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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推进亚洲文明对话。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所需，更关乎中国在区域内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尽管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不亚于甚至超过其他很多区域，但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困扰。中国因此倡议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问题是如何建设？这离不开亚洲文明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明，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文明对话因此不仅是中国文明和亚洲其他文明的对话，更是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的对话。

文明对话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中国文明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个对话文明。这个对话文明表现出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和进步。很多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一方面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使命感和扩张性，即把自己的价值观扩张甚至强加给其他文明，“转化”其他文明。和宗教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文明，通过和其他文明的对话，学习其他文明来实现自己的进步。因此，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学习文明”。对话文明的主体是自己，是把其他文明的长处吸纳进来，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其他文明，更不是把自己“转化”成其他文明。

如同所有其他文明，中国文明也有兴衰；但和所有其他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和消失的文明。没有中断并不是说中国文明没有断裂过，而是说断裂之后，又重新连接上了。断裂之后能够重新连接上，这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其生生不息的根源。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文明中断之后还会再次复兴？中国文明的这个特征最吸引学术界的注意，也是学术界一直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主要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

中国文明从古代到近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这个古典阶段，中国发展出了其基本观念和制度，后来成为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古典遗产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是佛教时期（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其间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大乘佛教，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社会层面。

第三阶段为新儒学时期，从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其中新儒学在新的社会与文化中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在当时的群体基层中力求生存。

第四阶段为近代以来，在这一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国家，到今天这种冲击还没有中止。

从“对话”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有意思:

在第一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应当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思想。

在第二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佛教、儒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本土传统之间。在这个阶段，佛教成为主体，但本土思想并没有消失。佛教和本土的各种思想处于互相调适时期。

在第三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新儒家和佛家之间。在这个阶段，本土文明尤其是儒学再次成为主体，这是新儒学的功劳。新儒学成功地把佛教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在第四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冲击东方，东亚国家对西方文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在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内部对话的与其说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倒不如说是在不同西方思想之间进行。正如在第二个阶段，佛教成为主导话语，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中国。所不同的是，佛教时代仍然存在佛教和本土文明的对话，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是中国人所接受的不同西方思想之间的对话。在很多方面，使用“对话”这个词也并不确切，因为中国所面对的只是简单的选择，在西方所提供的各种思想或者主义中间进行选择，或者说不同的西方思想在竞争中国人的选择。这种情况直到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生些许改变。

中国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的互动必然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外来文明来到中国的早期，人们对此的态度更多的是反应性的。每一次外来文明来到中国，总是中国王朝处于低潮甚至社会政治秩序处于混乱时期。佛教来到中国是这样，近代西方文明来到中国时也是这样。正因为这样，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制外国文明的到来。在外来文明到达中国之后，起初人们总是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极具暴力的冲突。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文明就逐渐变得自信起来，自信到一定程度，就主动去吸收消化。在这后一个阶段，中国文明改革被动的局面，再次变为主体。这典型表现在佛教和中国本土文明的融合过程。佛教传进中国，早期也发生了诸多冲突，灭佛的事情也有发生，但最终通过互相调适，合为一体。到了宋朝，新儒学崛起，再次确立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地位，并且有机地把佛教融合到中国文明中来，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局面。

在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明到底是如何反应的，是被动的反应，还是主动的反应，这是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不过，以中国直到今天所流行的话语来看，中国的反应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并没有看到西方文明和本土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本土文明仍然被排挤在西方文明之外。

这种情况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深刻担心的。西方文明的进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断裂了中国传统的文明。如果不能再次连接上，中国文明就很难真正复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或者中国社会不再像“五四运动”之后那样，激进地对待中国本土文明，并且各种传统的思想也开始复活，但且不说传统文明能否通过类似当代被称之为“国学”的方法真正得到复活，在中国的文明对话，基本上仍然是在各种进口的西方思想之间展开的，中国本土文明还是处于“另类”状态，被视为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

人们希望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对话，而不是看到是不同西方文明继续在中国大地上的对话。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公平的对话，而只是简单的选择，甚至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清朝解体之后，经过数十年的革命，中国终于再次统一，在1949年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在经济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崛起。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未真正崛起，中华文明还未真正复兴。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强调文明的复兴。

不过，即使在整个东亚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复兴并非容易。除中国之外，在其他东亚社会，传统文明并非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而中断。人们可以假定，这些社会发生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对话。但即使如此，传统文化也并没有成为主流话语，主流话语仍是西方话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传统文化以各种方式生存下来了，但只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得以生存。学者们所说的新儒家和西方文明的对话，可能只发生在学者中间，而没有发生在政治领域。即使是在学者中间，大多数也只是用西方的方法来解读和阐述传统文化。正因为这样，在1980年代，中国学者李泽厚先生就在中国提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李泽厚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传统文明在其他东亚社会的状况，也认同这种状况。在80年代之后，东亚社会无一不是深受西方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制度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西方化。或者说，这些社会都变革成为“类西方”社会。不过，这些社会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制度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显性的和隐形的冲突。

在19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然继续。当时，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强调：“中国千万不应该想要用那种从根拔起并摧毁过去遗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解放；它只能透过中国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坏都要面对它，认为中国人的未来实植根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虽然有些中国人可能寄寓异国，并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历史所形成的条件与外观之下。对他们来说，移民异域当然是不可能的。”

钱穆先生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不过，这一告诫也适用于东亚一些社会的激进（西方式）民主化方面。对中国来说，在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上，必然要步其他东亚社会的后尘吗？如果中国拒绝类似于其他东亚社会的“西方化”民主，中国本身又能产生怎样的政治制度呢？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文明的复兴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再次复兴。今天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应该进行怎样的对话呢？如果不想进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对话，又如何追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话呢？尽管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时间，但从中国对话文明的本质来看，中华文明的复兴来自于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基础上来包容其他文明，而不是简单地拒绝其他文明。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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