短浅，同样与美国一样在决策中更多地掺杂了政治顾虑。更为可怕的是虽然欧洲与美国增加了战略摩擦，彼此可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是欧洲与美国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还是现实的利益上拥有本质上的共同点，两者都会以无论如何在文化、价值观还是现实的利益上与之不同的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携手遏制中国。以上两种局面对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幸而，欧洲(英国这个狐假虎威的走狗除外)已经对美国起了戒心，主动与美国保持了距离，尤其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欧洲对其成为美国工具，危害欧洲自身利益的愚蠢行为表示了后悔，表示要实施欧洲防务自治，极力将美国的势力排除出去。而且，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建立在遏制苏联基础上的美欧战略合作关系得以削弱，欧洲的政治、军事自治愿望也由了客观的条件。在欧洲中，德、法、英是其中最重要的的政治大国，其中，德、法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本身的文化倍加珍视，具有悠久的政治独立性传统，这就使一法德为核心的欧洲的政治独立性提供了民意基础，死跟美国的英国在欧洲是孤立无援的，而且，如果英国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其在欧洲的威望将下降，直至失去其在欧洲中的政治地位。相信以英国的狡诈，会认清形式，顺势而为的。因此，第一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性较小。中国要做的是在世界多极化的口号下明确支持欧洲的这种决心和行动，隐性地挑动欧洲对越来越霸道的美国的不满。
而第二种可能性更有可能实现。目前，欧元正在成为该地区的唯一货币，欧共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一体化也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看来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
中国必须要做的是，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具体地说2020年以前，保证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国家。可喜的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有两个客观因素保障，一、由于欧洲的一体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目标的实现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就从客观上为中国赢得了时间；二、美国作为现阶段唯一的超级大国，绝对不愿意看到欧洲成为与之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因为这必将损害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利益，美国必然想尽办法阻止这个进程。有分析认为1999年，北约发动的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正是美国精心策划的对欧洲的战略行动，即挑拨欧洲成员之间的关系，阻止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美国的行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将向后推移。
尽管存在着对中国有利的客观因素，中国在阻止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各种隐性的方法制造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
比如，中国可以大力提升同德国的关系，利用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支持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提升德国的政治地位，改变二战战败国的形象。这样，德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军事力量，将使得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实际上打破了欧洲地区的战略平衡 (同时，由于中国对德国的鼎立支持，又加深了德国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中国有利)。而且由于德国企图借助欧洲一体化发挥自身影响力，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心的的推动者，如果一旦德国成为按量常任理事国，德国就可以直接完成自己的政治意愿，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将会降低。由于德国在二战中给欧洲带来过深重的灾难，欧洲国家对德国深具戒心。德国政治、军事实力的扩展，还有随之而来的德国国内滋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使得周边国家产生疑虑，这样，势必使国家的信任度下降，欧洲内部的凝聚力下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而中国既遏制了欧洲的统一又加深了与德国的关系，获得了双倍的好处。
倭 国
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凶残卑劣的民族，人类的一切道德尊严被其破坏殆尽，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领域的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道德理性对其来说是无法达到的高度，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被践踏、被凌辱和最终毁灭，然而，在此之前，它还是中国在东亚地区不得不面对的战略对手。
倭国对中国来说在经济上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政治上是潜在的危险对手，因此，中国应一方面保持和加强与倭国的经济关系，并从中取利，而在政治上保持高度警惕。
