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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实际问题

2008-10-19 19:06 战略·谋略 ⁄ 共 824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没有社会的反抗和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就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就没有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反对社会动态变革的传统,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他不仅不怕社会动态变革,而且还鼓励民众造反,促使社会的动态变革。有人据此批判了他几十年,但是,批判他的人一种可能是根本不懂得,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旧秩序,而打破旧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社会动态变化产生的制衡力量。另一种可能是,少数群体掌握了社会的绝对支配权后,为维护群体利益和牢牢掌握社会支配权寻找的理论根据。如果是前者,社会实践会教育他们,任何一个社会,不怕社会矛盾或因社会矛盾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而怕制度性维护强势力量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因为,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社会的动态搏弈,重构社会价值目标共识,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俞可平先生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我个人以为,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称之为“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

要安全度过这个“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就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深刻理解现实中的矛盾乃至冲突,并对现实矛盾、冲突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走出产生矛盾、冲突的前景有一个明确方案。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样子呢?我以为,一个是“精英”特权,另一个是资本特权,再一个是社会等级,中国的这三大顽症,我以为是制造中国灾难的根本原因。我试着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建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中国当前的第一要务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中国当前的第一要务,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在我看来,支撑中国崛起的有精神文化、价值秩序和制度文化三大类,精神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关键,价值秩序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做出价值选择的价值坐标,而制度文化则是维护精神文化、价值秩序的有效途径。但是,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是中国能否构建出良好的制度文化的关键,因为,制度文化虽然是为价值秩序提供制度保障的,但决定制度文化如何的却不是制度文化本身,而是价值秩序。中国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呢?中国人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参与权,应该是价值秩序的核心内容,因为,没有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没有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有“精英”和“资本”的自由权利,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参与权利。而建构中国人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的价值秩序,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可能完成。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普世价值,但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呢?是中国或世界上最大多数人拥戴的价值秩序为普世价值?还是以中国或世界上最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如果以中国或世界上最大多数人追求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比如说马克思和毛泽东曾经论述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或者毛泽东论述的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平等的管理权、参民权和分享权,这些价值观念就是普世价值,但如果以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不是普世价值了。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当然,对于某些拥有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占有欲旺盛的人来说,马克思“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的论述,不仅不是普世价值,甚至是一种灾难,因为,在这种价值观念烛照下,他们就不能建构等级、特权制度,并在等级、特权制度下随意占有社会财富了。

有等级、特权和由等级制、特权制构建的、满足占有欲的掠夺模式,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因为,等级制、特权制,是以消除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为其实现阶层价值的主要途径。胡伟武先生在谈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时说,中国在特殊时期做出的效益优先的特殊选择是正确的,现在,如贫富差距拉大,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适时的做出调整也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胡先生的这个判断,我完全赞同,但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效益优先的特殊历史时期,效益优先本没有错,但在效益优先的名义下,有人大搞等级、特权优先就大错特错了。再进一步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个效益优先的问题,而是个等级、特权优先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效益优先,中国就不会贫富悬殊那么大,因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不是他们没本事、没能力,而是等级、特权优先制,堵死了他们通过本事和能力为社会奉献的一切通道。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中国不在和平搏弈的路子上走出实质性的一步,等级、特权优先就成了中国前途命运的杀手。

