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三一四事件、全球华人保护奥运圣火、世界各地华人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以及四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了对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一个总体梳理和深度分析，并对国家提出有益的建言，笔者决定在奥运前先暂时停止中国崛起策II的写作，而是沿着崛起策I的前28篇继续写下去，将涉及到话语权、国际公关、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战略等议题。笔者决定，崛起策I将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再硬性规定篇数，遇到重大事件和形成新观点都将继续写下去，因此崛起策I不会有终结。
奥运会结束后，将继续崛起策II的文章，并维持原有计划，为20篇左右，涉及的是功能分化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核心篇章。
崛起策II将维持原定时间，至2009年6月左右完成。崛起策I没有终止时间，将随着中国崛起进程持续下去。崛起策II写作期间，还会穿插发表崛起策I的文章。对于这段时间停止近三个月的写作，事出有因，希望网友们见谅。
I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
著名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来解释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语意，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上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谁设定了话题后能够参与对话语的选择、分割、截取、筛选和引导，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通常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福柯2007）。现代社会中对社会边缘群体如疯癫、失范者、犯人的定义权掌握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是由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病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等组成。他们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集体协作可以定义出某些群体是否是属于社会失范的群体，进而获得了巨大的由知识而来的社会支配权力。例如当一群专家决定了某个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碍的时候，就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被监禁或是被释放）。而福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知识和科学手段对社会失范群体的划分充满着知识权力带来的任意和专断。在法院关于抚养权的争执中，当某个专家集团裁定某对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倾向而无法尽到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的时候，那么法庭判决的标准极有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专家集团集体诊断的结果，而这对父母即使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爱心抚养自己的子女，也极有可能失去抚养权。在许多现代社会个案中，专家和知识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实质是一种统摄权力和彻底的支配权力，比如病人和医生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含量在“病理治疗”这个特定的议题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此医生可以诱使病人进行一场也许本来并不需要的昂贵治疗，而病人却很难抗拒知识权威的意见。
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涯规划都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规划，我们上学、工作、退休，我们进入某个机构，我们的资料成为不同管理机构数据库中的符号，关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也可以成为不同专家研究的对象。我们成为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在前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也许还敢于反抗残暴的君权统治，而现代化社会通过一种全新的、精致的、细密的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机制使我们成为顺从者和服从者，而反抗者则被定义为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现象，为大众和普遍舆论所不能接受。
福柯在论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机制时谈到；“总之，用一种秘密的把自己的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现代社会放弃了君权任意的刑罚和惨无人道的处罚方式，却用新的符号——“知识和科学技术”——实现了对人类的另类控制。因此，福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秘密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支配关系，他写到：“但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在知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支配关系，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这种话语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一方处于知识权力“盈余”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却可能处于知识权力“亏损”的被支配地位。福柯总结到：“（科学知识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个案，个体既成为知识的客体，又成为控制的客体。而且，二者在权力——知识关系中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纠缠在一起。”（福柯2007）。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从福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社会认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学习其偏激之处，更不能因此而走向偏激。认识到社会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颠覆现代社会的秩序和科学知识技术体系，如果这样，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知识系统的运作，当然离不开知识专家集团的科学研究和规划，颠覆知识精英的“大众泛民主”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作为知识界人士，作为科学工作者，也应当时时牢记福柯“知识就是权力”和“知识就是支配关系”的深刻告诫，因而能够提醒自身在话语权背后可能对弱者的侵犯和权力支配，更当警惕知识结合权力和金钱产生的“知识统御主义”和“知识霸权”的现象。作为科学工作者，除了克尽职守以外，更应当做到不脱离社会大众，不脱离社会的检验和监督，时时慎防自身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或者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丧失科学本身的独立性。
2003年SARS疾病在一些亚洲国家流行，许多国家出现了SARS病例，代表世界卫生和疾病防御权威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的发病状况决定对哪些国家实行旅行禁令。被列上禁令名单的国家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世界隔离，成为世界孤岛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越南在出现了少量的SARS病例后，立即被世卫组织列入了旅行禁令的黑名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内部市场供需的调节足以抵消短期外部禁令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对于深深整合到世界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小国新加坡来说，短期被外部世界“圈禁”的格局却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后的一些讨论显示当时对新加坡的预警的确是被夸大了，而对一些流行于北美的新型流行疾病世卫组织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和禁令。由此引发的讨论是，作为国际卫生和疾病防御的最高权威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领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世卫组织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旅行警告可能对一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可能因为疏忽导致疾病的扩散。对确实存在的、可以根据科学研究进行量化的风险，世卫组织当然具有重大责任，但其内部运行机制究竟是怎样？一些事关小国命运的旅行禁令是如何发出来的？其内部的科学研究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科学标准和客观标准？有没有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可以想见，同样强度的高危流行病发生在缅甸和发生在美国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不打算深入讨论有关疾病和卫生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去思索，不平等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生成的，在不同题目和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和支配关系，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复杂的话语权困境时该如何应对，探讨这些议题，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业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II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支配关系
稍稍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直观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国际社会中运行着许多不同的机制，比如直观的国家利益机制和强权机制，比如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还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领域的后现代机制，然而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社会中流行的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尤其是西方世界对现代人类文明普遍的贡献比如人权、民主、竞争选举、宗教自由、文化保护等，这些逐渐在全世界扩散的世界理念，不仅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成为纯粹的世界文明机制，成为真正地对“普世人权”诚实无伪的关注，形成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各国社会发展具体动态的真实比较，反而是在文明理念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对话语权的掌握，而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正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是赤裸裸的强者逻辑，是一种更加精密的、细致的、巧妙的、而又是全面的控制关系。