经济方面：中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与倭国的经济往来，另一方面要摆脱对倭国技术的依赖，倭国有一个卑劣而又幼稚可笑的理论，即在亚洲形成雁式经济发展体系，倭国始终处于领头雁的位置，接下来是亚洲四小龙，在接下来是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盟国家，而最后垫底的是中国和越南，倭国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十年。可见，倭国根本不愿意将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而中国一旦摆脱不了对倭国技术上的依赖，中国将始终处于产业的下游，无法成为经济强国。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广泛拓展技术引进的渠道，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科技的自主创新，只要持之以恒，中国必将能在日后取代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并且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挤压倭国经济的生存空间。最近，短视的倭国为蝇头小利一再挑起对华经济战，试图阻止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商品进入倭国市场，中国应该积极应对，大幅减少对日进口，将这部分市场让给对华友好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使日渐衰落的倭国经济雪上加霜，加速倭国向危机的深渊滑落。
政治、军事方面：
倭国在其不可告人的内心深处，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始终不曾泯灭，而中国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始终被视为其战略对手，中国的崛起是其最不愿看到的，这一点倭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由此，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主要针对中国的“日美安全同盟”的建立就有了战略基础，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的的亚洲战略的主要帮凶，成为美国对华太平洋岛链包围圈的主要环节。中国对日战略的宗旨就是尽最大可能遏制倭国在这个战略中的作用。
倭国由于二战战败国的身份所限制，虽然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政治、军事上只是二流大国，虽然倭国在某些常规武器，比如驱逐舰的性能超过中国，但倭国不能拥有最高层次战略性武器，中日的军事实力实际上不在一个档次上，现在的倭国在军事上不是中国的对手。倭国做梦都在想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成为政治大国，以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军事力量，重温称霸亚太，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如果让倭国拥有诸如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等毁灭性武器，中国就将面临美国和倭国这两个军事超级大国的威胁，那将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灾难。
因此，阻止倭国成为政治大国，并以此为跳板使倭国成为军事大国是中国遏制倭国的战略核心，而阻止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核心中的核心。中国应该下定决心，充分利用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坚决阻止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应不惜牺牲与倭国的经济关系，并以此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底线。事实上，阻止倭国成为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也是美国秘而不宣的战略目标，美国绝对不会坐视曾在二战中给予它巨大打击的倭国在其庇护下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美国深知狼心狗肺的倭国很有可能反咬它一口，因此，以遏制中、俄为目的的日美安全同盟实际上也隐含了遏制倭国军事膨胀的意味。美国企图使之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这在间接上对中国有利。中国应默许这种微妙的战略平衡，并且要通过各种方式，时时提醒美国警惕倭国。
另外，中国要利用种种有利条件，在亚洲孤立倭国，使倭国受到来自亚洲其它地区的有力牵制，减轻中国所受的压力。
中国一方面可以联合俄罗斯对抗日美军事同盟，这将成为中俄全面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提升与朝鲜、韩国的关系，使倭国失去东亚的重要盟国，减弱日美军事同盟对中国的压力。
历史上，朝、韩是倭国最大的受害国，倭国从明朝到二战的每一次对外扩张，都将朝、韩作为侵略的第一站，并在侵占朝、韩其间肆意蹂躏朝、韩人民。因此，朝、韩始终视倭国为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朝韩的宗主国，两国长期友好相处，并且，在明朝时，中国曾因朝、韩的请求出兵抗击侵略朝、韩的倭国侵略军，而且，中国和朝、韩没有任何领土争端。因此，中国和朝、韩具有发展亲密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