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自由权、参与权是和平机制的核心内容

中国要创造一个社会和平的搏弈机制,中国人就要树立人人享有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和平搏弈机制的形成。有人可能认为,让人民群众拥有平等权、参与权和自由权,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危机,但是,对于社会危机问题,我个人以为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如果我们视人民群众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为社会危机,赋予人民群众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那就是一场所谓的社会危机,如果我们视人民群众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为共和国的生命,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是维护共和国的生命,那就不是社会危机,而是化解社会危机,捍卫共和国生命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说,你把为民执政、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视为执政的最高准则,视自己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你就会发现,共和国的生命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之中。当然,这有个人民情感和人民视角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民情感,其执政视角就是从上往下看的管制视角,如果一个人拥有深厚的人民情感,其执政视角就是从下往上看的管理视角,两种视角必须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管制和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管制意味着对等级、特权的强治性维护,而管理则意味着为民众服务,是对等级、特权的一种否定,这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执政理念的转变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说到底,执政理念的转变其实是情感的转变、执政视角的转变。由此可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新选择,是社会和平搏弈机制的新构想,因为,没有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没有社会的和平搏弈。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是对官僚机制容易形成权力欲望的纠正,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官僚机制就是制造权力欲望、权力欲望又制造灾难的机器。或许,毛泽东正是洞悉了至今人们还没有洞悉的体制缺陷,并为了避免体制缺陷造成新中国的灾难才发动的文革。由此可见,文革的人民民主并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缺乏规范的人民民主制度秩序。而今天,改革开放也没有错,错的则是在改革开放中取消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助长了官僚体制下的权力欲望。

当然,我这样说,“中间价值”论者一定会很反感,拿起“电话”的大棒对我一阵乱打。不用我说,乱打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之不过,打我者和我的价值选择不同而已。近日,我读到郑杭生先生谈有关社会学问题的一篇文章,郑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学术变迁和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我是十分赞同的,因为,世界历史数千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比社会主义宗旨更好的宗旨。有人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属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我则以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出现低潮,只能证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在宗旨管理上缺乏能力,比如说,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平等的管理权、参与权和分享权,从制度层面落到实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低潮不是个宗旨问题,而是个宗旨管理的问题。近日,我也读到了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央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但又打破了新中国。从周先生的角度,这话是对的,因为,在周先生看来,新中国就是旧中国等级制的继续,用李锐先生的话说,就是毛泽东有大罪。从我个角度上说,这话也对,因为,毛泽东不允许亲手建立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的等级制完全一样,对于一心一意想维护旧中国的旧秩序的人来说,毛泽东当然是有大罪的。毛泽东理想中的新中国,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受外辱,没有等级,人民平等的拥有对政治经济管理权、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中国,而不是旧中国的继续,他亲手打破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再平常不过了。周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长者,有的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对于周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坚决反对,因为,若按周先生的这个观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中国人民不仅无法获得周先生主张的人民的自由权、民主权,而且还会被等级制和资本特权逼迫得无路可走,揭竿造反。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他打破新政权之举,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周先生不可不察。

三、用人民民主权利筑造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坚固防线

这些年,有识之士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的担忧日甚一日,但有人不仅对日渐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视而不见,相反,还自欺欺人的说,中国经济没问题、金融没问题、粮食没问题,什么都很好,以此证明担忧者的“无知”和多此一举。但问题是,是担忧者无知还是国家安全论者无知呢?对这个问题,稍为有点国际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是后者的无知和对前者的抹黑,加重了国家安全的风险。一个国家的强弱标志不在于没有风险,而在于管理风险的能力,因为,富而不强为弱,而一个弱国的主要表现,一是缺乏忧患意识。二是缺乏战略哲学。三是缺乏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有关战略哲学和战略管理的文章,文章不长,但却指出了国家智囊团队在这方面的无能,并指出,国家智囊不愿干的,恰恰是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文章在网站上发表之后,“精英”们马上不着边际的论述中国战略哲学如何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借以反驳我的观点,虽然没点我的名,但“精英”们心知肚明,他们的矛头指向谁的,当然,我也心知肚明,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前,还没有一篇文章批评国家智囊在战略哲学上的无能。战略哲学是一门国际视野下的发展哲学,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国际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和把握,战略管理则是把战略哲学转化为可以操作、便于操作,有效管理并达到战略目标地方法,而风险管理,则是化解战略管理失效时的补充办法。中国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既没有战略哲学,也没有战略管理,更没有风险意识,面对这样的事实,有的“精英”所谓的战略哲学从何而来呢?扯远了,回到国家安全的具体话题。美国对中国在军事上的战略围困和对中国高技术的禁运,按照“精英”们的说法,这不是美国对中国不友好的表现,而是友好的表现,因为,在“精英”们看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围困和经济掠夺,是为了让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所谓“民主国家”,说穿了就是殖民国家。十九年前,有“精英”告诉我,如果不经过最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国就好不了。使中国变成殖民统治,一直是“精英”们的奋斗目标,从这一事实上看,中国最大的风险并非是美国对中国军事上的战略围困,而是“精英”在政治经济上推进殖民化的努力。以前,我对“精英”卖国论十分反感,因为,我以为他们的话不过是一时的气话,气话和醉话一样是不能当真的,但事实告诉我,“精英”们的话并非气话,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目标,实实在在的行动,如此看来,股票同股国内、外不同价也好,努力让国外资本控制中国金融、企业也好,不过是“精英”实施殖民化的一个步骤而已,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能阻止“精英”殖民化的,唯有尽快落人民民主权利一条路好走了。