应该说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的三十多年，表面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消失了，今天，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非西方世界，任何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赞扬和怀旧都会受到一致的谴责和批评。正如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一样，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政治中直观残暴的统治关系（比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别国民众生命和人道尊严的任意践踏（比如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确是大幅度减少了，即使是一场侵略战争也出现了战争直观上“慈化”的趋势，因为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屠杀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引起强烈的后果以及对于施暴者国际道义形象的严重损毁，因此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现代世界的确“文明”了许多，在权力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那种直接的军事暴力、种族暴力的确有所降低，甚至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以种族主义的口气辱骂其它弱小的国家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一定是口无遮拦者表示口误和歉意，因此直观上，世界社会的确出现了“人类共同文明”的特征。但如果仅仅据此便认为森林中的猛兽已经经过了文明的洗礼，不仅不再施加直接的暴力，反而是言辞中文明有加，因此得出肉食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的结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国际权力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因而也更加具有支配力和压迫性。在新型的国际话语权的语境中，人权、民主、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等逐渐构成了一种强者对弱者更精巧和骇人的支配关系，一种更加深刻的控制和统御，一种深入到灵魂的话语霸权，一种能够调动西方民意结构仇视某个国家的语意武器，一种能够瞬间圈禁和封锁某个民族国家的道义证据，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道德制高点。注意，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中，即使殖民者自己的内心也在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家内部的公民也在掀起公民的道德运动来结束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统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对立面，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更是延绵不绝，因为野蛮的压迫和暴力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但是，在当代西方“文明理念”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民主”和“人权”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民主”、“人权”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民主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意愿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于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大量的、反常的话语支配权就产生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独裁者”；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独裁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民主计划”；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独裁政权”，而法国支持西非独裁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被称为是“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而西方国家对自己农业产品的巨额补贴却成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国民利益”；西方国家长期肆无忌惮地掠夺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被称为“市场自由”，而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额的生产投资和发展机会却被称为“新殖民主义者”；西方世界每家每户使用汽车被称为是“工业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却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吃光了地球的粮食”。
在不同的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综合运用不同手段树立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我族类”、“没有道德”、“人权和民主难以达标”的“他者”形象和客体化的形象，通过西方世界强势的财政、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和文化优势所建立的绝对的话语权，成功地将西方媒体塑造的观点放大成为世界的观点，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塑造成为绝对的、普世的、不容有偏差的价值观，将西方世界的民意放大成为世界的公意，我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包括非西方文明相互之间的观感和看法都不免受到这样的世界民意——也就是西方世界主流民意的形塑。中国和印度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关于对方的第一观感也许是受西方媒体这个“舶来品”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和阿拉伯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相当陌生，我们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印象和观感以及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象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观点的左右，例如我们提到伊斯兰恐怕很容易联想到“本拉登”、“好战”、“恐怖主义”等，这样的印象从何而来？当然是在一个受西方价值观主导世界、受西方话语权支配的世界中产生的印象。然而我们何曾想到，在西方世界一片反恐的声音中，一片话语权绝对主宰世界和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中，我们怎能详尽了解到穆斯林在近代以来面临西方世界时所遭受的屈辱和全面的压制？我们看到的是穆斯林世界恐怖主义的上升，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当我们感觉到穆斯林世界好战的气氛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想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近半个世纪的压迫和绝对剥夺；当血泪染红了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当弱者面临强者而被剥夺话语权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为自己进行抗辩的时候，当弱者的声音永远不等量地被压制、被屏蔽、被掩盖、被歪曲、被选择、被截取以至于最后失声的时候，当强者的暴力通过一种新型的文明话语权并携带着“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印记而来的时候，弱者是永恒的话语权弱者，也是永恒的失败者。强者不仅不会产生愧疚和道德亏欠感，反而会产生道德优越和“我们是文明人”的感觉。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冲突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双方平等和理性的申述，一种真正基于民主精神的理性探讨？我们什么时候在知名的世界媒体（西方媒体）中听到阿拉伯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最多是研究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学者发出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一丝微弱的宽容和理解，但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西方意志和西方话语权支配的声音。在缅甸救灾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缅甸政府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缅甸普通人民的声音和缅甸公民社会发出的声音？当然西方让我们听到了昂山素季的声音，但那只是西方声音的延续，是西方社会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是西方本身的“回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缅甸的声音。应该承认，笔者并不认同缅甸军人政府的治理形式，也不否认缅甸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缅甸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单方面剥夺一方的话语权力，而用一种话语霸权去掩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和种族关系，我们更不应该不问任何是非就在一国面临空前灾难的时候、利用救灾时机谋取某种政治权谋、实施颠覆计划，而当这样的政治意图是以一种文明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
当人权远离真正“人权”的实质的时候，当民主远离“民主”的基本内涵的时候，当“自由贸易”越来越被工具化时候，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颠倒黑白和是非的、强者对弱者全面的统摄和肆意的讹诈。西方某些集团把“民主”、“人权”等人类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为一种奇妙的话语魔方，随着魔方的转动，这些动听的语意可以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控制力，成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挥的语言创造和肆意的语言压迫，而弱者的哀与泪、弱者人权惨遭凌辱的哀痛完全被不等量的缩小再缩小，弱者的声音完全被强权机器的洪水和自封的“世界民意”所淹没。话语权的压迫，构成了殖民主义解体以来最为沉重的压迫，成为心灵深处的奴役，成为强者实现利益最简单实用的工具，成为新兴的霸权主义结构，其背后反映的还是一种绝对的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某些力量试图永远合法化霸权统治的努力。
二零零八年，走向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危机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二零零八年的中国人，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对平等话语权的争夺，由此带来的影响，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历史，进而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中国崛起策三十将探讨中国新兴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制话语霸权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法国）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 （美国）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