但是，二战后，朝鲜半岛分裂成朝鲜、韩国两个国家，并且由于分属两个阵营而相互仇视，韩国加入了美国和倭国为主体的阵营，朝鲜加入了苏联一方的阵营。韩国通过与美国的关系与倭国成为盟国，但韩国是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对倭国的关系。现在冷战结束了，韩国与俄罗斯已经不是敌对国，但是由于朝鲜仍旧存在而且（韩国认为朝鲜）威胁着韩国安全，韩国而不得不寻求美国的庇护，暂时还保持着与倭国的盟国关系。但是，愚蠢的倭国一次次企图对历史进行翻案，从而不断刺激韩国人们的民族感情，韩国实际上越来越对倭国感到不满，两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中国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即韩国与倭国只是通过美国间接地成为盟国的，两者成为盟国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将韩国从日美军事同盟中拉出来，使韩国成为至少对中国无害的国家。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韩国脱离对美国的依赖，而韩国之所以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最主要的是存在一个敌对的朝鲜。因此要使韩国摆脱美国的保护，首先要使韩国摆脱这一威胁因素，而朝、韩统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中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全力以赴地支持两国的统一。
事实上，倭国不断扩张政治、军事实力，对韩、朝的压力远甚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一直将超级大国——美国进行战略防御的主要对象，其军事力量主要用于抗衡美国，倭国有限的军事扩张在此显得无足轻重。而对韩、朝则意味着国家面临的巨大威胁，于是具有高度危机感、拥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朝、韩人民将使统一后的朝、韩集中精力与倭国展开全方位的斗争。并因为中国在两国统一的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中国存在感激之心，这正是中国可以利用的有利形势，对中国来说，统一后的朝、韩甚至可能成为东方的巴基斯坦。
印 度
印度，曾经被中国古人称为天竺上国，可见印度在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印度是佛教的故乡，并且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因此，从古代史角度看，中印之间只有友好的交往，并无任何积怨。然而，自从奸诈的英国人搞出了一个麦克马洪线之后，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并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边境战争，以失败而告终的印度一直将对中国的敌意埋藏在心中。
近几年中国国力的快速提高无疑深深地刺激了印度，历史上的失败加上国力上令人泄气的劣势使得印度充分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于是这个国家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拼命发展军事力量，并且企图将军事力量前出至南海，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中国如何遏制印度咄咄逼人的地区性挑战呢？
经济上的应对策略：让我们看一看中印的经济力量对比。我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基地，中国产的服装、玩具等大小商品充斥世界各个角落，中国的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很快地失去竞争力，因为，一旦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成本上升而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这类产业将很快地转移至内地不发达地区，这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因为不间断的国内的梯度转移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世界水平的竞争力。这样，中国具备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压制印度在这个领域内发展的能力。而印度，基于本国的条件，最有可能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财力，从而为经济的起飞打下基础。中国一定要利用这一已有的优势，将印度的可能的经济起飞扼杀在摇篮里。
汽车、钢铁、石化、机械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硬件和技术、管理等软件——的制约、资金的缺乏、国内市场的发育不良等，使得印度则远远落后于中国，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而且，这些产业仍是发达国家国内的支柱产业，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国际市场早已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领，而印度的国内市场不能对这些产业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印度很难在短期内在这个领域有大的发展。新兴信息产业中，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低廉的劳动力与地价和取之不竭的人才资源，加上作为世界IT业重要力量的台湾企业的潮水般地向大陆转移，中国正在成为IT产业硬件的世界性生产基地，而且，中国IT产业中硬件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领域从电脑、数字电视到数玛相机、光传输网络，产品链则从整机一直延伸到芯片的设计、制造，以至世界电脑CPU巨子—台湾威盛公司将主要研发基地、生产基地、技术支持基地一古脑地转移至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最为庞大的IT硬件产业链。在这一领域，中国具有无可比拟的综合性的强大竞争力，印度根本是望尘莫及。