十几天前我就开始写这个东西,但写写停停,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一方面考虑写这个东西作用不大,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常常招来“精英”们的电话光顾,而且一个电话,就足可以轻而易举的使我的生存环境面临绝境。但想想老爷为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在枪林弹雨中,义无反顾的担承起自己应当担承的责任,我受点“精英”们的惩罚又算得了什么。老爷天大的字不识一筐,在国家危亡之时,尚且能如此,我怎么就不敢说话了呢?三十多前,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长期几乎一言不发的老爷,他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打仗呢?老爷说,家国、家国,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国?家多了,就成了国,但国在家前,所以,你的名字叫忠国。之后,老爷带我村外拾材禾。在那次,我一生中听到老爷说过的最多的一次话:你记住,永远记住,国家要想好,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得国先家后,但是,这个国家的官员一旦欺压百姓,百姓反抗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官员把老百姓的家弄没有了,国也就慢慢被这些人拆完了。老爷还说,他一直想一个问题,想了好多年了,就是怎么才能使当官的不欺压百姓?想了好多年,也没有什么好法,唯一办法就是和过去那样投豆选举,因为那样你欺压百姓、百姓就不选你了。老爷总结说,自从抗日开始到解放后,他当了十几年的联防队队长,每次选举他都当选,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为别人想,怎么才能更快的赶走日本鬼子。他还说,一个人只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别人才会想着你。拿现实和老爷的话对比,人们对民主的问题可能有比较深的看法。

四、中国崛起的基础是人民权利的率先崛起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走过了近三十年不同凡响的发展道路。三十年,用“皇极经世”的说法,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还不到一世,如果包括前三十年,也快一个甲子了。一个甲子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不算太长,但对一个人来说,可能走到了人生的后期。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后来,中国落后了,并且被后来者远远的甩在后面。从中国被动挨打的历史上看,国家富有不一定不挨打,因此,中国的崛起也不一定光富有,而应该从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崛起。从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崛起的关键,也还是从人民权利在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的重新认识、重新确认。如果没有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制度上和人民权利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中国的全部历史、全部文化,全是一团糟,对于这一认识,我是不敢茍同的,因为,谁能想象一个全部一团糟的国家,那么持久的持续到今天?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其中,必然有其强大生命力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如果把中华民族之树连根拨掉,一切都换上西方的,这就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个中华民族还存不存在的问题。我是个尊古但不泥古,强调自尊但不排斥西方优秀的东西,学习但不照搬的独立主义者。我还认为,中国人在解读自己的历史上,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自卑,另一种倾向是自大,自卑了就全面否定,自大了就盲目肯定。我以为,对待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态度,应该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吸收古今中外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有用的养分,继续培育中华民族这棵由思想文化、精神本质、价值秩序和制度文化的大树,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肉体到精神站起来了,但中国在精神上又倒下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进步。当然,按照一些“精英”的说法,这是中国的进步,但问题是,一个精神倒下去的民族,还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中国要想重新站立起来,首先要在精神上站起来,而决定精神能否重新站起来的,就是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记得在一部电影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跨过前面倒下去的尸体,继续朝他们心中的太阳走去。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因为,死了也会重生。我记得,在另一个画面,毛泽东面对沼泽地,坚定不移的挎起他战友的胳臂,冒着大雨,朝沼泽地坚定不移的走去,走向他们心中的太阳:人民的平等权和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有人说,毛泽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真的会这样么?只要人民心中的太阳不落,毛泽东的精神就不会死,永远不会死,因为,人民心中的太阳,是他们永远渴望的地方。也有人说,毛泽东有的战友背叛是众叛亲离,不,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战友不背叛了他,而是背叛了他们心中的太阳。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叫伏羲的人,他画完了那张图的最后一笔,微笑着面对着他的所有后人说,慢慢解读吧,我的孩子们。你们什么时间真正读懂了这张图,读懂了自由其实由独立、制约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叫民主的整体,读懂了智慧的盲点其实来自经验,也就是说,经验越多,智慧的盲区越大,智慧的空间就越小,读懂了有一种叫发散式程序逻辑闭环法,其实你们就读懂了有一种工具可以帮助你们缩小智慧的盲区,而程序逻辑闭环每扩大一点,你们的智慧随之扩大,而智慧的盲区也随之缩小。他一边微笑一边轻轻的闭上双眼。在他闭上双眼的瞬间,他看到脑海里的太阳在心灵深处逐渐升起,并和他一代代的孩子们心中的太阳融合为一。

