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以"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详细报道了“温家宝总理与美国经济金融界人士座谈美国金融危机”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谈到扩大内需时，温家宝幽默地说："美国是借钱消费，中国是存钱不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４８万亿元人民币，其中１８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３年的财政收入。"美方与会者听后无不感叹：美国现在储蓄几乎近零，真希望美国有中国同样的"问题"。不正是无节制的消费加上金融家无节制的贪欲导致了金融危机吗！”
我注意到温总理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储蓄达４８万亿元人民币，其中１８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３年的财政收入。同时，我也注意到温总理的前一段话，美国是借钱消费，中国是存钱不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中，不论是美国的“借钱消费”，还是中国的“存钱不消费”，都诚如温总理所言，都存在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但问题是：一，中国的存钱不消费，一方面证明中国民众对未来生存保障缺少信心，另一方面证明（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工薪阶层存款率很低，有的甚至没有存款，而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存款可言。那么，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与官方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储蓄达４８万亿元人民币，其中１８万亿是居民储蓄”中，工薪阶层和广大农民的存款比率很小，也就是说，最需要消费的社会阶层既没有多少存款，也根本不具有消费能力，而那些存款大户中，他们早已进入高消费的发达社会），中国有一个群体在满足了各方面的消费需要之后，尚有大批收入无法消费。同时也证明，中国的各方面的社会保障还根本不具有抗风险能力。二，美国的借钱消费，一方面证明美国民众对美国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证明，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足够抗拒各种社会风险。三，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美国的贫富悬殊不是一回事，因为，美国的贫富悬殊并没有危及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但中国的贫富悬殊却严重影响到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
由此可知，“中国储蓄达４８万亿元人民币，其中１８万亿是居民储蓄”不值高兴，到值得人们忧思，因为，在这“１８万亿是居民储蓄”之中，或许有10万亿以上不明来源收入。假如来源不明收入占存款的40％上下，我看这１８万亿是居民储蓄”就是将来社会暴发大范围冲突的关键因素之一。
廖子光先生在“美元体系兴衰与金融海啸的启示”一文中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达到70%以上。按照廖先生的说法，贸易依存度占GDP的比率比较健康一般应在35%左右。从70％以上这个数据中，我们能够读到更深一层含意，中国的DGP，从本质上说，大多数是为外国人做贡献了。
人们会问，为什么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的人口那么众多，反而不在中国卖，单单跑到国外去卖？这确实值得人们深思，但又不难回答的问题。在中国精英眼中，人口从来不是个市场问题，而是个负担问题。这样的思想观点，必然导致一系列错误决策。因为，在主流精英眼中，经济发展不是为国内民众平等的服务的，而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才能挣来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
发展外向型经济，如果占居了科技或制定国际规则的高端，无疑会给国内民众带来不尽的物质财富，但是，事实上却是，我国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基本丧失，只是占居生产链的低端，另一方面，我国并不具有规则制定权，一切都得听别国的，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资源和财富外流。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经济风险，不是光靠信心就可以解决的，还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战略智慧，如果光有信心，但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战略智慧，那叫盲目自信。
但如何才能化解中国的经济风险呢？减少出口量是一个途径，但是，减少出口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如何消化生产量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即需要保持一定的生产增加量，又需要确保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销售出去，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达到良性互动、有效循环的目的。物质产品卖出去靠什么？大家都知道靠得是市场。但市场是什么？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市场有千万种定义，但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我个人认为，市场的本质是人。所谓市场规模，就是人口多少，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反之，则市场规模越小。
但是，市场规模只是经济发展规模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一，消费能力。二，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在同等规模的市场条件下，由于消费能力不同，经济发展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以大众消费能力的丧失为代价，其经济发展的动力也随着大众消费能力的萎缩而逐渐丧失。
由此可知，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不是为生产、利润而生产、利润，而是“增强国内消费能力”，为生产、利润而生产、利润只会导致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增强国内消费能力”而生产，而利润，就会采取强制性措施，比如说规制社会主义，以适度超过生产能力，保持利润的合理空间，在有益于创新和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层面上，控制消费能力、生产能力、利润比率和创新及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合理比率。
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发展民众资本的最佳途径。因为，社会主义可以使资本的不可控，变成可控的，有战略、有目标、有计划的发展民众资本，壮大社会经济。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如果民众不具有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的权利，社会主义极容易变成权贵精英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说，民众拥有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管理教育、管理军队至高无尚的权利，就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经济发展问题。但是，不容讳言，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是没有很好的解决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的权利。二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战略目标、战略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基本上解决了民众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的权利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战略目标、战略计划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战略目标、战略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但也有人这样说，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个人认为，这就把问题搞颠倒了，因为，文革结束后，当时的问题是战略目标、战略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正因为文革结束后有战略目标、战略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矛盾，影响到经济发展，这才具有了改革的先决条件。如果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那就不是用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消费能力基本上是合理的，但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和调节供求关系的基本功能，加之计划管理的滞后和僵化，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机械发展的状态。
我之所以在本文中提到这个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必须导致决策上的错误选择。事实上，在我国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是，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已经成功的在精英层实施了颜色革命，导致我国价值判断标准的丧失，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在美国规则的指挥棒下，以削弱国内消费能力为代价，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卖战略产业和主权经济，使我国深深陷入危机重重、难以自拔的境地。
要改变这种状态，首要的是重新建构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完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大力增强消费能力建设。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世界各国的发展证明，消费能力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谁逾越了这道坎，谁就掌握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当然，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逾越这道坎的，有的是靠掠夺，有的则在掠夺的基础上，平均发钱，比如说日本就是后者。
我国消除城乡两元化，可以说就是为增强消费能力建设所做的努力，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世界强势资本对我国的土地早就虎视眈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对民众民主权利进行提升和规制，不化民众意志为国家意志，强行控制土地，以后在权贵精英资本的作用下，我国土地所有权将不可避免的陷入被外资控制的境地。
因此，我个人认为，我国应该在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建设的同时，加强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并采取强有力的大农业（集体化）战略，平均发钱，强制发展乡村工业，以消费为龙头，以教育、住房、医疗保障为辅助，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
有人认为，我国不可能成为从生到死的福利国家。但是，在我国的前三十年，虽然没有建构成完整的福利国家，但从教育、住房、医疗三个方面，已经构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现在看，当时的动力机制虽然还不十分完善，但已经初具规模。而我国的后三十年，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却剔除了前三十年形成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由此可知，增强消费能力不是个我国的经济能力问题，而是个为什么人的发展观问题。因为，三十年前我国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尚且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到了经济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以前解决的问题不仅没有提高，而且相反，形成了新三座大山。
为民众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增强国内消费能力，不仅是化解我国经济风险的问题，更是个国家长治久安、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如何选择呢？
田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