然而，在IT软件领域，尤其是国际软件外包产业领域，印度则遥遥领先于中国。印度在国际软件外包产业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印度这是因为，依靠跨国公司软件外包形成的软件加工业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脑力密集型产业，真正高技术含量的软件核心技术是跨国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不会向外界转移，软件外包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将低技术的重复性的脑力工作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方式。它的发展对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关键是该地区必须提供大量的受过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而印度则是相当适合的地区。最近几年，印度软件加工业持续高速发展，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令人担忧的是印度可能以软件加工业为突破口，通过软件加工业聚集财力，实现整体经济的腾飞，并以此支撑印度成为南亚的地区霸权。实际上，发展软件业的条件中国比印度更好，比如中国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提供更为优良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国更有理由成为世界软件业的大国。中国软件业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参与软件业的国际分工中去，没有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上争取到更多分额。好在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正在采取大力度的措施，力求软件业的大发展，而这些措施正在发挥作用，比如，亚星集团已经与美国公司合作，在河北省接近北京地区建设出口型的软件加工基地，年出口额将达到10亿美元。而且，中国不仅仅在软件外包这个低层次领域与印度竞争，还将通过强大的科研实力深入到软件业的核心技术之中，并通过对高端核心技术的掌握，构建起基于自有技术的系列软件发展平台，从而在世界软件业中占有重要位置，比如，中国科学院最近投入巨资注入中科红旗公司，推动其林内克斯操作系统的发展，并以此推动基于林内克斯操作系统这一全新的、拥有自主产权的平台的整体软件业的发展，而印度可能无此能力。总之中国必须通过自身软件业的发展与印度竞争，从而遏制印度软件业的发展。
从上述分析中，中国从经济上对印度的遏制的原则应该是：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IT硬件业对印度的压倒性优势的同时，针对软件加工业最有可能成为印度崛起的跳板的情况，集中力量发展软件业，最大限度地阻滞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因此，软件业的发展拥有了国际战略性意义），从而，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封闭印度的发展空间。
军事上的应对：印度一直在叫嚣中国威胁论，并以此为借口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并毫不掩饰地宣称以中国为敌。其中虽然有寻找借口的成分，但中国必须作好最坏打算。即将印度的叫嚣当作真实的威胁来看待，并以此制定军事上的反制措施。
首先，中国不应主动挑起与印度的争端，因为与一个全副武装的穷人对抗是危险的，他是会豁出命与你恶拼的，这种不计后果的暴力行为是可怕的。中国可以考虑俄罗斯提出的建立中俄印战略联盟的建议，建立与印度至少在表面上的良好关系。这样做有以下好处：一、使的中印关系保持稳定有了形式上保证；二、使得中印两国有了磋商制度，阻止双边关系恶化的不断升级；三、、一旦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可以通过俄罗斯进行斡旋。四、离间俄罗斯、印度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关系。中国应该在表面上尊重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通过秘密渠道向印度表示，如果不主动与中国对抗，中国将默认印度在印度洋的扩张，并且表面上保证与印度传统死敌巴基斯坦的合作保持低调（实际上暗地里仍将合作转向深入）。同时，必须展示一下中国的实力，使印度知道，如果与中国争夺战略空间，其代价是其无法承受的，而且中国维护战略空间的决心是坚强的，并且，这将促使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使印度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这样一来，使印度知难而退，印度战略扩展方向必然将转向阻力相对较小，而且更能得利的方向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强硬态度是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任何政权都是欺软怕硬的。
环顾四周，印度将发现印度海岸线东西南侧的印度洋方向是战略扩展的理想方向，一方面，周边没有与之抗衡的地区性强国，另一方面，印度洋方向的战略资源极为丰富，因为中东产油区就在这个地区。这比贫瘠的中印边界有价值得多，印度如果能在印度洋称霸阻力较小，而获益良多。
但是，这样一来，印度不管有无称霸印度洋之心，由于地缘关系，印度武力的扩展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的扩展必将影响印度洋的战略态势，就必将与拥有全球战略利益、尤其在中东产油区拥有巨大利益的美国产生了冲突，而随着印度野心的不断扩大，与美国的冲突与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力。最终，印度将成为美国必须加以防范与遏制的对手，对于中国而言，印度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又一个战略屏蔽。这种势头初露端倪，美国对印度的扩张有了防范之心，已经出台禁止向印度出售高性能计算机等经济制裁措施。
但是同时，美国也在幻想通过武装印度与中国对抗，综上所述，这将是个战略错误，因为美国实际上是在培养一个借口与中国对抗而不断壮大的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对手而已。最终结果将使得美国和印度互相牵制、互相对抗，中国坐收渔翁之力。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对中国遏制的充满不确定性，美国正在与一个极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为敌，这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影响。美国聪明的话应该承认中国的地位，博得以德报德的中国的好感，并与中国一起遏制印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