五、让人民群众成为制度创新的生力军

在人类历史上,人民群众一直是制度的制约者。这样的历史早就应该结束了。让人民群众成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制订者和受约者,我以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制度创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人民群众对精英良知的审视,社会良好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样说有人可能以为我是个民粹主义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拥有广博的知识,辽远的视野,而且,经过传统价值秩序和自由民主秩序、毛泽东思想的融合,中国人民心中的良知之眼,一眼就可以看穿复杂的社会暗流。其实,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没有民粹,就没有社会和精英的良知,也没有捍卫国家利益的有生力量,没有全球视野,就没有发展战略哲学,没有人民的自由民主,就没有良好的战略管理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粹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当然,也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民粹主义,中国的灾难都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制造的。事实上证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融合的,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既有陈永贵这样的总理,也有钱学森这样的科学泰斗,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基业。当然,也有人认为,比如说李锐先生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罪人,因为,是他打破了几千年一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或许,在李锐先生看来,他当毛泽东的秘书,就是为了做官当老爷的,是不可以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或者,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毛泽东对他的迫害,对他的迫害,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按照李锐先生的这种逻辑,毛泽东自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但是,人民群众不这样看,而是认为,你李锐先生是人,我们也是人,虽然职务不同,但从人的角度说,我与你李锐先生是平等的,毛泽东也这样认为,但他同时认为,李锐先生的等级制思想只是个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是可以改造的,所以,让李锐先生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最终认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但是,毛泽东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志,确实是错了,因为,在李锐先生看来,老爷他是当定了,只要做做样子,毛泽东怎么也活不过他,毛泽东一死,他照样当老爷,而且当老爷之后,他一定让那些竟敢和他平起平坐的泥腿子知道,什么才叫“老爷”。

由此可知,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创新,只会是一种“老爷”创新、“老爷”制度。

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老爷”制度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股市一跌再跌,这一切都说明,“老爷”制度该结束了。但是,“老爷”制度的结束,需要人民造反有理的制度支持,我们不说造反有理,就说被有的人崇信的美国的集体诉讼制的制度支持,需要罢工自由的制度支持,更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制度创新的制度支持。没有这些制度支持,共和国的命运堪忧。我想,那些怕毛泽东,赞诵美国民主的民主家,如果把美国的集体诉讼制、罢工自由接轨接过来,他们一定诅咒美国忘恩负义,因为,他们为美国利益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终还是让美国的集体诉讼制送上了被告席。

田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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