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六十年的世界秩序一直以美国为核心，也一直由美国为主导。这一秩序有两个支撑点，一是美国自己，二是西部欧洲。因此，二战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外交战略的重心放在欧洲，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随之变成了支撑国际秩序的主要架构。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在某些事务中被美国所借重，但总体上它们只是舞台边缘的配角。中国不属于西方阵营，在很多时候甚至被视为威胁，因此它距离西方主导的世界舞台就更加遥远。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美国虽然在国际战略上重视亚洲，但并没有把亚洲视为外交政策的重心。
欧洲支撑点的实力削弱
但是，最近若干年来，欧洲、美国和亚洲三个地区的实力对比已经显著改变，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此消彼长。结果，欧美已经变得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和面对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世界事务和国际格局。
欧美之间的战略合作框架之所以无法有效管理新世界，首先是因为它们当初对付苏联的反应模式，无法套用到其他国际事务中。苏联解体之后，欧美联手实施的政治遏制、经济孤立和军事打压等措施，曾经比较成功地应用于科索沃战争中，但却一直无法扩展到全球事务的有效管理中。
二是因为欧美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合作机制正在失去生命力，双方联手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和效率都在减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统领和控制欧洲的关键工具，也是辐射其影响力的主要渠道。但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功能已经明显衰退。为了延续和维持生命力，北约试图将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囊括其中，继而试图向中亚扩张。但是，由于欧洲不再是国际政治的最敏感地带，致使北约再也不能借助欧洲这个舞台，来遥控和影响全球事务。
三是因为欧洲的经济实力已经今不如昔，致使它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在下降；美国也处于巅峰过后的走下坡状态，对遍布全球热点问题的国际承诺已经变成巨大的负担。欧美实力的同时减弱，意味着它们的战略目标会随之收缩，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也必然会减弱。
四是因为世界局势已经呈现出欧美未曾预料的崭新形态，包括新兴国家的崛起，包括无处不在的反西方恐怖势力，更有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新事态及其后续结果，是欧美合作机制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陌生事态，更是它无力应付的。
美国必须寻找新战略伙伴
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是世界的中心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至少在未来若干年内，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稳定作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取代的。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够公正、合理，但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渐进式改革，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但是，美国已经不能独自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重担，而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等棘手问题已经使之变得疲惫无力，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中也失去了热情和动力。布什政府当年还有能力推行单边主义，现在即便有这种冲动，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美国一直倚重的欧洲，英、法、德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已是自顾不暇。加上欧盟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分歧，更使各国的决策和行动缺乏效率。欧洲不只是缺乏有效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其政治意愿更受到内部事务的羁绊。
因此，美国必须寻找新的战略伙伴，与之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分享管理世界事务的地位，并且平等地协商制定各种游戏规则。既然不能继续指望原来的盟国，既然美国不能独自管理世界事务，那么，借助新伙伴的力量，就成了必须作出的选择。
在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近八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尝试与中国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只是为了双边层面的合作，而且更着眼于共同面对全球事务。在此过程中，美国把中国的角色定为“利益攸关者”，希望中国成为美国“负责任的”伙伴。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建立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高层对话机制，一是外交部长级的战略对话；二是副总理级别的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撇开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务实而又有远见地摸索着开展双边和全球合作的新模式。尽管这一模式还远未形成，但双方的政治意愿是明确的。假若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双方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跨越太平洋的双边合作架构，以弥补乃至取代欧美之间传统的大西洋架构。
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首要任务之一是尽快恢复经济增长，之二是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这两大任务与中国的发展目标不仅并不矛盾，反而还有很大程度的重叠。
名副其实的“利益攸关者”
作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市场，美国经济的好转无疑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同样符合中国稳健的发展目标。过去三十年，中国实力一直在稳定增强，外部原因之一，就是与美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同时也得益于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
因此，与美国一起共同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避免世界局势出现群龙无首和大逆大反的动荡局面，对于正处于“顺风”上升期的中国而言，显然是最有利的。昨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也可解释为对维护国际秩序的再次承诺。
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包括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这些差异都有可能成为破坏双方开展全球合作的障碍。相较于那些与美国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欧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合作也许确实会遇到更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能找到相反的先例。自尼克松（尼克松）以降，美国历任总统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克服或忘却了这些障碍，从而实现了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既然在过去相互为敌的时期都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理由怀疑现在和将来就不能做到。当前中美关系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需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需求。简单地说，没有相互支持与合作，中美两国所追求的某些全球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
与过去所有前任相比，即将上台的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政治成见应该是最少。因此，在对华关系上，他更应该早日拿出远见、胆识和决断，挣脱传统地缘政治和外交思维的束缚，把推进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